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正值新旧交替之际，新思想与新文学漂洋过海，在这片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地上，培养出难以复刻的一代人。
十步之泽，必有芳草。民国的才子如过江之鲫，兼具旧时国学底蕴与西洋之新思想，费孝通便是其中之一；民国的才女才学兼备，蕙质兰心者有之，杨绛便是其中之一。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自己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女朋友看不起自己。而这“女朋友”指的正是杨绛。
可杨绛却说自己的一生从初恋到结婚，唯一的伴侣只有钱钟书。费孝通只是普通朋友。那么费孝通与杨绛两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1923年，13岁的费孝通还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小孩，他的母亲害怕费孝通升上中学后被其他男生欺负，便拜托振华女中校长，让费孝通进女中求学。
当时费孝通是百般不愿，自己是男生怎么能进女校，可母亲硬是将他带了进去，也就此，他遇上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书香门第，这样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长大的杨绛，饱读诗书还透着那么一股子灵气，正是最可爱不过；而费孝通诞生于吴江区一个书香世家，同样是满腹经纶，却因性格内向，自带一种“憨”气。
当时12岁的杨绛天真烂漫，古灵精怪，遇到本就腼腆的费孝通，便热情地邀请他一起玩游戏，可费孝通只一味笑着，而不玩游戏。
杨绛为了逗这位“呆”朋友，便用树枝在沙地上给费孝通画了一个胖嘟嘟，嘴张着的丑像，再朝着费孝通问：“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不作声，只是憨笑。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情窦初开的年纪遇上了钟意的人，想来那时的费孝通正体会初沐爱河的快乐呢。可对当时的杨绛而言，她实在不明白这位“呆”朋友在开心些什么。
时光飞逝，中学毕业后，杨绛本打算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奈何清华大学当时未在南方开放招生名额，她只好转投了东吴大学，费孝通与她便又成了同学。
老友相逢，自然让人开心，费孝通已经长成了翩翩君子，杨绛也是亭亭玉立，但当时的费孝通正攻读医学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而杨绛依然想前往清华大学继续深造，故两人交集不多，费孝通只能把爱慕默默放在心里。
可像杨绛这样优秀的女子，总是不乏追求者的，年轻气盛的费孝通，只得在男生圈子中放话：“我跟杨季康（杨绛原名）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期望用这句话吓退那些追求者。
也不知怎的这话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成了男朋友宣示主权一说，话传到杨绛耳中，未经情事的杨绛只回答：“我四年间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了，期间也没见过他一面半面。他认识我什么呀！”
从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回答可以看出，襄王有梦，神女无心。也许费孝通一直未能表白也是害怕被拒绝后，两个人朋友都做不成吧。
1932年，杨绛和同学结伴离开东吴大学前往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校园所在）求学，出了北平火车站后，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探头探脑的，原来是第三次来接站的费孝通。
燕京大学
当时费孝通正在燕京大学社会系学习，听说有同乡要来，其中还有杨绛，便自觉准备接站。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费孝通在前两次接站都扑了个空，但坚持来接，这第三次才接到了自己的“女神”，总算是得偿所愿了。
众人走在前往燕京大学的路上，简单寒暄后，费孝通问杨绛是否打算在燕京大学求学，可杨绛并无在燕京大学就读的意思，她依然坚定自己的清华梦。
北京的初春，春风徐徐，杨绛轻松通过了入学考试，并以借读的身份进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外国语系的研究生。
02 有缘无分成故交，君子之交淡如水1932年3月份，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门前，杨绛见到了老同学孙令衔，孙令衔将自己的表兄，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钱钟书，介绍给了杨绛。
杨绛与钱钟书的相遇用一见钟情来形容最合适不过，向来眼高于顶的才女与震惊校园的才子，两人一见面便如宝黛初见一般，仿佛已经认识多年。
杨绛和钱钟书
可无意做媒人的孙令衔很快便打破了这场见面，她告诉杨绛：“这是我的表兄，已经和家里的小表妹订婚了。”
又告诉钱钟书：“这是东吴大学的才女杨绛，追求者甚多，不过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介绍仿佛一个晴天霹雳，但两人并未放弃，向来高傲的钱钟书主动写信给杨绛，约她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约会。
两人见面后钱钟书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就此确定恋爱关系。
确定关系后的杨绛写信告诉费孝通自己有男朋友了，费孝通接到信后当即约杨绛见面。
杨绛带着两个女伴前来赴约，费孝通情急之下说出：“季康，我更适合你。”
杨绛也坚定地回答：“你要是执意这样，我们只能绝交。”
费孝通想到自己和杨绛的第一次见面，一直到现在已经有男朋友的杨绛，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错过了这个小姑娘呢？
费孝通想哪怕不是以男朋友的身份也好，只要两人还是朋友便好，于是在两个女伴的见证下，杨绛与费孝通互相约定，此生只做普通朋友。这场从少年到青年的暗恋，就此画上句号。
费孝通的生活还在继续，一次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聚会上，费孝通遇见了王同惠，师出同门的两人聊到了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并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激烈的争论让两人都对彼此留下了印象。
费孝通在专业上有自己的坚持，为了成功说服这个和自己争得不可开交的师妹，他就精心挑选了一本讲人口问题的著作，并将这本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了王同惠。
费孝通的本意是想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但圣诞节收到礼物的女孩哪有不心动的呢？更何况这件礼物还是自己喜爱的专业相关的书籍，王同惠被打动了，后来两人在学术上交流越发密切，更进一步地开始关心对方的生活，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费孝通和王同惠
1935年毕业前夕，费孝通与王同惠得到了一次去广西大瑶山对瑶民的生活习性与特征进行社会调研的机会，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去实地检验、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可以说是一次不错的机遇。
在学术上互相欣赏，生活上逐渐契合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我们结婚吧！”一来两人心灵相犀，可以将这份情谊以夫妻之名再升华一下，二来路途遥远，两人结为夫妻路上也好相互照应。
于是那年夏天费孝通风度翩翩，紧张地等待王同惠的到来，王同惠身着白色婚纱，缓缓向费孝通走去，两人在未名湖畔彼此宣誓，交换戒指，这一段才子佳人的美好故事正式开场。
同年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庙堂巷家中大厅举行婚礼，在娘家的结婚仪式采用西式，文明结婚。迎娶到无锡钱家后，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来。两人婚后立刻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继续两人的学术梦。
杨绛与费孝通两人就好像海天相接的一条线，他们看似重合过，其实一直是两条平行线，两人都在继续各自的追求与生活。
杨绛与钱钟书，在出国后，面临了婚姻生活的第一个考验——家务。杨绛与钱钟书从小养尊处优，这次出国前往英国和巴黎求学，生活上没专人照料，可家务仍是要料理的，这可怎么办呢？
对比钱钟书在文学上的才能，他的家务能力可以说为零，在遇到杨绛前，他甚至连表带都不会系，此时蕙质兰心的杨绛便主动承担了家务，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到洗衣换灯泡十项全能的家庭小能手。
杨绛很快适应了家务，并全力支持钱钟书，如果没有这位能干的妻子，也许钱钟书求学期间会没有一件可穿干净衣服。
1937年，杨绛生下女儿钱瑗，身体虚弱的她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钱钟书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妻女，并“汇报”家里的情况。
第一天，钱钟书告诉杨绛，自己不小心把墨水洒了，洒在了床单上，但是自己也不会洗床单，杨绛告诉他没关系，等她回家来洗。
第二天，钱钟书告诉杨绛，自己用台灯时，家里的台灯不知道为什么不亮了，杨绛告诉他不要紧，等她回家来修。
生活上的钱钟书面对家务真是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幸得和杨绛结为夫妻，也难怪钱老会说杨绛是最贤的妻了。
而费孝通与王同惠在前往大瑶山调研时，面对的问题则不仅是生活上的累了，所幸两人结伴同行，互相照顾，新婚燕尔正是甜蜜的时候，可他们不知道，前方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他们……
1935年12月，王同惠与费孝通在艰苦的跋涉后，来到了大瑶山，在被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瑰丽震惊的同时，他们也面对无数地理环境隐藏的危险。
大瑶山的腹地环境原始粗犷，山峰险峻，激流奔腾，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不是常年生活在这里的瑶民可不敢轻易进山。
为了完成社会学的调研，两人来到大瑶山附近村庄，与村民深入接触，面对外来的陌生人，村民们心存警惕，但费孝通夫妇二人的真诚与善良打动了村民，村民的反馈也为广西的实地调查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一天晚上，王同惠悄悄地告诉费孝通，她怀孕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对妻子身体的关切交织在一起，费孝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接下来的调研需要跋山涉水，大瑶山的山路难走，费孝通提出让妻子先行返回北京休养，可王同惠希望继续陪在丈夫身边，完成这一场对两人来说意义非凡的考察。
王同惠最终留了下来，可悲剧的伏笔也悄悄埋下了。就在他们搜集完古陈村的资料，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罗运村时，进入大山的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系，费孝通误入瑶民设下的“虎阱”，被石块压住。
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却发现丈夫的腰部和腿部已是血肉模糊，她只能独自向森林走去希望能走出森林向外求援，谁知这一去，他们夫妻便是永别。
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痛到晕厥的费孝通，而费孝通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村民去寻找自己的妻子。村民们打着火把连夜搜山，一直到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才108天。
如果说杨绛是费孝通少年时期的第一次喜欢，那么王同惠则是第一个教给费孝通何为爱的女人。爱之深痛之切，他恨不能随妻子一起离开，可意想不到的是，当时重伤的费孝通一次次被医生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也许是王同惠舍不得吧……
费孝通在医院疗养期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在妻子死后，他打定主意与妻子一同埋葬在瑶山里，可妻子的遗愿未了，他决定带着妻子的那份愿望活下去。
费孝通出院后，便将当年王同惠在瑶山实地考察的资料整理成书，作者署名王同惠，或许这便是对他们这次瑶山之行，最好的纪念了吧。
1939年，费孝通经大哥费振东介绍，结识了孟吟，孟吟其人，虽然没有杨绛和王同惠的才气，却单纯朴实，殷勤好客，喜爱劳动，这正是与研究中国乡村的费孝通适配的。
费孝通与孟吟相遇后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濡以沫，尝尽酸甜苦辣，携手相伴，共度人生浮沉。
1979年，钱钟书与费孝通同为访美学者，这是昔日“情敌”时隔将近五十年的第一次见面。两人相遇时钱钟书形容两人像《围城》里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为了同一个女子争风吃醋，是“同情人”。
过去的事早已过去，两人同行相处融洽，谈笑风生，费老主动给钱老送邮票，还会提醒钱老给杨绛写信。费老不知道的是，钱老会将所有事情写成日记，回国后再把日记带给妻子杨绛看。而费孝通与杨绛成为他们当时约定的，再普通不过的朋友。
1994年孟吟病逝，费孝通感慨万千作悼亡诗，将爱妻火化后，把爱妻的骨灰洒在了他们两人最热爱的那片太湖里。
1998年钱钟书病逝，杨绛在钱钟书去世后，一直致力于整理丈夫的著作，在整理的过程中怀念丈夫，也许是她最大的幸福。
钱钟书过世后，费老开始登门拜访杨绛，两人探讨学术，此时的费孝通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杨绛也明白他的心意。
在费孝通临走时，杨绛送他下楼，并告诉他：“楼梯难走，你莫要知难而上”。
费孝通读懂了这句话的意思，如同当年的傻小子一样，憨笑一下，此后再没登门，再也没来往。你是我最普通的朋友，也是我年少时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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