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朱秋霞
杨庄行政村下辖杨庄、刘楼、东孟集、西孟集、潘庄、孔楼六个自然村。 1953年属第八区（终兴）管辖, 1959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命名为杨庄大队,1984年，撤社设乡，终兴公社变更为终兴镇,杨庄大队变更为杨庄行政村。
村名由来
杨庄村 据说，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杨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故名杨庄。
刘楼村 明嘉靖年间，刘氏宗族自山西洪洞县迁至单父县东17.5公里刘坊店，（即今终兴集）。后又迁至终兴南1公里，刘氏在此盖一大楼，起名刘家楼，后又改称刘楼，沿用至今。
东孟集村 原名孟花园，原系孟家大户的赏花园圃，由孟氏派人丁管护。至宋初，发展成为贸易场所，成为集市，称孟集。清乾隆年间（1736-1795），西邻出现同名村，改为东孟集。
据村里的老人说,原名叫黄堌集,后改黄英集。后来,有一户孟家是出了名的地主大户。据说从北京到南京，25里地一个孟花园,从不走别家路,不喝别家水。最后又改为孟集。居住在本村的村民,都是为孟家打工的佃户，从各处逃荒要饭至此，也叫佃户村。孟家为求安会起见，把孟集村四周筑成寨，外围是寨海子，佃户们都住在寨里。
西孟集村 清顺治年间（1644-1661），此地的居民多以租种东孟集朱氏土地为生，后发展成村，因村址位于东孟集村的西边，遂名为西孟集村。
据村里老人说，西孟集是单县朱家大院的田地。后来卖给贾五，贾家属开明地主，解放前土改时主动把地捐了出去，支援革命。
潘庄村 约公元前175年左右，叫吕堌村，为汉高祖皇后吕雉的故里。吕雉封后以后，后人为她建寺,村名改为吕堌寺。吕雉死后，刘、吕两姓争取，吕姓败亡，族人害怕被牵连，遂将村迁东南一里外，改以吕雉的外祖父姓氏潘姓，故名潘庄。
孔楼村 据孔家墓碑记载：曲阜孔氏分支（孔子72代孙）于明弘历年间（1488-1505），来此居住，建了高楼深院，极其宏伟，故取名孔楼。
村庄往事
古井 村东北角有一口建村后建的第一眼井，由于人越来越多，又在西南角打了一口井。全村几百口人，都取用这两口井之水。别的村井水有的咸，有的苦，有的有气味，唯有刘楼村的两口井水是甘甜的。每到早晨，用水的人多，井边站满了人，大家自觉地用水桶排着号，一早上，来井边提水的人络绎不绝，井台总是湿漉漉的。如井水不旺时，说明井内杂物淤泥多了，一般每隔二年就得清理一次。据说，东井直通东海，当淘到最底层时，往东有一大泉眼，水都咕咕往上窜，人上来得慢一点，井水立马就涌到脖子。
饭场 解放后，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吃饭都向人多的场所集中，或三、五家或几十家，围坐在一圈，谁家吃什么饭都知道。除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搬了个小马扎,其余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把鞋一脱就是板凳，席地而坐，不管吃的什么，都吃得很香甜，笑的很痛快。讲着故事，说着笑话，听得人都忘记回家盛饭了。
吃的菜更简单，有时在碗里盛半碗水，放点面，加上盐、葱、辣椒丝，放在锅内蒸熟当菜吃。有时穿串干辣椒，放在锅门上，转动着燎，燎热后放在蒜臼内捣碎，放点盐，滴上二滴油。拿上两、三个地瓜面窝窝头，把面糊或辣椒放在上端的窝头内，沾一沾面糊或辣椒,吃得满头大汗，再喝点水，一顿饭就结束了。有性急的人，盛了一碗地瓜面条，一路走，一路吃,到了人场,面条就喝完了，那也得在人场说笑一阵。
无论冬夏，下雪天，哪怕清理一片雪地,饭场的习惯也没改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日益提高,饭场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乡村记忆。
踩高跷 杨庄和刘楼古时就有踩高跷的风俗，在解放前后练习踩高跷的人很多。每到正月15这天，刘楼踩高跷高手刘继东、刘洪记和杨庄杨公开、杨德珍就早早就聚在一起，把早已准备好的道具摆好，装扮成媒婆、和尚、傻公子、憨二小，扮相滑稽，引人瞩目，他们踩着高跷从刘楼到杨庄的大街小巷一路走过，外村群众也吸引来观看，他们的滑稽扮相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给村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还津津乐道。
村庄变迁
责任制前，农村为人民公社时期，由一个大队划分出若干生产小队，村民的生活就由这个小队的生产状况决定社员的生活水平。小队由小队长统一领导，以打铃为上工信号，听到铃声社员们一个个懒洋洋地走出家门，到开会地方的地方，听队长安排任务，分派完毕，各自再回家拿着相应的工具去干活。干活中间休息一次，被称为“卧牛歇”。比如3个钟头的干活时间，得休息1个钟头，出工不出数量。三人一辆地排车拉土杂肥车,一个架把，后跟两人用铁锨推着。集体干活，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怎么也提不起来。到秋收就按出工多少分粮食。由于亩产低，工分多的也分不了多少粮食，村民年年连温饱也解决不了。
1979年实行生产责任制，把生产队的土地按人全部分了下去，每人一亩半左右，每年所生产的粮食除了上交“公粮”外，全部由自己支配,各家的家长就成了“小队长”。自主经营生产积极性一下提高了，等到秋后，真是“大囤尖来小囤流”。改革开放后几年时间，祖祖辈辈犁地的老黄牛用不上了，代替它的是每天能耕地百亩的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代替了镰刀，播种有了播种机，就连打药都用起了小飞机，实现了机械化，变化之大，几乎不可想象。
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间，在农业种植上，村民什么赚钱种什么。近年来，种植山药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赚足了腰包。村里有很多人到外地包地种山药，有的在家专门做山药收购和销售，年收入百万元以上。如今村庄内大街小巷都铺上了水泥路，群众走路不沾泥土，做饭不用烧柴,家家都有自来水。
村庄名人
吕雉 (公元前242年一前180年)，又名娥娲，终兴镇潘庄(吕堌村)人,汉高祖刘邦之妻，皇后。刘邦死后,被尊为皇太后,也是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吕雉嫁给刘邦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17年，时年刘邦41岁，吕雉25岁。嫁到刘家后，一方面要操持家务，一方面要侍奉老人。后来刘邦被封为汉王，吕雉极力帮助刘邦，刘邦若外出平叛时，政务内委吕后，外委萧何。吕后参与政事，锻炼了自己的政治才干。刘邦死后，12岁的太子刘盈即位，年幼且仁弱，吕后掌握朝中大权，发布了许多惠民政策，民生得到休养生息。
《史记》记载：“孝惠皇帝高后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古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对吕后的治政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被世人称为“天下真正的女皇”。
刘殿臣 明代刘楼村人，据族谱记载，两岁时死了父亲，其母梁孺人教子长成。升迁为“公奠侯选州左堂”，所生五子，祖母细心照料和培养，俱都成就了功名。殿臣居官清正，两袖清风。他胸怀洒落，抱负非常，肝胆义气，分金重义。亡故后葬于庄前。据说,其坟有两米多高，直径约三米，长约15米，坟前有碑，写着生平，背面刻有其母梁孺人传，往前一百米左右，立有林门，两坐上有石狮子的竖碑，分别刻有字，间隔4米左右，很是气派。
刘殿华 明代刘楼村人，候选布政司理问，据谱牒记载:为让孩子们安心求学，特捐钱盖房舍，村民赞之。“处理官事，春风和气，从无谿壑，恤人之急。拯人阨好，一生无欺人之语，济困扶阨皆公性也！”
刘以臣 民国年间刘楼村人，村民习惯称为“五老爷”。他宅心仁厚，家有几亩田地，经常接济穷苦之人，对穷人是有求必应。有次,他请了一个看林相的风水先生,接近傍晚时分，走到他们一处榆林地旁，听到树林内有摘榆叶劈树枝的响声。他忙叫先生停步，绕道而行。先生不解就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此时节正是穷人缺衣少粮的季节，一家人难得糊口，弄点榆树的叶子，一家人就能充饥。如咱靠近或吆喝,他一慌张掉下来,本来穷再摔坏身体，不更雪上加霜了吗？”先生一听，说:“不用看了，你随便放在那里都是风水宝地。因为你心善，天可佑你！”直到事隔几十年，村民还不时提起他的善行,无不竖指称道。
刘继东 终兴镇刘楼村人，生于1910年，1935年在终兴区区长张洪彬身边做勤务工作，1940年，张区长介绍他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张洪彬调到湖西专属，安排他从事终兴和蔡溜第六区的工作，并兼任刘楼村村长，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教育群众一心向党。他机智勇敢，善于隐蔽，敌人到处抓他也抓不到。有一次他正在做群众抗日动员，敌人突然出现,刘继东藏入柴草垛中，敌人用刺刀一阵乱刺，险些丧命。1942年，在抗日最艰苦的阶段，敌人把刘楼村民18人抓往魏庄炮楼，刘继东不顾个人安危，和刘恩科等人同敌人周旋了二天一夜，终于把村民全部解救了出来。
刘洪勋、刘恩科父子 刘楼村人，刘洪勋是本村的老村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带领村民做了很多有利于共产党的工作。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与八路军筹钱筹粮，对待鬼子采取极力坚壁清野的办法，敌人得不到一点可用的东西。当年，八路军有四支枪放在他家，让他保存，他把枪支看的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由于汉奸告密,日寇把他抓住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始终不说。鬼子又使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把他用绳绑在枣树上，两臂用木根架起，用整把的香点燃应臂腋处熏燎,能听到“吱吱”声，燎出的黄油一滴一滴往下淌，周围人都掩面失声,刘洪勋紧咬牙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说出枪支的下落。
刘恩科是刘洪勋的大儿子，父亲牺牲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后立志投身革命。后经刘继东介绍刘恩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民兵队长，带领民兵转战周边地方，和敌人周旋斗争。刘恩科志继承父志，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解放后又积报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兴水利、打机井、统购统销，到处都是他的身影。改革开放之初，他又充当领头雁，为群众做出表率，人们才放心大胆地发展搞经济，施展能力，走上了致富之路，几十年来，日子一天一个样，村民都过上了好日子。
刘以全 刘楼村人，生于1912年，刘以全原姓柴，父母是外乡人（原籍不详），刘以全最小，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抗战开始后把六个大孩子全部送去参加了八路军，后杳无消息，至今仅知道三哥柴德法在八路军十团，一次与日作战中牺牲在成武县白浮图。刘以全的父母为躲蔽敌人和土豪的迫害 ,带着最小的刘以全一路乞讨,来到了孟集村，不久父亲就冻死在车屋里。母亲为了让儿子有条活命，将儿子送给了刘楼村百姓养活，改姓刘。
解放前，终兴区区委书记张洪彬经过实际调查和考验，在他家里建立了秘密联络点，让他以做小买卖为掩护，联络地下工作，传递情报，打探军情，负责来联络人的生活起居。解放后,他再也没有给党联系过，直到他去世前,才对儿子说起往事。
刘以勤 刘楼村人，生于1912年，1958年任合作社社长,三年自然灾害时，家家户户缸里没有一粒粮食，村民到处挖野菜，摘杨八狗子（即杨树嫩穗）、各种树叶当饭吃，长期营养不良，吃不饱饭，有点毛病的人就抗不过去了，病加饿而死时有发生。由于浮夸风四起，让不懂生产的人来领导生产，造成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发生，一亩地要求农民下200斤麦种，上面说“一个麦穗结两粒，到收时还收四百斤呢！”结果连100斤也收不到。实际亩产300斤，能抬高到亩产万斤。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照顾到国家,又要关心村民，由于他做事公正，从外村运来的花生和大葱都放在他院内。他经常说：“公是公,私是私，公私要分明，不是自己的摸也不摸。”到东西运出时，一粒一颗都没少。
1966年前后，党提倡“移风易俗”，打破传统观念，号召丧葬改革，实行火化。他在老母亲去世后带头火化，在本村及周边村都属第一例。他陪送女儿的嫁妆是锄头、铁锹、抓钩、镢头“四大件”，送亲的人每人肩扛一件工具，引得很多村民与小孩子的围观，轰动了十里八村。
刘德恩 刘楼村人，1920左右生人，他自幼学会了针灸手艺和民间偏方。村里谁家有病，随叫随到，为方便村民,整夜和衣而睡，他艺术高超，手到病除。几十年如一日，不论大人小孩有病都能给看好。从来不要一分报酬，村民感激他，从村里划出三分地,做为他的养老地以示褒奖。
杨德州 杨庄村人，民国年间曾任曹州市长。解放后回乡，每年都要订报纸，关心着国家大事。解放前曾是几十顷的地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解放后，他就在自已分得土地上自费打了一眼井，为村民解决用水问题。杨德州之子杨绪强早年参加革命，抗美援朝赴战场,后失去联系。
郑金川 原籍山东省郓城县，生于1903年,为了生计早年随父母郑景鲁、郑沈氏背井离乡，逃荒到终兴镇杨庄村。1937年入党，担任民兵队长,地下党支部书记。1941年9月被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抓捕，严刑拷打威逼他供出群众中的党员、村干部和民兵的姓名，牺牲在杨庄西头树林里。
八路林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司令刘瞎子占据柴楼,八路军黄河支队攻打柴楼，因柴楼四面有寨墙，有四门出入，易守难攻。经过一夜激战，仅剩南门没有攻破,这时日本兵由柴楼北经过，随机放了二颗流炮弹，八路军误认为是增援部队，寡不敌众，当机立断撤退。此战牺牲的6名年轻战士（最大23岁，最小18岁）埋在孔楼东南5、6百米地里，当地百姓称“八路林”。
“四八惨案” 抗日时期，孟集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救会，配合八路军做了许多具体工作。1946年，八路军和党政机关按照中央指示，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留下来的党员干部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由于孟集村农救会领导群众搞土地改革斗争，群众齐心与地主斗争，农救会就成为地主富农的眼中钉肉中刺。1948年春，国民党、地主武装分子组成的还乡团，包围了孟集村，把农救会会长徐秀俭（党员）、民兵队长张以山、民兵副队长朱德法、贫民主任张玉春、贫民副主任张守文五人全部抓走，押到县城，活埋在单县北关西堤口孟家胡同的“万人坑”里，人称“四八惨案”。
民间传说
吕雉传说 相传吕堌堆西二里多有一土丘,曰“小兀山”，山顶有块大青石,俗称“兀山顶子”，某日猎人见青石上有只美丽的大鸟，其状如凰，第二天再看，就没了，却在青石上留下瓜印。一风水先生看后，断言此山附近必出贵人。此时吕公之妻正要分娩，吕公却见一只大鸟直扑内室，随着一声婴啼，女孩落地，满室佛光耀金，吕公觉得此女为感应凤凰而生,逐取名“雉”。
自从吕雉当了娘娘后，小兀山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山。后来刘邦来省亲，当地乡绅为讨好刘邦、吕后，称小兀山为栖凤山。吕后不解其意，乡绅便把猎人见到凤凰之事说与她听，吕后很是高兴，随即乡绅们又提出在栖凤山上建一凤仪亭，吕后高兴地答应了。之后，又在小兀山下修了山门，从山门到吕堌堆又修了三里长的宽平大道，一点弯全无，当地人称”三里直”，有歌谣道：“栖凤山，歇凤凰,三里直路出娘娘”。
刘邦去世后，吕后掌管朝中大权，展现出极强的政治领导能力，颁布“二年律令”，为以后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
资料收集：刘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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