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我国观众和影迷非常喜爱的电影明星。她在银幕上所塑造的一系列经典形象,都是那么鲜活生动,深入人心。尤其是《李双双》中的李双双、《母亲》中的母亲、《大河奔流》中的李麦、《泉水叮咚》中的陶奶奶等,更是成为了中国银幕上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她的表演朴实大方,清新素雅,很接地气。而生活中她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是一位真正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其实张瑞芳的成长,受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这个人,就是她的母亲。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是也。
而说到张瑞芳的母亲,她其实是一个比张瑞芳更有故事的女人。她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是一个坚强勇敢、深明大义的抗日女英雄。
今天,雅清就想给大家讲讲张瑞芳母亲的故事。
她叫廉维, 原名叫杜健如。1889年出生于北京密云古北口的一个大富之家,从小生活富足,父母疼爱,是个蜜罐里泡大的大小姐,年少时曾在北京培根女校读书。
廉维很早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尤其是“五四运动”对她的影响很大。在读过《新青年》等杂志以及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等小说后,她立志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这一点,从她做母亲后,对自己几个女儿的教育,就可见一斑。
据张瑞芳后来回忆道,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尤其是对自己的三个女儿,更是要求她们要学会一技之长,长大后要自力更生,不能依赖丈夫生活。为此,她建议三个女儿都学医,并说:女孩家,学医好,长大后当医生,治病救人,多好。她还专门为三个女儿做了规划——大女儿学外科,二女儿学内科,三女儿胆小,就学药科好了。同时,她还给孩子们订了许多的书刊,让孩子们增长知识,增长见闻。
廉维在自己24岁那年,与张基举办了婚礼。张基(张础石),河北东光县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炮科第三期,1925年参加北伐军,被任命为北伐军第一集团军陆军中将炮兵总指挥,战功卓著。但不幸的是,作战勇猛的张基,却在北伐即将成功的前夕,于1928年在徐州前线阵亡。那年,廉维39岁,他们的二女儿张瑞芳才刚刚10岁。
丈夫的去世,令廉维悲痛欲绝,但她望着6个年幼的孩子,做母亲的天性,使她很快擦干眼泪,变得坚强独立起来。
1929年年初,天气寒冷。廉维决定带上6个孩子到北平(现北京)定居。可是却没想到,在前往北平的路上,她的小女儿又因生病医治无效而死亡。短时间内连着失去丈夫和孩子,使廉维痛不欲生。那天,她将已失去呼吸的小女子抱在怀里,久久不肯放手。她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可却怎么也换不回小女儿的生命了。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怎样致命的打击啊。
但廉维并没有让自己沉溺于悲伤绝望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因为她还有另外的5个孩子,她更重要的使命是,要将这几个孩子扶养长大,并发誓要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就这样,廉维带着孩子们住进了位于北平城北鼓楼东法通寺胡同10号(也就是如今的华丰胡同)。这是一座三进的幽静院落,远离了北平市区。廉维希望在这里,能平复自己的心情,并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的安稳宁静的成长空间。
可是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强占了我国东三省,打破了众多幸福家庭的安宁。廉维虽深居在北平,但每每从报刊上读到同胞们惨遭毒手的报道,她都忧心如焚,茶饭不思。同时更为抗日战士们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而深深震撼。
这时,她对几个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
我想,也正因此吧,后来包括张瑞芳在内的几个孩子,全都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935年五六月间,日寇在华北地区频繁制造事端,并以武力威胁,导致“华北之大,却无法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激起了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1935年12月9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参加了这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同时掀起了全国抗日的新高潮。而廉维当时正就读于中国大学的大女儿张枬,就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在当天,将《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告市民书》的传单,悄悄递给了母亲。廉维看后,一方面担心着女儿的安危,一方面又非常激动。她说:这下,抗日救国就有希望了。
1936年,张枬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又加入到了左翼作家联盟,并很快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张枬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而且还发动两个妹妹张瑞芳和张昕一起参加“民先”、学联活动。廉维原本是希望几个女儿好好学医的,但在国难当头、国土沦丧之际,作为一个中国人,更重要的事情,当然是救国——没有强大的国家,哪有幸福的小家?
所以,她其实明知道几个孩子的做法是有风险的,但她却非常支持她们。因为“危险的事,总得有人去干啊!”。而且她自己,也从张枬不断带回来的书籍、传单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和了解,并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6年的秋天,廉维从女儿张枬处得知中共北平市委想将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接头的一个地点。她几乎立即就答应下来,并且为自己能够为党工作,而感到高兴。而每当北平的地下党在她家汇合时,她又总会自觉地担负起看门和守护的工作,一边佯装和人聊天,一边悄悄观察四周的情况。这场景,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那些画面?
而在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当然是危机四伏的。比如在廉维家的隔壁,就经常有特务出入。但好在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曾是张基的学生和部下。而有了秦德纯的关照,也基本上能使得这里的活动,不被外人所打扰。
最初党组织都是通过张枬交待任务给廉维。但后来,廉维所表现出的机智和坚定,以及她那胆大心细,沉稳内敛的性格,都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和认可,于是廉维家就成了一个极其隐蔽又无比可靠的地下联络地点,而廉维自然也成了最忠实的战友。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光荣地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入党之后,廉维更加小心谨慎而又尽心尽责地为党工作。每当有平西游击队员匆匆赶来接头时,她总会在第一时间就端上热饭热菜,而当地下活动需要经费时时,她又将自己的积蓄和首饰拿出来,毫不犹豫地交给组织。
廉维的行为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她的几个孩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为了宣传抗日,廉维的三个女儿张枬、张瑞芳和张昕都告诉母亲,要奔赴抗战前线。眼看着女儿要远行,廉维的心中有千般牵挂,万般不舍。她眼中有泪,却什么也不说。她只是默默地为几个孩子准备行装,并悄悄地将几百块钱缝进被子里,并在孩子们临行前,低声嘱咐:千万要小心啊。
女儿走后,廉维带着最小的儿子张进继续在北平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要求要到抗日根据地去和战友们在一起。但这时廉维已经50岁了,身体又不好,所以组织上建议她还是留在北平,但她却说,我女儿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怕吃苦,也不怕牺牲。
就这样,1939年,廉维带着张进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并准备到河北省涞水县开展妇女工作。可是没想到,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一股原本被收编的土匪突然叛变,包围了整个村子,还将廉维捆绑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打,直打得廉维双目出血,但她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第二天,那群土匪将包括廉维在内的共产党员拉到河滩准备处死。但在紧要关头,远处有枪声传来,吓得土匪胆战心惊,慌忙四散。廉维趁乱逃出,躲到一家老百姓的粮囤后面,直到八路军及时赶来,她才得救。可她却顾不上满身伤痛,又急忙带领八路军赶到河滩救人,随后又将受伤的战友抬回驻地。而当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老乡家时,突然两眼一黑,就栽倒在地。
后来,经过一位医生的诊断才发现,廉维是又累又饿又受到惊吓所造成的临时昏厥,所幸没有大碍。但因为存在还有危险,所以部队决定大家赶快转移到10里地以外的专署去。此时的廉维全身无力,伤口还在流血,可她却愣是没吭一声,跟着部队一步一挪地走到专署。由此我们看到她身上那种执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之后,廉维又在晋察冀边区的保育院和边区党校工作过。在日军疯狂的“扫荡”中,她多次死里逃生。而更让她悲痛的是,她最心爱的幼子张进,在一次躲避“扫荡”的途中不幸染病去世。这是廉维失去的第二个孩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伤痛呢?
常年的奔波劳累,再加上廉维多次受伤,这就使她的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尤其是她的右眼,在被土匪毒打之后,就经常流血。于是组织上就安排她到延安进行治疗。可是到了延安,她也闲不住,依然坚持工作,甚至负担起了照顾伤病员的任务。
1945年10月,已经成为名演员的张瑞芳,正在重庆演出话剧《芳草天涯》。突然有一天,她接到通知,让她演出完后及时赶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而当张瑞芳连夜赶到时,顿时泪如雨落,因为,她终于再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只是令她惊讶的是,原本穿着旗袍、梳着整齐的发髻,显得很优雅高贵的母亲,此刻却变成了一个身穿旧制服、头戴八角帽的,显得十分干练的女战士。而更让张瑞芳心疼的是,母亲的右眼,已经失明了。张瑞芳哭着扑进母亲的怀里,连说“娘啊!我认不出你了!”
而廉维却慈爱笑着说:娘见着你就好了,娘就放心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廉维回到了北京,并将自己原本在法通寺10号的住房捐献给了国家。同时,尽管此时的她已经60岁了,但仍然积极要求参加工作,后来她还担任了商业部干休所所长的职务。1958年,69岁的廉维才从工作岗位退休。但退休两年后的1960年7月22日,她就因脑溢血去世了,享年71岁。
廉维可以说将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革命,同时还将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她去世后,敬爱的总理在百忙之中亲自为她题写了墓碑,上面写着“廉维同志之墓”6个大字。他对张瑞芳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1956年,张瑞芳出演了一部电影《母亲》。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她的眼前无时无刻都在出现母亲廉维的影子。后来电影上映后,张瑞芳朴实无华而动人的表演获得了广泛认可。张瑞芳说,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母亲,是她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准了人物的感觉,所以表演起来才会那么得心应手。
母亲的去世,是张瑞芳一生的痛。因为在她心里,一直以为母亲可以再多活十几年的,所以听到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她感到无比震惊,匆忙从上海赶到北京,才终于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张瑞芳说,她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起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双目流血,但革命意志却丝毫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张瑞芳说,在母亲的身上,那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他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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