然而，要思辨参透人性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人既非寻常之物，亦非寻常之生物，人是复杂性之最的物性形式，也是自为性主动性动变性之最的生物形式，而且，人性作为一种思辨对象没有直接可对应的具象物象的直观形式。人性不是具象现象，而是内在而抽象的存在属性，无可直观，无可量化与实证。具象者为物，既是空间性又是时间性存在的实在，有光色，有边界，有空间，有数量，可以直观与量化，因而，物的存在对象以及对象与对象的存在关系，是可对应的也是可确定的，是可以证实的也可以证伪的。人性则否，人性没有直接可对应的形式，人性存在于人的形式中，但人的形式不等于人性，只是人性的表观表现。人形是物，观人形者不是人学而是物学，即是经验的实证的自然科学，如关乎人体生理、病理之医学等等。但人学不是这样，人学不是识人体观人形，而是识人性观人性，而人性作为一种抽象存在的特殊观照对象，从直接性而言，实际上为无可直视无可直观，即没有直接可对应的具象对象、只具有决定这些具象对象的虚存在，但却是具有真实内容内涵，或者说具有真实属性特性的实在概念观念。也可以说，人性存在于人体人形中，但作为一种虚在的对象实在的概念，仅仅存在于思辨和观照者的抽象思维中。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存在着先天的局限，一是人性是人而非人形的特征使得玄学和物学都难于完全适境，二是人是识者又是被识者，人性是工具又是工具对象，在认识上存在着主客难分的困境，三是人性存在于人体人形中，但却难于确定其存在的载体，四是不能直观人性仅可直观人性之表现表征。
因此，古来的思想家一直在寻找破译人性之道，但却一直难于获得大的突破。虽然古人很早即在寻找何为人本人性的载体，也很早发现人心主人事，人心为人意人志的载体，但人心究竟为何，却一直未有定说。甚至在漫长的远古和近古时代，先贤们一直难于确定人心是什么，人心是人的生理之心吗？显然不是。因为古人无论从宰杀畜禽还是战争杀戮行为中，都见过生理之心，都知道生理之心不过是与血路相联的生理器官而已。很显然，这样的生理之心难主人意人志，只是主人体之生理生存而已。这样直视直观而对生理之心的理解为医学，亦为物学，即中医所谓的心主脉，西医所谓的人体生理学。但中国古人所谓“心之官则思”，其观照之心已非生理之心，即心脏之心，而是有了近现代心理学之心的内容。这样的心理之心已非实在的具象，而是决定实在的人体人形具象现象即其功能和属性存在形式的抽象。这样的“心”，既非生理之心亦非生理之脑，而是近现代以来心理学之“心”概念的源头和萌芽。西方学家总乐于将德国人冯特作为心理学之父，当然，是冯特首创近代心理学并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为近代心理学第一人，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他的学术是无源之水，不能认为古代没有心理的概念，没有对人的心理予以观照和思辨。如中国最伟大的兵学家孙子，其所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为中国古代军事学家，对敌我双方心理战的重视和心理学术的理论发现与实践。孔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心同样为心理之“心”，而非生理之心；中国古人之治国驭邦，极为重视人心的分量，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天下失”，亦属此类。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看到，对人类心理和对人性的重视和关注古已有之，只是较为原始简易，其思辨思想大都分散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尚未形成规模形成专业化的学术体系罢了。
叔本华是哲学家，但他更关心人性和人的意志，他甚至为此苦苦寻找，人的各部分生理脏器、生理组织和人性特别是意志的关系。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性器官是生命的中心，他说，“性器官比身体上任何外露的器官更是只服从意志而全不服从认识的……性器官可说是意志的真正的焦点”。叔本华认为脑是认识的代表，而认识是与意志相对立的另一极。
古人关注人性亦关注人心，是因为他们发现人心中有人性，人心中有人的行为和生存个性的全部奥秘，或者说，是人心决定人的意欲意志，决定人的行为方向行为力度等生存个性生存形式形相。他们发现人心的重要性，正如其发现人性的重要性一样。然而，发现人性的重要并非可轻易地发现人性的奥秘，人性之善说、恶说、善恶混合说，正说明破解人性之难，达成共识之难；同样发现人心存在的重要性，发现人心与人性有相当大的强关联性，也并非意味着人们在发掘人心存在奥秘中可以成功。这是因为，在古代人类学术尚处于原始之混成期，亦处于较为初级的原始状态，各门学术相互交杂分化分离尚不充分，其理论工具少而简易，除玄学以外的其他各类次级学术，尚处于与其母体和其他子体相分离的萌芽期，人类文化的成长和积淀尚处于初级阶段。这样，尽管古代的思想家已隐约发现可将人心作为发掘人性存在的载体，但他们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就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