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时期，由于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南北割据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将诸葛亮作为“光复中原”的楷模，北方民众和官员出于对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强了对“躬耕于南阳”和南阳诸葛庐的认知和回归由于唐代南阳与襄阳已不存在汉水为界的问题，宛县也称南阳县，今隆中地区属于襄阳县也不存在任何异议所以，南阳诸葛庐与“躬耕南阳”在表述时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将隆中与“躬耕南阳”挂钩时要扯出诸如“属南阳邓县”、“不属襄阳”、“郡望说”、“汉水如何如何”等等条件来圆这个说法，故隋唐文人在谈及南阳诸葛亮时大都比较直白和简洁加上这一时期诸葛亮“躬耕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所以出现了大量记述南阳诸葛亮的诗文和碑记，一改南北朝时期只有隆中“亮家说”，没有南阳“躬耕说”的局面，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诸葛亮在南阳做了什么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诸葛亮在南阳做了什么事
在隋唐时期，由于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南北割据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将诸葛亮作为“光复中原”的楷模，北方民众和官员出于对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强了对“躬耕于南阳”和南阳诸葛庐的认知和回归。由于唐代南阳与襄阳已不存在汉水为界的问题，宛县也称南阳县，今隆中地区属于襄阳县也不存在任何异议。所以，南阳诸葛庐与“躬耕南阳”在表述时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将隆中与“躬耕南阳”挂钩时要扯出诸如“属南阳邓县”、“不属襄阳”、“郡望说”、“汉水如何如何”等等条件来圆这个说法，故隋唐文人在谈及南阳诸葛亮时大都比较直白和简洁。加上这一时期诸葛亮“躬耕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所以出现了大量记述南阳诸葛亮的诗文和碑记，一改南北朝时期只有隆中“亮家说”，没有南阳“躬耕说”的局面。
“南阳说”诗作方面如杜甫有《武侯庙》名诗，其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之句。胡曾的《咏史诗•南阳》也有“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的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最为景仰诸葛亮的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并分别写下了《襄阳曲四首》、《襄阳歌》和《南都行》等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在《襄阳歌》中，李白提到的历史名人中有晋朝的名士山简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阳名胜岘山“堕泪碑”等，但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仅提到了陶朱公范蠡、百里奚等南阳历史名人，还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还在一首以诸葛亮自述的《留别王司马嵩》诗中感叹道：“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南阳而不是襄阳的历史名人。另外，李白还曾做《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中有：“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垄亩躬身耕。”另外，白居易有“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刘禹锡《陋室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许浑的《南阳道中》有“荒草连天风地动，不知谁学武侯耕”之句。汪遵的《咏南阳》:“陆困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文章方面有严从在《拟三国名臣赞序》称“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论》称：“昔诸葛亮拥膝南阳，为‘梁父吟’，自比管乐，州平、元直以为信然，虽涯量可窥，而遗迹可见”。
碑刻方面现有仍存的成都武侯祠大门左侧碑亭中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该碑是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刻建。该碑由剑南西川节度使掌书记裴度撰文，营田副使、成都府少尹柳公绰书丹上石，著名刻工鲁建镌刻，文章遣词精丽堂皇，书法端严蕴藉，镌刻刚劲有力，故有“三绝”之称。该碑也是成都市区现今的地面文物年代最远的石碑。该碑云：
“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简策，大名盖天地，不复以云。当汉祚衰陵，人心竞逐，取威定霸者，求贤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择主而后动。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
因为唐代的南阳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理概念，就是指现在的南阳市区，所以，这是迄今可以见到的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另有唐刑部员外郎侍御史沈回的《蜀丞相诸葛武侯新庙碑铭》称：
“伊昔武侯，宛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称：“胥字南阳，坚卧待主，三顾缜说，群雄粗定。”《中州杂俎》也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
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树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高阳华里”即高阳县华里村。高阳县，《魏书·地形志》记载：置于北魏永安中，废于北齐。《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记载：“魏高阳县，治平顶山东，北齐废。”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
同一时期，未发现有存世的“襄阳说”唐碑，丁宝斋先生编著的《隆中志》有辑自《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五孙樵的《刻武侯碑阴》，内有“盖激备隆中以天下托”之句。（对该碑文的考证见后文《南襄两地武侯祠之立庙与碑刻》）诗作方面该志收录有崔道融、岑参、胡曾的4首诗作。其中，仅崔道融的《过隆中》“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崔道融在隆中所作。但随后收录的岑参《诣先主武侯庙》：“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就值得商榷了。该诗见《全唐诗》第一百九十八卷七十一首，从诗名和内容看不出岑参是在何处所作，也未提隆中之词语，但丁先生将他收入《隆中志》，显然是认为此诗是写于隆中了。但事实是这样吗？岑参(715～770)，南阳人。天宝进士，曾随高仙芝到安西、威武，后又往来于北庭、轮台间。官至嘉州刺史，卒于成都。有《岑嘉州诗集》。此诗作于岑参晚年，按《岑嘉州诗集》顺序排列，此诗前有《东归晚次潼关怀古》，后有《司马相如琴台》、《赴犍为经龙阁道》的诗作，故该诗应该是他由长安赴成都的途中在今勉县的武侯祠所作，绝不可能是在隆中所作。如果岑参的诗还有些含糊的话，那丁先生随后收录的胡曾的《隆中山》两首问题就更大了。其一：“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主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见《隆中志》第101页）按《隆中志》的观点，这两首诗名《隆中山》，肯定是在隆中所作，是在咏吟隆中的孔明遗迹。但第一首诗我们在前文已经引用过，是收入《卧龙岗志》的同为胡曾的诗，南阳所收该诗的名称为《咏史诗•南阳》。这就针尖对麦芒了，同一首诗，同一个人，两个名称，两个地点。肯定是一个真，一个假，孰是孰非？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难解决，查查这首诗的来源《全唐诗》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为《咏史诗•南阳》，第三十首为《咏史诗•渭滨》，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两首胡曾的诗，但名称不是“隆中山”，而是“南阳”和“渭滨”。显然，《隆中志》在胡曾诗的收录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的错误手法，误导了读者。
《隆中志》在胡曾诗收录上所采用的手法使我们想起了同为襄阳人的习凿齿，习老先生经常自造“历史”的做法弄得裴松之老先生都很无奈。有网友在《“沔之阳”诸葛躬耕地》的博文里提供《三国志》裴注史料曰：《魏书·王凌传》注中，裴先生对《汉晋春秋》的记载很是不满，说到“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蜀书·董允传注》中，裴夫子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我随即查了一下《三国志》，裴注果然有此语。）该网友接着说：“不可否认，习凿齿作为一位心系民众、忧国忧民的史学家，其不畏强权，坚持正义；尊崇先贤，捍卫正统……可以说，习凿齿的某些精神对我们今天弘扬社会正气、爱国爱人民是一致的，其身上的闪光点对当代人仍有较好的指导意义。但是，尽管我们今天不提倡上纲上线，也不得不说：习凿齿的某些治史态度，诸如否认曹魏政权，‘自造’历史，有时罔顾事实、史评全由己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史观，不值得我们提倡。所以，对其著述，我们还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一个普通的网民对习凿齿的认识尚有如此严谨的科学态度，为什么我们有些“专家”就把握不了这种态度，非要口出那么绝对的话语，非要用这种“改头换面”、“移花接木”的手法去为地方争利益吗？用科学的态度就不能争吗？希望“襄阳说”的朋友千万不要给我们解释说，“胡曾所言之‘南阳’，意指隆中，意指他没去过南阳，一直在襄阳活动”。如此，我们真要晕过去了，唐代的“南阳”能“意指”隆中吗？不过，如果“襄阳说”的朋友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此胡曾咏史诗之名确为《隆中山》，我们也乐于承认，毕竟一首诗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拿不出证据，最好尽快将这两首诗从古隆中和其他宣传资料上撤下来，以免贻误游客和后人。
当然，在我们的争论中，诗文的史料价值要远远低于正史的记载，因为文人的“发思古之幽情”多是“触景生情”，走到哪里就会思咏哪里，难免有人云亦云之嫌。南阳交通便利，离长安、洛阳较近，留下的诗作较襄阳为多也在情理之中。而碑文中的一部分则是“应景之作”、“政绩之作”，立在哪里就会肯定哪里，即便是立在第三地的碑刻，也多是泛泛而谈，这些文人对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并无认真的考证和研究，把他们的诗文作为认定诸葛亮躬耕地的史实依据，实际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诗作和碑文反映了大一统的唐代对诸葛亮躬耕地的认知不同于分裂的南北朝时的社会现象，一是回归了对“南阳”的认同，二是不再偏激的只认定一处。我们引用这些诗文，只是在证明后人对诸葛先生的追思之情，证明社科院历史所所作的：“历史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岗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的结论是毫无道理的。
最后，引用《全唐诗》收录的唐代诗人胡曾的4首在襄阳的咏史诗供大家欣赏，以证明他真的去过襄阳，但偏偏就没写“隆中山”：
卷六四七（25）《咏史诗•汉江》胡曾
汉江一带碧流长，两岸春风起绿杨。借问胶船何处没，欲停兰棹祀昭王。
卷六四七（47）《咏史诗•檀溪》胡曾
三月襄阳绿草齐，王孙相引到檀溪。的卢何处埋龙骨，流水依前绕大堤。
卷六四七（94）《咏史诗•岘山》胡曾
晓日登临感晋臣，古碑零落岘山春。松间残露频频滴，酷似当时堕泪人。
卷六四七（121）《咏史诗•邓城》胡曾
邓侯城垒汉江干，自谓深根百世安。不用三甥谋楚计，临危方觉噬脐难。
图片源于网络，文/石小生。
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