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党的百年史上，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无愧于优秀的共产党员称号。
本文以一位老红军战士的传家宝为线索，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人这波澜壮阔的一百年。
1917年10月，赖芳槐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这里是我国的红色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以诞生过十六位共和国将军而被国人熟知。
赖芳槐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苦，租种地主的几亩地，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收获的大部分还都得交给地主。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出生后不久的赖芳槐就被父母过继给伯父做继子。总算有口饭吃了的赖芳槐还读了两年私塾。
1929年，中央苏区红旗漫卷，12岁的赖芳槐加入了儿童团。1931年，赖芳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赖芳槐又加入了红军队伍，成了一名红军战士，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赖芳槐所在的中央主力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辗转中，离开家乡时携带的东西所剩无几，只有他的党证始终贴身保存，伴随他走完漫漫长征路，成为他随身珍藏的宝贝。
抗日战争爆发后，赖芳槐被派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新疆军阀盛世才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在开始的那段时间成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盟者，并在苏联援助下，开办了新疆航空培训学校。
1937年12月，我党准备组建自己的航空队。当时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的赖芳槐有幸被选中。
当时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见到了赖方槐，在询问了赖芳槐的基本情况后，1937年底，赖芳槐被遴选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
出于学飞行的特殊情况和隐蔽自己真实身份的需要，组织上要求不能使用原来的名字。赖芳槐直接改名为方槐，这个化名也一直沿用到了现在。（本文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称为方槐）
由于复杂的斗争形势，组织规定，凡是到外面工作学习的同志务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党员的所有物品必须上交组织保管。一直贴身携带的党证成了方槐最放不下的宝贝。
慎重思考之后，他决定将这本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党证交给自己在抗大最要好的同学和战友，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科长的陈鹤桥来保管。
他对陈鹤桥说：“如果我死了，我的党证就留给你，做一个纪念；如果我们有幸还活着，将来见面的时候，你再把他还给我。”
陈鹤桥说：“请你放心，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不辱使命，替你把党证保存好。”
当年一别，两人之间再无音讯。
“十年生死两茫茫。”方槐怎么也没想到，两人这一别，就是整整11年。
1938年1月，他和被选拔出来的另外四十多名学员一道，奔赴设在新疆的航空培训学校进行学习。
方槐努力克服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的缺陷，不怕危险，勤学苦练，一天只休息几个小时。
“笼鸟上天犹有待，病龙兴雨岂无期”。
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难忘的一个日子：方槐驾驶飞机翱翔天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天。此后，方槐还掌握了伊-15、伊-16等新型战斗机的所有技术性能。
1941年，他学会了当时学校所有机型飞机的驾驶技术，苏联教官翘起大拇指夸他“хорошо”（俄语，简单发音为哈拉少，好或者很好的意思）。
1949年3月，方槐担任航空局作战处处长。
1942年，盛世才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背信弃义地投靠了蒋介石，疯狂逮捕和屠杀我共产党人，方槐所在的航空队也未能幸免，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部被盛世才囚禁，陈潭秋、毛泽民等我党早期领导人更是被他残酷杀害。
包括方槐在内的其余同志，经党中央通过“和平将军”张治中等人的多方营救，才于1946年回到延安。
1946年，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时称东北老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方槐任学校训练处教员。
1949年3月，方槐担任航空局作战处处长。
1949年8月，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元帅（时任代总参谋长）主持召开驻北平各军事机关领导同志会议。
当聂荣臻元帅提出能否组织机群编队参加开国大典接受检阅一事时，方槐当即表示可以。领导听后高兴地说：“好！你们回去后好好做准备，为开国大典增光添彩。”
1949年9月1日，军委航空局决定，方槐全权负责受阅空军的组织计划分工任务。
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航空中队，飞机全部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型号、大小不一，摆在方槐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经过两个昼夜的苦战，方槐空中受阅方案受到中央领导人的肯定。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兴奋地说：“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
方槐还向聂荣臻元帅提出建议：我国尚未完全解放，要防备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和空袭等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受阅的飞机最少要有4架带实弹飞行。
方槐的这一建议，最终被中央采纳。
熟悉飞行阅兵的朋友都知道，出于安全考虑，受阅飞机是禁止带实弹的。而在开国大典上的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很少见的。
1949年10月1日，方槐等受阅人员凌晨3点就起床来到南苑机场，为开国大典的受阅任务做各项准备工作。
下午4点整，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由南苑机场依次起飞。按照预演规定的航线、高度和速度进入空中分层次集结。从东往西朝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去，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当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全体空军指战员三次摆动机翼，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民致敬。
当17架飞机编队列着整齐的队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掠过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天空，频频挥手致意。
发动机的轰鸣声激荡在云层之下，激发了无数人的昂扬斗志。天安门广场上三十多万群众看到自己国家的空军后都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万众欢腾，都为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而激动万分，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开国大典受阅任务安全顺利地得以完成，方槐感到无比喜悦和激动，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情之一。
阅兵任务完成以后，方槐奉军委民航局的指示，到重庆，向二野首长请调一批干部支援新中国的民航建设工作。
无巧不成书，这一次重庆方面负责办理干部交接工作的，正是他失联多年的老战友、当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科长，时任二野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陈鹤桥。
相遇的一刹那，两人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喜极而泣，挥舞着拳头捶打着对方。
更让方槐意想不到的是，陈鹤桥把他领到自己的住处，从一个挎包中取出用一层层的油纸包裹着的当年方槐让他保管着的党证，郑重地把他交到了方槐的手中。
陈鹤桥回忆说，当年受方槐的委托保管党证之后不久，他就随部队从抗大转战到太行山地区，在敌人的两次大扫荡中，好多东西都被打没了，只有这本党证始终贴身带在他的身上没有丢失。
后来部队进军大别山的时候，又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得不轻装前进，随身携带的物品全被丢弃殆尽，只有方槐的那本党证被他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才得以保存至今。
这本党证跟随陈鹤桥南征北战，从未离身，如今终于物归原主。
就这样，这本穿越了十一年的峥嵘岁月、经历了无数硝烟和炮火的党证，再次回到了方槐的手中。这本党证也见证了这一对革命战友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他们对彼此的无限信任！
1951年，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任命方槐为中国民航大学校长（当时的称呼是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
1955年，方槐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3年，方槐将军离休。
方槐这颗我党航天事业的火种，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2月16日上午，开国少将、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在武汉逝世，享年102岁。
又一位将星陨落，武汉再也没有我红一方面军的老兵了。
方槐老人去世后，方槐家的一件传家宝一直由女儿方蕾保存。“这才是传家宝，是拿钱都买不来的。”方蕾说。
这件传家宝就是那本跨越了近九十年时光的党证。这本党证长10厘米，宽6.5厘米，它用塑封袋包裹着。
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依然清晰可见。这本党证的持有人为“赖芳槐”，出身栏是“耕田、贫农”，序号是“099069”，职业一栏写着“当红军”。
入党年龄17岁，入党时间为1933年2月。发证人是时任红军第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发证日期是1933年7月4日。
方槐老将军呵护的早已不单单是一份党证，更是一份初心和一种信仰。他一辈子用行动证明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坚贞不渝。
而这些也是方槐将军留给家人和后人的最重要的传家宝。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老一辈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和我国的交手上毫无建树，在1951年被杜鲁门解职返回美国。他在不久后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出了那句经典的“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在笔者看来，方槐将军就是那名虽然凋零却从未离我们而去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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