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颇常见，如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胜枚举，无不是由于风格相近或属同一流派。惟独李白和杜甫，风格截然不同，却连得比谁都紧；历代论家评李必及杜，评杜必及李，几无例外。
李杜齐名在历史上起于何时？《旧唐书》载：“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不足信，那是刘昫上了元稹的当（他判李白为山东人亦由元稹传讹）。
李白在世时已经名扬四海，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杜甫所可比拟，李阳冰评李白：“千载独步，惟公一人”（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未及杜甫；殷璠于天宝末选《河岳英灵集》未收杜诗，也是个证明。直到中唐，苦吟派诗人孟郊还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孟郊《读张碧集》），也还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过了不久，随着社会情况和文学潮流的变化，到了比孟郊年轻的白派诗人眼里，情况才发生变化。杜甫诗名显赫，肇自白派诗人的揄扬，一下子便凌驾李白之上。李杜齐名实际上是由抑李扬杜开始。
宋人每以元稹为抑李扬杜老祖宗，原因是他那篇《杜君墓系铭序》被五代人刘昫写进了堂堂正史。
其实元稹背后还站着更大的人物，便是白居易。白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所谓“风雅”系指诗歌内容，“覼缕格律”则指诗歌形式；白居易认两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
元稹抑李扬杜侧重形式，认为李白乐府歌行尚可差肩于杜甫；至于在“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属好律切、脱弃凡近”方面，李连杜的藩篱也够不着，不用说登堂入室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述《书》和《序》中对屈原也不无贬抑，白居易说：“河畔之吟归于怨思”、“得风人之什二三”。元稹也说：“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所谓“怨思”、“怨愤”都是贬辞。白派诗人一向把《诗经》当作自己的典范和衡量历代作品的楷模，而他们对《诗经》的理解则全由汉儒影响，如“干预教化”、“补察时政、导泄人情”之类，毫无创新。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诗经》——主要是《风》和《雅》——本身便是古代乐府诗，从形式上看，倒是擅长乐府歌行的李白离它近些，善于“覼缕格律“的杜甫离它远些；另一方面，“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也并非杜诗精华所在，后世元好问在《论诗》中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这个批评颇中肯。
再说，元稹所指杜诗特点“属对律切，脱弃凡近”，也并不符合白派诗人自己的主张和诗风。不过，话说回来，白派诗人的抑骚扬风和抑李扬杜又是很有见识的。我们现在称之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创作方法，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两种传统的。白派诗人已经感觉到两种传统的存在，并加以区分。虽然他们对《诗经》和杜甫的理解有偏差，但在关心民生疾苦、重视文学真实性和思想性这些重要方面，他们同《诗经》和杜甫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代表另一传统的屈原和李白、他们在别的场合也颂扬。
元白固然是继承了《诗经》和杜甫传统的现实派诗人，可是还有许多别的现实派诗人，在李杜优劣问题上并不采取同样立场。例如晚唐诗人皮日休，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现实派，其文学主张和白居易一脉相承，但他不惟不抑李，反而在李杜并重当中流露出明显的偏李。还可以从相反方面举例，如宋代大家苏轼，应当算是浪漫派，其诗词风格深受李诗濡染，然而他却卷入了北宋甚嚣尘上的诋李大合唱。皮日休的偏李和苏轼的诋李，显然都不是出于艺术风格的门户偏见。还有比艺术偏见更起作用的政治偏见。
历史上的抑李扬杜，主要在宋代。王安石编杜、韩、欧、李《四家诗》，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这个奇怪次序引起种种传说。据载王安石说过这种话：“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或云：“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寥寥语，对李白的曲解姑置不论，倒是活现出十足的卫道家面目。陆游《老学庵笔记》尝疑其依托，非王安石本意。无论说者是谁，这种见解被当时各种诗话文评展转引录，流传广，影响甚大。宋人诋李，此其滥觞。同时另一位大家苏轼的意见有点蹊跷，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是李杜并称。又说：“古今诗人多矣，而惟称杜子美为首”（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这是独重杜甫。
他写的《李太白碑阴记》开头便说：“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旋又称李白使力士脱靴“气盖天下矣！”对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大加赞赏。这种矛盾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双重性：既是一个大诗人，又是一个终生从政的老官吏。
他的兄弟苏辙讲得更透彻：“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苏辙《苏栾城集》）
对于李白从璘一节，苏轼还曲为开脱，说是“当由胁迫”，苏辙干脆说是“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下面接着说：“杜甫有好义之心，李白所不及也”，证据是李白写过“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对汉高祖太不尊敬，“其不达理也如此！”可见，所谓义理，不外乎“君为臣纲”之类。
南宋大家陆游的观点亦类苏轼。他在《读李杜诗》中对李杜并极推崇，“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在《示子韦》中亦云：“数仞李杜墙，常恨少领会”。可是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白识度甚浅……世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也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李白有所贬抑。在当时许多诗话文评当中，抑李扬杜更成时尚，如北宋论家葛立方便认为：“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南宋初有个“人品经济炳然史册”的大人物李纲，则认为杜甫诗“质胜文”，李白诗“文而无质（宋李纲《书四家诗选后》），可谓言简意赅。下面赵次公和罗大经的话，可视作李纲观点的阐明。赵次公曰：
“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幻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宋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略》）罗大经说亦相类：“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爱国爱民，岂可同年语哉！”（《鹤林玉露》）
由上可知，宋人抑李扬杜在“质”不在“文”，他们总是极力诋毁李白的人格和作品内容。其实，别的暂且不讲，就说忧国忧民吧，李白于杜甫至少无逊色，他不但有作品，还有行动。可是人家不承认，你的作品是“豪侠使气”、你的行动是“从逆”
〞亦何补于教化哉“！
与抑李扬杜一派并行发展的，历史上还有主张李杜并重，不可轩轾一派，其始祖是和白派诗人同时的韩愈。白派诗人的抑李扬杜论刚出笼，便遭到韩愈的迅猛反击：“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那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前人多以这番话为针对元稹，恐非是。此诗题《调张籍》，又指斥“群儿”，可知针对一群人，即包括元、白、张在内的白派诗人无疑；诸人中唯张籍以诗文与韩愈过从，故韩诗题《调张籍》。
韩愈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杜牧说“李杜泛浩浩”、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李商隐《漫成》），便都是并重。现实派著名诗人皮日休对李杜也是并极推崇，还似乎有些偏李，曾于《刘枣强碑文》中痛快淋漓地抒发过对李白的景慕。又《七爱诗》中评李云：“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同时另一现实派名家杜荀鹤过李白墓时也曾感叹道：“青天明月夜，千古一诗人！”（杜荀鹤《经谢公青山弔李翰林》）吴融亦云：“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吴融《禅月集序》）要之：白派诗人的观点于晚唐了无影响，倒是韩愈的观点很有影响；至于有人偏重李白或独重李白，则系沿袭白、韩之前的传统观点。
宋代虽说是抑李扬杜极盛，却也有反潮流者，其中最得注意的是南宋著名论家朱熹和严羽。“理学大师”朱熹谴责李白从璘“没头脑至于如此！”（见鹤林玉露》）但主张“作诗先看李杜，如士治本经”（《朱子语类》），于李白不惟无贬辞，还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朱子语类》），比较苏轼所谓“太白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苏东坡集》），他的见解更高明一些。
后世杨慎、屈大均称李白为“诗圣”，盖由此发明。严羽更是个对诗歌形象思维具有真知卓识的杰出论家，他标举盛唐，推尊李杜：“诗之极至有一日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宋严羽《沧浪诗话》）明确主张“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并作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较，对明、清论家启发很大。惟其论诗独重艺术，于思想内容绝少涉及，这个弱点也影响了后世。
金元之际李俊民、元好问，元季方回、赵孟頫、马祖常、宋无、范德机，明季宋濂、高启、李东阳，清季钱谦益、吴伟业、郑日奎、宋琬、魏裔介、缪曰芑等人，于李杜均极推崇，无所优劣。
值得介绍的是明代有几位重视唐诗研究的诗话作者，他们受严羽启发，主张李杜各有所长，未可轩轾。如著名论家王世贞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艺苑卮言”）
同时另一位论家胡应麟云：“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唯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唯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明胡应麟《诗薮》）这些议论虽然局限于风格、体裁、技巧范围，绝少涉及思想内容，论点也并不完全中肯，但比起前人的笼统评价来，确实进了一步，对于我们了解李杜的各自特色有所启发。清代论家王士祯、沈德潜、袁枚诸人因各树一帜、另有标榜，于李杜议论不多。
除了以上所说抑李扬杜和李杜并重两派以外，历史上还有扬李抑杜一派。王世贞曰：“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耳传。”（王世贞《艺苑卮言》）以为扬李抑杜自杨慎始，不确。远在北宋初年，徐积在《李太白杂言》里便说：“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花葩玉洁、清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缧绁，当须荦荦不可羁；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清耸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鹘！”《四库目录》评徐：“积好行坚苦卓绝之行，不甚合中道，其文奇谲恣肆，不主故常”，可见此公和李白有相通处。正因为“不甚合中道”，他的上述见解在北宋文人中并未引起注意。
元代既没有抑李扬杜论，也没有扬李抑杜论，可是却有人于并重李杜中流露出对李的偏爱。清人宋荦《元诗选序》谓：“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多少有点道理。元季诗人当中，如刘秉忠、萨都刺、周权、宋褧、白珽、王恽诸人，便都对李白高度评价而未及杜甫。这种倾向到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基、张以宁、舒逊、詹同、徐贲、王彝、方孝儒、高棅、沈周、杨慎、陆深、王宠、宗臣、王叔承、王穉登、李贽以及杂剧作家邱濬、梁辰鱼等，便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李白，并有人提出明确的扬李抑杜论。
如果说宋代是抑李扬杜盛行的时代，明代便是扬李抑杜盛行的时代。不过，从下面的举例即可看出：明人的扬李抑杜不像宋人的抑李扬杜那样给人鲜明印象，原因是明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宋人不同，不是重政治，而是重艺术，因此他们的抑杜便不可能像宋人的抑李那样达到诋毁程度。明初可以方孝孺的评价为例：
“泰山高兮高可夷，
沧海深兮深可涸，
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
世人熟得窥其作？
我言李白古无双，
至今采石生辉光！”（弔李白）
也曾将杜甫与李白并提：
“举世皆宗李杜诗，
不知李杜又宗谁？”（论诗）
他写过许多歌咏李白的诗文，对李白纵横豪放的天才和人格推崇备至，却未涉及杜甫，也未写过单独歌咏杜甫的诗文。明代著名学者杨慎也是偏爱李白的人，尝称“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周爱庵诗选序）、“公之诗泣鬼神、冠古今矣”（杨慎《李白诗选题辞》）。他于李杜优劣持论不一，一会儿说“韩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杨慎《升庵外集》）此系并重。一会儿又说“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愦愦！”（《升庵外集》）则又主张李优杜劣。
晚明李白崇拜者中可以王穉登为例，尝云：“予平生敬慕青莲，愿为执鞭而不可得！窃谓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明王穉豋《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他公开为李白从璘辩护，认为李白从璘比之杜甫流离秦陇、王维陷敌获免更要光明磊落。这显然是针对宋人诋李而发。
和王穉登同时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在《李白诗题辞》中也曾充分表达过他对李白的特殊尊崇。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也是抑杜伸李的代表，曾称颂李白曰：
“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釆石题太白祠》其一）
屈尝以屈原后代自詡，称颂李白也和他先人
“乐府篇篇是楚辞，湘累之后汝为师”。（《采石题太白祠》其四）
又周在浚《送屈翁山返岭南》诗有“先生奇绝处，直似李青莲”句，注云“迂翁山如遇太白”，由此可见屈对李仰慕之情状。晚清龚自珍平生酷嗜《庄子》《离骚》，于李白则云：“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其思想性格和作品均深受李白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崇拜者中间做大官的很少，即如以上列举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孝孺和杨慎固然是有名的文臣，可并非掌权的显宦；王穉登是个国子监诸生；李贽只做过州佐县吏；屈大均终生不仕，并曾削发为僧；龚自珍则一生困厄下僚，暴卒书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大都身世不幸，并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方孝孺之尽忠建文不足称道，但他敢于反抗永乐，以至身殉，被夷十族，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应算是个有节气的人；杨慎以直谏犯上，远谪云南至死；李贽被目为“异端”，屡受迫害，死于狱中；屈大均入清不仕，大义凛然，并曾亲身参与反清起义；龚自珍冲破封建传统，积极要求变革，不愧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先驱。
以上将历代李杜优劣论整理出一个梗概，一般说来，因时代而异，因人而异。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李杜持论不一，有助于我们了解李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