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颇常见,如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胜枚举,无不是由于风格相近或属同一流派。惟独李白和杜甫,风格截然不同,却连得比谁都紧;历代论家评李必及杜,评杜必及李,几无例外。

李杜齐名在历史上起于何时?《旧唐书》载:“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不足信,那是刘昫上了元稹的当(他判李白为山东人亦由元稹传讹)。

李白在世时已经名扬四海,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杜甫所可比拟,李阳冰评李白:“千载独步,惟公一人”(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未及杜甫;殷璠于天宝末选《河岳英灵集》未收杜诗,也是个证明。直到中唐,苦吟派诗人孟郊还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孟郊《读张碧集》),也还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过了不久,随着社会情况和文学潮流的变化,到了比孟郊年轻的白派诗人眼里,情况才发生变化。杜甫诗名显赫,肇自白派诗人的揄扬,一下子便凌驾李白之上。李杜齐名实际上是由抑李扬杜开始。

宋人每以元稹为抑李扬杜老祖宗,原因是他那篇《杜君墓系铭序》被五代人刘昫写进了堂堂正史。

其实元稹背后还站着更大的人物,便是白居易。白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所谓“风雅”系指诗歌内容,“覼缕格律”则指诗歌形式;白居易认两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

元稹抑李扬杜侧重形式,认为李白乐府歌行尚可差肩于杜甫;至于在“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属好律切、脱弃凡近”方面,李连杜的藩篱也够不着,不用说登堂入室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述《书》和《序》中对屈原也不无贬抑,白居易说:“河畔之吟归于怨思”、“得风人之什二三”。元稹也说:“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所谓“怨思”、“怨愤”都是贬辞。白派诗人一向把《诗经》当作自己的典范和衡量历代作品的楷模,而他们对《诗经》的理解则全由汉儒影响,如“干预教化”、“补察时政、导泄人情”之类,毫无创新。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诗经》——主要是《风》和《雅》——本身便是古代乐府诗,从形式上看,倒是擅长乐府歌行的李白离它近些,善于“覼缕格律“的杜甫离它远些;另一方面,“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也并非杜诗精华所在,后世元好问在《论诗》中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这个批评颇中肯。

再说,元稹所指杜诗特点“属对律切,脱弃凡近”,也并不符合白派诗人自己的主张和诗风。不过,话说回来,白派诗人的抑骚扬风和抑李扬杜又是很有见识的。我们现在称之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创作方法,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两种传统的。白派诗人已经感觉到两种传统的存在,并加以区分。虽然他们对《诗经》和杜甫的理解有偏差,但在关心民生疾苦、重视文学真实性和思想性这些重要方面,他们同《诗经》和杜甫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代表另一传统的屈原和李白、他们在别的场合也颂扬。

元白固然是继承了《诗经》和杜甫传统的现实派诗人,可是还有许多别的现实派诗人,在李杜优劣问题上并不采取同样立场。例如晚唐诗人皮日休,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现实派,其文学主张和白居易一脉相承,但他不惟不抑李,反而在李杜并重当中流露出明显的偏李。还可以从相反方面举例,如宋代大家苏轼,应当算是浪漫派,其诗词风格深受李诗濡染,然而他却卷入了北宋甚嚣尘上的诋李大合唱。皮日休的偏李和苏轼的诋李,显然都不是出于艺术风格的门户偏见。还有比艺术偏见更起作用的政治偏见。

历史上的抑李扬杜,主要在宋代。王安石编杜、韩、欧、李《四家诗》,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这个奇怪次序引起种种传说。据载王安石说过这种话:“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或云:“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寥寥语,对李白的曲解姑置不论,倒是活现出十足的卫道家面目。陆游《老学庵笔记》尝疑其依托,非王安石本意。无论说者是谁,这种见解被当时各种诗话文评展转引录,流传广,影响甚大。宋人诋李,此其滥觞。同时另一位大家苏轼的意见有点蹊跷,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是李杜并称。又说:“古今诗人多矣,而惟称杜子美为首”(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这是独重杜甫。

他写的《李太白碑阴记》开头便说:“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旋又称李白使力士脱靴“气盖天下矣!”对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大加赞赏。这种矛盾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双重性:既是一个大诗人,又是一个终生从政的老官吏。

他的兄弟苏辙讲得更透彻:“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苏辙《苏栾城集》)

对于李白从璘一节,苏轼还曲为开脱,说是“当由胁迫”,苏辙干脆说是“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下面接着说:“杜甫有好义之心,李白所不及也”,证据是李白写过“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对汉高祖太不尊敬,“其不达理也如此!”可见,所谓义理,不外乎“君为臣纲”之类。

南宋大家陆游的观点亦类苏轼。他在《读李杜诗》中对李杜并极推崇,“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在《示子韦》中亦云:“数仞李杜墙,常恨少领会”。可是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白识度甚浅……世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也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李白有所贬抑。在当时许多诗话文评当中,抑李扬杜更成时尚,如北宋论家葛立方便认为:“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南宋初有个“人品经济炳然史册”的大人物李纲,则认为杜甫诗“质胜文”,李白诗“文而无质(宋李纲《书四家诗选后》),可谓言简意赅。下面赵次公和罗大经的话,可视作李纲观点的阐明。赵次公曰:

“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幻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宋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略》)罗大经说亦相类:“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爱国爱民,岂可同年语哉!”(《鹤林玉露》)

由上可知,宋人抑李扬杜在“质”不在“文”,他们总是极力诋毁李白的人格和作品内容。其实,别的暂且不讲,就说忧国忧民吧,李白于杜甫至少无逊色,他不但有作品,还有行动。可是人家不承认,你的作品是“豪侠使气”、你的行动是“从逆”

〞亦何补于教化哉“!

与抑李扬杜一派并行发展的,历史上还有主张李杜并重,不可轩轾一派,其始祖是和白派诗人同时的韩愈。白派诗人的抑李扬杜论刚出笼,便遭到韩愈的迅猛反击:“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那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前人多以这番话为针对元稹,恐非是。此诗题《调张籍》,又指斥“群儿”,可知针对一群人,即包括元、白、张在内的白派诗人无疑;诸人中唯张籍以诗文与韩愈过从,故韩诗题《调张籍》。

韩愈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杜牧说“李杜泛浩浩”、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李商隐《漫成》),便都是并重。现实派著名诗人皮日休对李杜也是并极推崇,还似乎有些偏李,曾于《刘枣强碑文》中痛快淋漓地抒发过对李白的景慕。又《七爱诗》中评李云:“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同时另一现实派名家杜荀鹤过李白墓时也曾感叹道:“青天明月夜,千古一诗人!”(杜荀鹤《经谢公青山弔李翰林》)吴融亦云:“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吴融《禅月集序》)要之:白派诗人的观点于晚唐了无影响,倒是韩愈的观点很有影响;至于有人偏重李白或独重李白,则系沿袭白、韩之前的传统观点。

宋代虽说是抑李扬杜极盛,却也有反潮流者,其中最得注意的是南宋著名论家朱熹和严羽。“理学大师”朱熹谴责李白从璘“没头脑至于如此!”(见鹤林玉露》)但主张“作诗先看李杜,如士治本经”(《朱子语类》),于李白不惟无贬辞,还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朱子语类》),比较苏轼所谓“太白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苏东坡集》),他的见解更高明一些。

后世杨慎、屈大均称李白为“诗圣”,盖由此发明。严羽更是个对诗歌形象思维具有真知卓识的杰出论家,他标举盛唐,推尊李杜:“诗之极至有一日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宋严羽《沧浪诗话》)明确主张“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并作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较,对明、清论家启发很大。惟其论诗独重艺术,于思想内容绝少涉及,这个弱点也影响了后世。

金元之际李俊民、元好问,元季方回、赵孟頫、马祖常、宋无、范德机,明季宋濂、高启、李东阳,清季钱谦益、吴伟业、郑日奎、宋琬、魏裔介、缪曰芑等人,于李杜均极推崇,无所优劣。

值得介绍的是明代有几位重视唐诗研究的诗话作者,他们受严羽启发,主张李杜各有所长,未可轩轾。如著名论家王世贞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艺苑卮言”)

同时另一位论家胡应麟云:“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唯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唯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明胡应麟《诗薮》)这些议论虽然局限于风格、体裁、技巧范围,绝少涉及思想内容,论点也并不完全中肯,但比起前人的笼统评价来,确实进了一步,对于我们了解李杜的各自特色有所启发。清代论家王士祯、沈德潜、袁枚诸人因各树一帜、另有标榜,于李杜议论不多。

除了以上所说抑李扬杜和李杜并重两派以外,历史上还有扬李抑杜一派。王世贞曰:“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耳传。”(王世贞《艺苑卮言》)以为扬李抑杜自杨慎始,不确。远在北宋初年,徐积在《李太白杂言》里便说:“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花葩玉洁、清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缧绁,当须荦荦不可羁;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清耸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鹘!”《四库目录》评徐:“积好行坚苦卓绝之行,不甚合中道,其文奇谲恣肆,不主故常”,可见此公和李白有相通处。正因为“不甚合中道”,他的上述见解在北宋文人中并未引起注意。

元代既没有抑李扬杜论,也没有扬李抑杜论,可是却有人于并重李杜中流露出对李的偏爱。清人宋荦《元诗选序》谓:“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多少有点道理。元季诗人当中,如刘秉忠、萨都刺、周权、宋褧、白珽、王恽诸人,便都对李白高度评价而未及杜甫。这种倾向到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基、张以宁、舒逊、詹同、徐贲、王彝、方孝儒、高棅、沈周、杨慎、陆深、王宠、宗臣、王叔承、王穉登、李贽以及杂剧作家邱濬、梁辰鱼等,便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李白,并有人提出明确的扬李抑杜论。

如果说宋代是抑李扬杜盛行的时代,明代便是扬李抑杜盛行的时代。不过,从下面的举例即可看出:明人的扬李抑杜不像宋人的抑李扬杜那样给人鲜明印象,原因是明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宋人不同,不是重政治,而是重艺术,因此他们的抑杜便不可能像宋人的抑李那样达到诋毁程度。明初可以方孝孺的评价为例:

“泰山高兮高可夷,

沧海深兮深可涸,

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

世人熟得窥其作?

我言李白古无双,

至今采石生辉光!”(弔李白)

也曾将杜甫与李白并提:

“举世皆宗李杜诗,

不知李杜又宗谁?”(论诗)

他写过许多歌咏李白的诗文,对李白纵横豪放的天才和人格推崇备至,却未涉及杜甫,也未写过单独歌咏杜甫的诗文。明代著名学者杨慎也是偏爱李白的人,尝称“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周爱庵诗选序)、“公之诗泣鬼神、冠古今矣”(杨慎《李白诗选题辞》)。他于李杜优劣持论不一,一会儿说“韩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杨慎《升庵外集》)此系并重。一会儿又说“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愦愦!”(《升庵外集》)则又主张李优杜劣。

晚明李白崇拜者中可以王穉登为例,尝云:“予平生敬慕青莲,愿为执鞭而不可得!窃谓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明王穉豋《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他公开为李白从璘辩护,认为李白从璘比之杜甫流离秦陇、王维陷敌获免更要光明磊落。这显然是针对宋人诋李而发。

和王穉登同时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在《李白诗题辞》中也曾充分表达过他对李白的特殊尊崇。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也是抑杜伸李的代表,曾称颂李白曰:

“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釆石题太白祠》其一)

屈尝以屈原后代自詡,称颂李白也和他先人

“乐府篇篇是楚辞,湘累之后汝为师”。(《采石题太白祠》其四)

又周在浚《送屈翁山返岭南》诗有“先生奇绝处,直似李青莲”句,注云“迂翁山如遇太白”,由此可见屈对李仰慕之情状。晚清龚自珍平生酷嗜《庄子》《离骚》,于李白则云:“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其思想性格和作品均深受李白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崇拜者中间做大官的很少,即如以上列举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孝孺和杨慎固然是有名的文臣,可并非掌权的显宦;王穉登是个国子监诸生;李贽只做过州佐县吏;屈大均终生不仕,并曾削发为僧;龚自珍则一生困厄下僚,暴卒书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大都身世不幸,并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方孝孺之尽忠建文不足称道,但他敢于反抗永乐,以至身殉,被夷十族,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应算是个有节气的人;杨慎以直谏犯上,远谪云南至死;李贽被目为“异端”,屡受迫害,死于狱中;屈大均入清不仕,大义凛然,并曾亲身参与反清起义;龚自珍冲破封建传统,积极要求变革,不愧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先驱。

以上将历代李杜优劣论整理出一个梗概,一般说来,因时代而异,因人而异。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李杜持论不一,有助于我们了解李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的对比(历代对李白杜甫的评价)(1)

李白与杜甫的对比(历代对李白杜甫的评价)(2)

李白与杜甫的对比(历代对李白杜甫的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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