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88年10月，我和三个好友一齐到上海参加“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筹备会”。从那时开始与陈子善教授交往，没想到我们两人除了对文学史料情有所钟之外，同时喜欢藏书票。除了在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淘到藏书票及相关书刊外，同时推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离休的版画家杨可扬，为我设计藏书票。
作者：吴兴文
杨可扬第一款藏书票作品
我立即把握住机会，恭请杨老师帮我设计第一款藏书票。他以黑、绿两版刻划出我要的书架的感觉，再用手上彩涂上红色，将架上部分的书脊凸显出来，有如画龙点睛般。右边有一串黑框的绿叶，真有刘禹锡《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画意，更多的是满足了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境。右下角有一个英文字母“K”，即是他的名字杨可扬的缩写，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佳作。
杨可扬的木刻风格质朴粗放，简括的刀法和强烈的黑白对比直接突出主题。不擅于也不喜欢表现复杂的中间调子，有意将它排除出去，但又未完全舍弃明暗的处理，而是将调子简化、加强，黑色的大量运用使画面富有厚重感；连他的藏书票和贺年卡创作的风格也一样，朱屺瞻视之为“可扬神镌”的精神。
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杨可扬说：“做事情总希望能够事半功倍，美术创作上则要求以一当十，尽可能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意境效果。”“绘画上不宜做加法，要舍得丢，敢于丢，但结果不是空洞无物，而是戏中有戏，话中有画。”这些美术观点，促成他在实践中创作的作品完整而有变化，获得整体上的成功。充满黑白分明的力度，沉实厚重，气息充沛，不看署名，单看画，也知道是他的。
杨可扬先生于1914年8月生于浙江遂昌，小名杨嘉昌，后改为“A扬”，又写回中式的“阿扬”，2010年5月去世，享年97岁。杨老师自幼酷爱画画，自学成材。上小学期间有图画课，启发了绘画的天分。1935年春，模仿丰子恺笔意，投了几张漫画给《太白》半月刊，其中一幅《如泣如诉》，画的是一个背满二胡、京胡、笛子与横箫沿街兜售，边走边拉着胡琴的“街头音乐家”；被录用了。
后来进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深造，生活却成了问题，只读两个月便辍学。1936年夏天在杭州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被一幅幅黑白分明、线条粗犷、视觉冲击力极强，生动而夸张地表现人民生活不幸的作品，深深地感动，决心放弃漫画改学版画。来年春天，在上海参加新华艺专同学组织的“刀力木刻研究会”，师从马达转习木刻版画。
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12月1日被派到浙西于潜县鹤村筹办《民族日报》，负责从孙中山遗著中，找出“民族日报”四字组合成报头，并担任美术和副刊编辑，在此工作了20多个月。杨可扬在报社期间，1939年周恩来曾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说。幸亏他被赶走，后来几个共产党员，包括王开识社长都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他帮助邵宇、赖少其借演出之名，竟然冒险越狱成功。
1940年秋《民族日报》改组，杨可扬去温州找工作，途经丽水，遇到当地搞木刻运动的郑野夫和金逢孙，他们在当地开设木刻工具合作社，生产木刻用具，成立“木刻研究社”，举办“木刻函授班”，便留下来一起从事“木运”工作。杨可扬编辑了《木刻艺术》双月刊两期、阿扬《新艺术谈》、野夫编《活页画帖》、邵克萍《武夷的山水、茶》，以及郑野夫、阿扬、克萍合编的《给初学木刻者》等书刊。
1941年春，浙东战事吃紧，丽水迭遭日寇轰炸，工厂被炸成废墟。郑野夫等决定另起炉灶，向温州招收一批工人，转进到江西上饶。来年夏天，日寇攻浙赣线，上饶失守，木刻工厂被迫放弃生产工具、成品、原材料等，遭到很大损失，唯有工作人员撤退到福建崇安县赤石镇。到1943年春，郑野夫担任东南印刷厂厂长职务（也在赤石镇），于是又恢复木刻厂组织，扩大为中国木刻用品合作社，附设有新艺术画社及武夷画室。在这段期间，杨可扬有时兼职，有时专职，既生产、供应木刻用品，又编辑出版书刊，既办函授学校，又办版画展。
1946年8月杨可扬与郑野夫在上海，一起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他还成为驻会的专职人员，参与“抗战八年木刻展”的筹备工作，同时编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李桦说：“这次展览获得了很大成功，应归功于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野夫同志的策画和负责向各方同志奔走张罗的成果。”其中不可缺少的是，杨可扬在会中的专职工作，协助郑野夫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是杨可扬从事“木运”以来，创作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大量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困苦生活的作品，不断出现在上海与各地报刊，代表作有《张老师，早》、《教授》、《孤儿寡妇》、《撤佃》，以及一些批判性很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为内容的木刻传单等。期间创作连环木刻《英英的遭遇》，在《大公报》上连载。配合上海、南京学生运动作宣传。上海解放前夕，与部分版画家接受地下党委托，创作多幅迎接上海解放的版画作品。
以刻于1947年的《教授》为例，它和《张老师，早》，都是刻画物价月月高涨，教师刚领回来的薪水，面对入不敷出的窘境。前者是一位中年教授的模样，携家带眷前往旧书店，以博取老板同情，将自己值钱的书籍，向书店贩卖的画面。
1946年木刻作品《教授》
后者则是一个小学老师清晨上当铺，当他当了东西出来，碰到两个上学的小学生，向他请安的难堪画面。
1948年夏季，赵家壁通过郑野夫，请杨可扬等人为晨光出版社，编辑一本《中国版画集》，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认识与合作。此书的序言和《中国新兴木刻发展》都是出自杨可扬的手笔，编辑装帧也由他负责。为了向国外发行，赵家壁还出了一本《中国版画集》的英语版特装本，特装本的序言是请老舍在美国写成寄回国内。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第一本向国外发行的现代版画作品集。
杨可扬为赵家壁设计的藏书票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时，赵家壁看到全国艺术展览中的美术作品，木刻占三分之一强，又请杨可扬等木刻家的帮助，编辑出版了一本《新中国版画集》。全国艺术展览会移师上海大新公司三楼画廊展出时，该书的新书样本也在会场陈列，并开始出售。
1953年赵家壁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杨可扬和他两人成为同事。虽然不在一个部门，经过两本版画集的磨合，两人成为互相器重的同事。1986年他为赵家壁创作一款藏书票。原订于1987年10月出版的《可扬版画集》，也于两年后出版。他亲自送到赵家壁家，并在新书扉页上写道：
“你是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有功之臣，在三十年代，当它还是幼年时期，你就对它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出版了《苏联版画集》。解放前夕，我们又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编印了《中国版画集》。前不久你又关心我的画集出版，现在画集终于出版了，虽然印得还不够理想，但在出书难的今天，也很安慰了，特奉上一本，请作留念并请指教。”
1996年10月，我在台北出版《图说藏书票：从杜勒到马蒂斯》的时候，特别把杨老师送给我的木刻原版，请台北县新庄市民安国小的美术老师王振泰，为我重刷两百五十张，作为该书限定版之用，也算是为我完成第一阶段藏书票研究作为纪念。但是不同的刷印者，因惯用的颜料厂牌和色系的差异，甚至对于版画艺术的诠释，可以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在此之前每年都到上海一趟，我都请子善兄作伴，一起拜访杨可杨老师。杨老师虽然比较寡言，我又不善于言辞，但是他老人家视藏书票如友谊，每次去必拿出最近创作的藏书票作品，请我从中挑选几款。有一次我带了栋方志功的版画册，用以证明栋方的版画特色，与他有几分相似，都有朴拙的造型、奔放的刀法和大胆的用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想到杨老师打开书后，看到栋方双眼靠近放大镜，在木板上雕刻的相片，马上露出微笑。
生性拘谨的我，顿时放松心情，想起杜渐主编《读者良友》月刊，有一期介绍1984年上海出版业到香港举办书展，有一款杨老师设计的藏书票。他并写了《我爱藏书票》一文说：“香港方面的主办单位提出了一个点子，要我为书展刻作一枚藏书票……我作为老版画作者，又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双重身分，自然而然没有推辞的理由。于是我从‘水清鱼读月’句中，构思了一幅寓意大家来读书的藏书票，这也是我的第一张藏书票。”
我借机提出收藏这款藏书票，杨老师打开另一个保存早期藏书票的盒子，把它从中找出来，同时问我：“你怎么知道有这一款？”当时我兴奋得答不出话来，但是内心的雀悦，剎那间露在脸上。
（原标题：可扬神镌 独树一炽）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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