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88年10月,我和三个好友一齐到上海参加“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筹备会”。从那时开始与陈子善教授交往,没想到我们两人除了对文学史料情有所钟之外,同时喜欢藏书票。除了在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淘到藏书票及相关书刊外,同时推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离休的版画家杨可扬,为我设计藏书票。

作者:吴兴文


名人对于丰子恺漫画的评价(曾模仿丰子恺画漫画后转习版画)(1)

杨可扬第一款藏书票作品

我立即把握住机会,恭请杨老师帮我设计第一款藏书票。他以黑、绿两版刻划出我要的书架的感觉,再用手上彩涂上红色,将架上部分的书脊凸显出来,有如画龙点睛般。右边有一串黑框的绿叶,真有刘禹锡《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画意,更多的是满足了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境。右下角有一个英文字母“K”,即是他的名字杨可扬的缩写,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佳作。

杨可扬的木刻风格质朴粗放,简括的刀法和强烈的黑白对比直接突出主题。不擅于也不喜欢表现复杂的中间调子,有意将它排除出去,但又未完全舍弃明暗的处理,而是将调子简化、加强,黑色的大量运用使画面富有厚重感;连他的藏书票和贺年卡创作的风格也一样,朱屺瞻视之为“可扬神镌”的精神。

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杨可扬说:“做事情总希望能够事半功倍,美术创作上则要求以一当十,尽可能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意境效果。”“绘画上不宜做加法,要舍得丢,敢于丢,但结果不是空洞无物,而是戏中有戏,话中有画。”这些美术观点,促成他在实践中创作的作品完整而有变化,获得整体上的成功。充满黑白分明的力度,沉实厚重,气息充沛,不看署名,单看画,也知道是他的。

杨可扬先生于1914年8月生于浙江遂昌,小名杨嘉昌,后改为“A扬”,又写回中式的“阿扬”,2010年5月去世,享年97岁。杨老师自幼酷爱画画,自学成材。上小学期间有图画课,启发了绘画的天分。1935年春,模仿丰子恺笔意,投了几张漫画给《太白》半月刊,其中一幅《如泣如诉》,画的是一个背满二胡、京胡、笛子与横箫沿街兜售,边走边拉着胡琴的“街头音乐家”;被录用了。

后来进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深造,生活却成了问题,只读两个月便辍学。1936年夏天在杭州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被一幅幅黑白分明、线条粗犷、视觉冲击力极强,生动而夸张地表现人民生活不幸的作品,深深地感动,决心放弃漫画改学版画。来年春天,在上海参加新华艺专同学组织的“刀力木刻研究会”,师从马达转习木刻版画。

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12月1日被派到浙西于潜县鹤村筹办《民族日报》,负责从孙中山遗著中,找出“民族日报”四字组合成报头,并担任美术和副刊编辑,在此工作了20多个月。杨可扬在报社期间,1939年周恩来曾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说。幸亏他被赶走,后来几个共产党员,包括王开识社长都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他帮助邵宇、赖少其借演出之名,竟然冒险越狱成功。

1940年秋《民族日报》改组,杨可扬去温州找工作,途经丽水,遇到当地搞木刻运动的郑野夫和金逢孙,他们在当地开设木刻工具合作社,生产木刻用具,成立“木刻研究社”,举办“木刻函授班”,便留下来一起从事“木运”工作。杨可扬编辑了《木刻艺术》双月刊两期、阿扬《新艺术谈》、野夫编《活页画帖》、邵克萍《武夷的山水、茶》,以及郑野夫、阿扬、克萍合编的《给初学木刻者》等书刊。

1941年春,浙东战事吃紧,丽水迭遭日寇轰炸,工厂被炸成废墟。郑野夫等决定另起炉灶,向温州招收一批工人,转进到江西上饶。来年夏天,日寇攻浙赣线,上饶失守,木刻工厂被迫放弃生产工具、成品、原材料等,遭到很大损失,唯有工作人员撤退到福建崇安县赤石镇。到1943年春,郑野夫担任东南印刷厂厂长职务(也在赤石镇),于是又恢复木刻厂组织,扩大为中国木刻用品合作社,附设有新艺术画社及武夷画室。在这段期间,杨可扬有时兼职,有时专职,既生产、供应木刻用品,又编辑出版书刊,既办函授学校,又办版画展。

1946年8月杨可扬与郑野夫在上海,一起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他还成为驻会的专职人员,参与“抗战八年木刻展”的筹备工作,同时编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李桦说:“这次展览获得了很大成功,应归功于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野夫同志的策画和负责向各方同志奔走张罗的成果。”其中不可缺少的是,杨可扬在会中的专职工作,协助郑野夫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是杨可扬从事“木运”以来,创作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大量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困苦生活的作品,不断出现在上海与各地报刊,代表作有《张老师,早》、《教授》、《孤儿寡妇》、《撤佃》,以及一些批判性很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为内容的木刻传单等。期间创作连环木刻《英英的遭遇》,在《大公报》上连载。配合上海、南京学生运动作宣传。上海解放前夕,与部分版画家接受地下党委托,创作多幅迎接上海解放的版画作品。

以刻于1947年的《教授》为例,它和《张老师,早》,都是刻画物价月月高涨,教师刚领回来的薪水,面对入不敷出的窘境。前者是一位中年教授的模样,携家带眷前往旧书店,以博取老板同情,将自己值钱的书籍,向书店贩卖的画面。

名人对于丰子恺漫画的评价(曾模仿丰子恺画漫画后转习版画)(2)

1946年木刻作品《教授》

后者则是一个小学老师清晨上当铺,当他当了东西出来,碰到两个上学的小学生,向他请安的难堪画面。

1948年夏季,赵家壁通过郑野夫,请杨可扬等人为晨光出版社,编辑一本《中国版画集》,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认识与合作。此书的序言和《中国新兴木刻发展》都是出自杨可扬的手笔,编辑装帧也由他负责。为了向国外发行,赵家壁还出了一本《中国版画集》的英语版特装本,特装本的序言是请老舍在美国写成寄回国内。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第一本向国外发行的现代版画作品集。

名人对于丰子恺漫画的评价(曾模仿丰子恺画漫画后转习版画)(3)

杨可扬为赵家壁设计的藏书票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时,赵家壁看到全国艺术展览中的美术作品,木刻占三分之一强,又请杨可扬等木刻家的帮助,编辑出版了一本《新中国版画集》。全国艺术展览会移师上海大新公司三楼画廊展出时,该书的新书样本也在会场陈列,并开始出售。

1953年赵家壁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杨可扬和他两人成为同事。虽然不在一个部门,经过两本版画集的磨合,两人成为互相器重的同事。1986年他为赵家壁创作一款藏书票。原订于1987年10月出版的《可扬版画集》,也于两年后出版。他亲自送到赵家壁家,并在新书扉页上写道:

“你是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有功之臣,在三十年代,当它还是幼年时期,你就对它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出版了《苏联版画集》。解放前夕,我们又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编印了《中国版画集》。前不久你又关心我的画集出版,现在画集终于出版了,虽然印得还不够理想,但在出书难的今天,也很安慰了,特奉上一本,请作留念并请指教。”

1996年10月,我在台北出版《图说藏书票:从杜勒到马蒂斯》的时候,特别把杨老师送给我的木刻原版,请台北县新庄市民安国小的美术老师王振泰,为我重刷两百五十张,作为该书限定版之用,也算是为我完成第一阶段藏书票研究作为纪念。但是不同的刷印者,因惯用的颜料厂牌和色系的差异,甚至对于版画艺术的诠释,可以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在此之前每年都到上海一趟,我都请子善兄作伴,一起拜访杨可杨老师。杨老师虽然比较寡言,我又不善于言辞,但是他老人家视藏书票如友谊,每次去必拿出最近创作的藏书票作品,请我从中挑选几款。有一次我带了栋方志功的版画册,用以证明栋方的版画特色,与他有几分相似,都有朴拙的造型、奔放的刀法和大胆的用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想到杨老师打开书后,看到栋方双眼靠近放大镜,在木板上雕刻的相片,马上露出微笑。

生性拘谨的我,顿时放松心情,想起杜渐主编《读者良友》月刊,有一期介绍1984年上海出版业到香港举办书展,有一款杨老师设计的藏书票。他并写了《我爱藏书票》一文说:“香港方面的主办单位提出了一个点子,要我为书展刻作一枚藏书票……我作为老版画作者,又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双重身分,自然而然没有推辞的理由。于是我从‘水清鱼读月’句中,构思了一幅寓意大家来读书的藏书票,这也是我的第一张藏书票。”

我借机提出收藏这款藏书票,杨老师打开另一个保存早期藏书票的盒子,把它从中找出来,同时问我:“你怎么知道有这一款?”当时我兴奋得答不出话来,但是内心的雀悦,剎那间露在脸上。

(原标题:可扬神镌 独树一炽)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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