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南路600号，这里是最近频频出圈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每周三上午，老年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李霞医生都在心理门诊出诊。
最近一段时间，李霞发现，门诊的病人中，焦虑和抑郁占了一半以上。而在18年前，李霞刚转入老年科看门诊时，因抑郁症问诊的病人寥寥无几。
“那时候的病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重度认知障碍患者，还有一类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精神病’，家人通常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才带他们来就诊。但现在，来就诊的老年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
在李霞看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公众对精神健康越来越关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此同时，公众对老年抑郁症依然存在很多误解，让老年患者难以迈出寻求专业治疗的那一步。
关爱老年人的幸福生活，重视老年抑郁症，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就有委员代表就此提出建议，提高公众对老年抑郁症的知识了解，消除偏见，开通绿色通道，早发现早治疗。
“医生，我没病，我只是身体不舒服”
李霞接待的门诊患者中，10个人里差不多有7、8个是子女叫了来看的。
很多老人热衷于看病，但对于到精神卫生中心非常抗拒。在他们看来，到宛平南路600号看病的都是“脑子坏掉的”。
“以前，来这里就诊的多是大众口中的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患者。很多老人对宛平南路600号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阶段，他们不知道思维正常但情绪出了问题的人，也可以来这里寻求帮助。”李霞说。
那些被家人带来看病的老人，见到李霞后往往会强调“自己没病”。
“很多老人和我说，医生，我没病，就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浑身没劲，胸闷、头疼、睡眠不好、吃饭不香……”
在李霞看来，这正是老年抑郁症“狡猾”的地方。
老年抑郁症经常和疾病纠缠在一起，更隐蔽也更复杂，容易被身体不适所掩盖，继而被忽略，很容易归结为“老了”。
碰到这种老人，李霞一般会问患者，是否就这些不适看过专科医生，做过相关检查。如果病人的答案是“看过了，检查也做了很多，但就是检查不出来，”那病人很可能来对地方了。
因为李霞医生的“好口碑”，有不少老年患者专程从外地赶来找她看病
根据李霞近20年的诊治经验，与其他群体抑郁症相比，老年抑郁症与身体的关系更为紧密。一方面，比起其他群体，老年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或加重身体已有的一些疾病；另一方面，有些大脑和身体疾病易共病抑郁，比如心肺功能差、帕金森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或加重抑郁症，而老年人罹患这些疾病的概率更大。
“所以给老人看抑郁症很慢，尤其初诊的时候，一个病人一般要看个半小时以上。哪些是确实的身体疾病，哪些是抑郁症引发的，哪些又可能诱发、加重抑郁症，需要弄清楚。”李霞说。
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
当然，老年人消极、疑病或者闷闷不乐，并不表示就得了抑郁症。
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
宛平南路600号画廊目前正展出的画作，也有不少表现抑郁症主题的（徐惠芬摄）
“存在抑郁情绪的老年人约有10%-25%（不同调查场景的数据略有不同），达到抑郁症标准的约占所有老年人的3.5%-5.5%。我们在上海杨浦一个社区的调查结果是，18%的老年人有抑郁情绪，和国际数据基本一致。”李霞说。
“一个人碰上不如意的事情，有抑郁情绪是正常的，但过一段时间后，这个情绪应该可以自己调节回去。如果抑郁的时间连续超过2周，出现了心情差、没兴趣、没胃口、睡不着、烦躁、觉得自己没有用，甚至想死……严重影响了生活——该上的班没法上了，以前可以做的事没法做了，很可能就是得了抑郁症。”
1月5日来看门诊的王芳（化名）第一次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求诊时，情绪就已经持续低落了2个月。
因为和邻居有了些矛盾，王芳变得对声音十分恐惧、敏感，担心被报复，满脑子都是楼上的声音。
整整有2个月时间，王芳不愿出门，睡不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一天到晚躺在床上，怕冷易哭，人瘦了10斤，甚至不想活了。
王芳一家对抑郁症并不陌生。王芳的亲家母就是因抑郁症自杀的。眼见着王芳情绪越来越低落，家人就带她来看李霞的门诊。
现在，2年多时间过去了，王芳恢复得很好。1月5日来复诊时，王芳笑着对李霞说：“感觉都挺好！也不知道自己那时是怎么想的。”
“我宁愿得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芳是幸运的，她的家人能带她及时就诊，让她走出了情绪的黑暗沼泽。如果王芳的亲家母当初也能得到有效治疗，或许也能重新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宛平南路600号画廊留言墙上，有人留言：“sunshine days(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时我们看不到”（徐惠芬摄）
但现实是，老年抑郁症鲜被舆论关注，公众对老年抑郁症认识也普遍不足。人的一些抑郁症表现，很可能被家人当成是“作”，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或关心。
身体的衰老、伴侣亲友的过世、退休后角色的转变、空巢或者居住环境的变化……这些都可能成为老人抑郁的诱因。
如果患了老年抑郁症，该怎么办？李霞的建议是，尽可能寻求专业的心理或医疗帮助，尤其是中重度抑郁症患者。
“轻度我们一般不太会开药，心理干预就可能好转；但到了中度或重度，就需要药物、心理干预等综合治疗。所以，如果病人抑郁症发作比较严重，一定要来看医生，否则可能出现自杀等严重后果。”
李霞专家组的老年科建立于1982年，为国内最早的精神科亚专科，1995年评为上海市首批医学领先专业和市医学重点学科
来看门诊的张婷（化名），就曾尝试过2次自杀，一次是吃安眠药，一次是跳楼，但都被救了回来。
尝试自杀时，张婷的情况非常糟糕：重度失眠，睡不着就老想着要上厕所，头痛，有时会恐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身上的这个病或那个病，觉得自己没用，不如死了算了，省得拖累家人，很焦虑也很绝望。
李霞很能理解张婷当时的痛苦。
曾有病人对李霞说：“我宁愿得癌。”
也有病人对李霞说：“我知道这样说不太好，但和我太太过世时那个悲伤难过相比，我觉得抑郁症更痛苦。”
李霞明白，病人的这些说法绝对没有夸张。所以对于那些送老人来看病的子女，李霞都有一份好感，“我经常说，出现在我门诊的都是孝子孝女，会关心老人开不开心。有些子女特意从外地赶过来给老人看抑郁症，真的不容易。”
“你的爱，对他/她的病无能为力”
因为年龄的关系，老年抑郁症患者就诊，往往需要家人尤其是子女的帮助。所以，老年患者是否能顺利恢复，与家人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对于那种与病人连接很深的亲属，李霞也会有些担忧。
最近，李霞就碰到了一对这样的夫妻。
“患抑郁症的是丈夫，他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我们评估下来，自杀可能性很大，所以希望他能入院治疗。”
但对于入院的建议，这对夫妻很抗拒。妻子哭着告诉医生，如果非要住院，要和丈夫一起住院。
“夫妻两人在病房住了差不多三周半时间，妻子一直十分焦虑，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不仅不利于患者恢复，妻子的心理也要出问题了，所以力劝她出院，但我担心过不了2周，她就会接他出院。”
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李霞曾碰到过这样关系十分紧密的夫妻。丈夫住院两周，病情刚有点改善就希望出院，妻子心疼丈夫，就给他办了自主出院手续，但回去第3天，丈夫就自杀了。
“要是我当时态度再强硬点，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对于病人因抑郁症发作而自杀，李霞是一百个不能接受。“不仅因为我是医生，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也是因为我知道，病人在抑郁症发作时做的自杀决定，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决定。”
有些患者在病情稳定时，会对自己的家人说：“如果我抑郁症发作，你们把窗关关牢。”
李霞经常对重症抑郁症患者家属说这样一句话：“这时候，你已经发现自己的爱对他/她的病已无能为力，那么应该选择把疾病交给专业医生，等他的病情缓解，再让你的爱发挥作用。”
音乐团体干预治疗已逐渐成为重要的精神疾病的辅助治疗，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就引入了非洲鼓治疗
市政协委员朱红：消除偏见提高识别率，早发现早治疗
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界别副召集人，九三学社市委秘书长朱红今年的提案就是《关于加强老年抑郁防治工作的建议》。
老年人属于抑郁症高发人群，而我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我国人口达到14.17亿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占比18.4%，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20%）。
在近期于上海黄浦区、奉贤区和松江区做的问卷调查中，朱红发现，有焦虑情绪的老年人3.5%，有抑郁情绪的6.5%。在中国，人们对抑郁症还存在偏见，被认为是“想太多或内心脆弱”，调查中也发现男性更不易表达情绪。老年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往往不太典型，与躯体疾病相互恶化，第一就诊科室常常不是精神科，社区医生、非专科医生对该病特点不了解，导致识别率低，容易误诊。此外，还存在治疗困难的问题，使用抗抑郁药可能会出现更多不良反应，不能遵从医嘱。
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朱红提出建议，首先，就是要提高公众对老年抑郁症的知识了解，消除偏见，科普年轻人辨识老年人的情绪变化，早发现早治疗；其次，加强对非专科医生和社区医师的培训，能初步诊断老年人群的精神心理问题，提高该疾病识别率；还要建立智能化筛查与干预工具、培养专科人才。
“要进行全转诊与多学科联盟，社区将识别出的患者转诊至专科医院，好转后转回社区继续随访，开展老年团体活动场所，重点关爱高龄、空巢、多病老年人。”朱红还提出，针对需要诊断和治疗的老人，提供医院就医就诊的绿色通道，实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目的。
来源：周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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