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经典的讽刺小说，里面描写了众多的人物，而范进因为《范进中举》入选中学课本而成为知名度最高的人物，范进大半生穷困潦倒，一心读书应考，终于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考中举人，而中举之后高兴的发疯更是成为了经典的段落，让这样的一个腐儒的形象深入人心。
范进中举之前，生活穷困潦倒，从二十岁开始应考，一直到五十四岁，人生最好的三十多年时间，范进全部献给了科举事业。范进家中有妻子和老母亲。范进作为家中的顶梁柱，本应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可是，范进在这几十年中只是一味的读书、应考，而范进又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家中没有任何的的收入，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范进第一次出场是参加童生考试，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份，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就是这次考试，让和范进有相同经历的周进看重，点了第一名，成为了秀才。
范进回到家中，“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子，门外是个茅草屋。”
五十多岁的人了，整天读书，不会挣一毛钱，家里缺吃少穿，被他的老丈人胡屠户天天骂的狗血喷头。
“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饭菜，想也难过。我女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
这是范进考中秀才之后，老丈人胡屠户拿来了一副大肠和一瓶酒，给范进一家改善生活时说的话。从胡屠户的嘴里，我们可以知道，范进家的生活有多艰难。
后来，范进参加乡试，没有盘缠，又去向老丈人借钱，胡屠户不但没有借钱给他，反而是“尖嘴猴腮”、“撒泡尿自己照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等一顿骂，把范进骂得摸门不着。
范进瞒着老丈人参见乡试，回到家，家里已经饿了两三天，又被老丈人骂了一顿。
而就是这次考试，让范进考中举人，一举成名，窘迫的生活状况立即就发生了改变。
这就要从科举制度说起了，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科举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四关。
首先要参加的就是童生试，童生试并不是一场考试，而是三场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场考试全部通过，并且取得优异成绩，才能获得秀才功名。
童生试并不简单，很多人耗费一生都没有闯过童生试大关，到了白发苍苍还是一名童生。像范进的老师周进，一直考到六十多岁，依然是一名童生，自己教的学生都考中了秀才，周进依然是童生，为此，在薛家集教学的时候，还受到奚落。
考中秀才只是你取得了进一步参加考试的资格。并且还要年年参加考试。按照明清的制度，一个省的学政任期三年，学政一到，先把秀才组织起来考试，这叫岁试，岁试成绩分几等，第一等可以成为癝生，癝生还是秀才，是秀才当中的优等生，朝廷会给你发放一定的补助，但是，癝生是有名额限制的，考了一等还要等到有空额的时候，你才能补癝。
像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参加童生试的时候连中三元，就是县试、府试、院试三场考试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名声大振，踌躇满志。然后参加乡试，接连落榜，做了几十年的秀才，在考了很多次一等，差不多等了二十年的时候，才成为癝生，可以拿朝廷的一丁点补助，直到七十二岁，才成为贡生。贡生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举人副榜，就是做癝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理论上可以当官了。蒲松龄成为贡生以后，得到了一个“儒学训导”的虚衔，相当于县中学的副校长，还是候补的，对于七十二岁的蒲松龄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考中者成为举人。考中举人之后，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当然也可以继续参加考试，就是会试，会试的地点在京城，考中者就成为贡士，贡士可以参加科举制度中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录取者称为进士。
有人统计，在清朝的260余年的历史中，累积诞生了200——300万个童生，平均一年一万人左右，累积诞生了46万个秀才，平均每年不足2000人，累积产生了15万举人，一年不到600个。从这一组数字中就可以看出，考中举人有多不容易。
范进考中举人，放榜的那日，家中早已经没有米了，老母亲饿的两眼昏花，范进不得已抱着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换几升米煮粥吃。
范进正在集市上卖鸡，报录人已经把范进中举的喜讯送到家中，范进听说后，一高兴，发了疯。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没中举之前饿的两眼发昏，也没有人可怜一下范进，中举之后虽然还在发疯的状态，立即就有人送来东西。
然后是胡屠户：“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而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前一直把他骂的狗血喷头，现在完全忘记了之前说过的话，开口就是“贤婿老爷”，并且在回家的时候，“胡屠户看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靠着邻居和胡屠户送来的钱和食物，范进家人打发了报录人。
接着，乡绅张静斋就来拜访了，张静斋拜访的名目亲切自然：“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兄弟。”这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张静斋也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县令，现在赋闲在家，在范进中举之前，范进就是饿死，张静斋也是不会正眼看一下范进的，而现在，在范进中举的当天，乡绅张静斋就第一时间来拜访，就成了“亲切的世兄弟”，并且出手阔绰，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和一座三进三间的大宅院。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范进搬进了张静斋送给他的房子中，一连三天唱戏、摆酒、请客。
范进从中举到现在两三个月时间，什么都没做，房子、奴仆、丫环都有了，钱更是不在话下。
范进彻底摆脱了穷困潦倒的境况，上升到了乡绅阶层。
这种诱惑实在是太大，怪不得范进耗尽半生的精力来参加科举考试，也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得发疯。
张静斋结交范进意图很明显，范进中举之后肯定是要走向官场的，张静斋当然希望当官后的范进拉自己一把。而那些送田产、店房和投身为仆的人图的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举人的身份说起，获得举人身份，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即使是不做官，举人身份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其中就有免除赋税和徭役的特权，举人名下的田产是免税的，那些送田产、店房的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而举人凭借这点特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范进中举之后，钱、米自不消说了。
范进低开高走，前几十年连个秀才也考不中，一旦考中之后，接连又考中举人，几年以后进京参加会试，又考中进士，后来钦点山东学道。
学道的职责是掌管一省的教育行政及学员的考科举升降等事务，正三品的地方高官，类似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已经属于省部级高官的行列。之后，范进就没有再出场过。
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应考，考到五十四岁，三十四年的时间考了二十余次，竟然没有考中秀才，其水平可想而知。
而在《儒林外史》中，描写范进中举的在第三回，第三回的题目是“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作者用了“拔真才”三个字，意思是说范进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当然，这是讽刺小说，更大的可能是正话反说。
而周学道第一次看范进的文章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
隔了一会，又看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停了一会，周学道第三遍看了范进的文章，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样的文章，连我也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
周学道看了三遍才看出文章的好处所在，有两种可能：第一，文章真的很深奥，不容易看懂；第二，看顺眼了。
当然，周学道眼中的好文章并不一定就是好文章。周学道名字叫周进，考到六十多岁依然是童生一个，比范进还要惨。靠着姐夫和几个生意人给他买了一个生员的资格，跳过了童生试，直接参加乡试，竟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
周进看到范进，想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多看了几遍范进的文章，看顺了眼，顺便提拔了一下。
范进考中进士后，在山东学道的任上，有一个幕僚在谈话中提到了“苏轼”，而范进竟然不知道苏轼是谁。这就太可笑了。
其实这也不奇怪。
在《儒林外史》描写的众多人物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腐儒和名士，名士又可以分为真名士和假名士。
腐儒就是像周进、范进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问窗外事，并且读书也只读应考书目，不考的内容是绝对不读的，因为浪费时间。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四书五经。四书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苏轼的文章诗词是不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内的，腐儒这一类人是不屑于学习的。
比如和范进一起参加童生试的有一个叫魏好古的同学，这位同学四书五经读的不怎么样，比较喜欢诗词，在考试之后自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就要求周进面试诗词，就是当场出题，吟诗作对。周进立即就斥责道：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哪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左右的，赶了出去！”
周进是不屑于读这一类书籍的，不但自己不读，学生读这些书也是会被斥责的。而把四书五经之外的书籍统称为杂览，就是把这些和正统的四书五经区分开来。
还有一个鲁小姐，是鲁编修的独生女，从小就学习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又聪明伶俐记性好，只可惜是女儿身，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偏偏嫁给了一个名士丈夫遽公孙，不爱读四书五经，只喜欢吟诗作对。鲁小姐了解情况之后就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认为遽公孙“误我终身”，最终不得已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更可悲的是遽公孙之只是一个假名士，他的名气是靠别人的一本诗集得到的。
名士就是像杜少卿、牛布衣、庄征君、景兰江、遽公孙这一类人，当然，这里面有真名士和假名士。这一类的共同特点是喜欢吟诗作对，不屑于读四书五经等一类的应考书目。他们认为吟诗作对是雅致的，读四书五经是庸俗的。
范进作为腐儒的代表人物，自然是不屑于读诗词歌赋这一类书的，吟诗作对这样的风流雅事，范进没有精力也没有金钱去参与。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在几十年当中，范进阅读的书籍没有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就连一些史学类的书籍，范进恐怕也没有读过。几十年的时间，钻研四书五经，恐怕背也能从头背到尾了。可是把目光只局限于这些书籍中，又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文章呢？
看吴敬梓的生平经历，和文章中的杜少卿极为相似。都是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去世的早，吴敬梓在争夺遗产的内战中以失败告终，但是还有两万多两巨额遗产。如果不是肆意挥霍，一生衣食无忧是可以保障的。但是吴敬梓和杜少卿一样，不喜欢四书五经，偏爱诗词歌赋，又好结交朋友，整日呼朋引伴，饮酒作乐，吟诗作对，还不时的接济需要帮助的同伴，没几年的时间，就败光了家产，搬到南京居住，家境已经困顿，依然爱好结交朋友，依然是四方文酒之士的盟主。
在这个过程中，吴敬梓看惯了世态炎凉，看透了人情冷暖，所以，在《儒林外史》的各色人物中，正面的人物极少，不管是名士还是腐儒大多数都有虚伪、自私、冷漠、浮夸的一面。
《儒林外史》的最后一回是“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神宗皇帝突发奇想，要表彰一些读书人，经过大臣的摸排采访，共选中91人仿照进士的样子张榜公布，也就是承认这91人的进士身份。而承认他们身份的依据就是考察他们的“诗文、墓志、行状，以及访闻事实”。
这个榜单中的第一甲第一名是虞育德，第二名是庄尚志，第三名是杜仪（就是杜少卿）。按通俗的称呼，这三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
可见，吴敬梓还是希望自己的才华得到官方认可的。
他抗拒的是什么呢？
抗拒的是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是八股取士。
其实，在第一回当中，作者借王冕的嘴也表达出了这个意思。王冕也是本书中少有的一个正面人物。王冕是元末明初的人，并且只是作为锲子在第一回里出现过。在王冕知道朝廷议定的取士之法是“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时候，就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便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
接着就是成化末年的事情了，从明初确定八股取士，到成化末年，中间经过百十年的时间，大部分读书人已经在这样的科举制度面前丧失自我、丑态毕现。
在本书中还有一个人是例外。虞育德出生于读书人家，爷爷是个秀才，教书为生，父亲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依旧教书为生，这样的家境是不富裕的。虞育德五十多岁考中进士，在这之前，依旧是教书为生，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还过得去，比范进强多了。五十多岁考中进士，后又成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就是国立大学的老师。虞博士并不迂腐，相反，在南京的时候，和杜少卿、庄征君、迟衡山、武正字等一帮名士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吟诗作对，并且经常资助一些生活穷困潦倒的名士。是南京文坛的领袖人物，以至于多年以后，虞博士、杜少卿等一帮名士早已离开南京，在南京的文人当中还流传着他们的传说。
说虞博士是个例外，是因为他既不像杜少卿那样故作清高，不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像范进那样自怨自艾的猥琐；更不像周进那样，看到喜欢诗词歌赋的魏好古就是一顿斥责。虞博士是该考试就考试，考不上泰然处之，考上了也不会高兴的发疯。并且还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吟诗作对、风流倜傥。这样的人恐怕是让杜少卿也自愧不如的。所以，在最后一章的榜单中，虞育德是第一甲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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