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平稳驰行在开往重庆市区的高速公路上。梁辉双手自如地掌控着方向盘，两只眼睛盯着前方的柏油路，适时往后视镜方向切换视线。
他的眼里只有前方的道路，那条蓝灰色的路像地毯一样飞速滑向身后。
车内坐着他的三个亲戚，两个婶婶和一个姑妈。她们旁若无人地聊天，其中一个人说，他很聪明，头脑灵光，只可惜听不到了，也不能说话；另一个说，我经常坐他的车，他驾驶技术很好。
亲戚们讲述着梁辉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却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自由的人
梁辉是一名聋人司机。挡风玻璃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他用雨刷扫了几下，确保视线清晰。
驾驶汽车让他觉得自由，车内是他的世界，外面的嘈杂和喧嚣都被屏蔽掉。
汽车经过一个服务站时，梁辉将车停靠在那里的空地上，等亲人下车后，他下车倚靠在车门边，点燃一支烟，睥睨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那些轰轰隆隆的汽笛声，人们彼此交谈的粗粝声，都无法侵扰他。
几分钟后，亲人们从卫生间出来，陆续上车，梁辉掐掉那支还剩下半截的纸烟，钻进车里。
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梁辉已经在这条绵延百里的公路上往返数十次。开离服务站后，他踩了一脚油门，车速提升至100公里每小时，他握紧方向盘，迅速变道超过了前方车辆。
繁华的城市街道禁止车辆鸣笛，眼睛是梁辉最重要的依靠。开车三年，他没有发生过事故。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去年，一个朋友告诉梁辉，可以开网约车挣钱。他每月工资3000多块，负担了生活所有开销，养孩子，房贷等，他需要有额外收入。成为滴滴司机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年多下来，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跑滴滴，每天最多接20单，陆陆续续，他接单130次。
但这个软件上并没有用于听障人司机和乘客沟通的设置。为了避免接到乘客后的尴尬，梁辉通常选择在离乘客还有几百米距离时主动告诉对方，自己有听说障碍。“一些人可以理解，但一些人不能。”
每次，他只能根据导航上的指示行驶，按图索骥。接到客人时，他避开对方的目光。但导航并非次次都能将他准确无误地带到乘客身边。有时候，他到了导航上的地点，但并没有见到乘客。或者，乘客打来电话，他只能挂掉。订单取消。他被乘客投诉。他无法向任何一方解释。
意外的情况无可避免地发生。有次他没有接到乘客被投诉，乘客在投诉理由中写道：“司机接驾路线与导航路线不一致，联系不上司机。”
他没有办法轻描淡写地忽略那些不友好。梁辉在申诉理由中写道：“因为我的车左后视镜坏意外（意外坏掉），我已经给乘客说不好意思，请求取消。怎么给我上诉责任（怎么会上诉我），我委屈。希望乘客理解我。”
手语难免限制他表达自己，文字也不是他擅长的方式，他只能干着急。
滴滴客服打电话给他，他只能挂断。最后的结果是，他被认定诱导乘客取消订单。因为投诉，他的服务评分从95降到91。
他为此闷闷不乐。
听障学员
知道聋人可以考驾照时，梁辉想，这个社会对所有人应该是公平的，正常人可以学车，听障人也可以。
那时，全国针对聋人学车的驾校只在北京有三家。 2013年夏天，梁辉登上火车，一路北上，抵达北京一家驾校。那天，一个人带着他到医院体检，他戴上助听器，医生让他判断3米内的声源方向，相应地举起左手或右手。幸运地，他通过了体检。
学开车对梁辉来说并非难事，他用眼睛去看，去听。教练用简单的手语加文字和他沟通。十三天后，他顺利通关，科目一和科目三都是一次通过，如愿拿到驾照。
根据2016年公安部最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听力障碍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者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这意味着，只要通过体检，听力受损的人也有机会学车。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2010年末我国听力残疾人士大约有2054万人。
在梁辉学车的驾校工作十七年的经理魏凡说，驾校每年都四五千聋人报名学车。教练经过手语培训后，能和学车的聋人交流，“在他们上车之前，先告诉他哪个是离合器，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
在这所驾校学车的聋人中，考试通过率在90%以上。学车的年轻人居多，25岁以下的占60%。
北京的一所驾校里，听障学员在交流驾驶技术
38岁的教练杨洋在驾校工作多年，长期在太阳下曝晒，他的皮肤变成小麦的颜色。在第一次接触听障学员时，杨洋心里疑惑，担心听力会成为他们学车的障碍。那时他尚不会手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依靠纸和笔，密密麻麻的字写满整本笔记本。
路面考试时，他们把语音指令全部做成A4纸大小的纸张指令，考试时通过举牌提示下一个考试项目。那批听障学员都一次性通过了考试。
杨洋发现，这些学员学习专注，手脚协调能力强，“虽然听不清楚，但是他们双眼一直在看左右后视镜，跟后车保持距离踩刹车。”他心里的顾虑逐渐打消。
“其实聋人佩戴助听器后，只要能听见喇叭声，就可以通过倒车镜观察路面，从而采取措施 。”杨洋说，因为听不见，他们不会在开车时打电话或者听歌，精力更加集中。
在教学过程中，杨洋萌发了对手语的兴趣，他会向学员请教踩油门、刹车、踩离合、抬离合、踩刹车、松刹车等常用的手语，也会从网上找来教程，空闲时琢磨一番。
沉默的人
北京的一所驾校里，听障学员在交流驾驶技术
这家驾校的咖啡厅每天都会聚集一群前来学车的聋人，他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很多开车的细节。
杨丹围在他们中间，用手语快速比划着，在一张考试道路模拟图上，用一辆模型汽车熟练地滑出行驶路线。更多时候，她安静地坐在一旁看别人说。
前一天因为生病，学习耽搁了。这天，她要学足12小时。“现在学车方便多了，手机打字就能快速表达自己的想法。”教练在手机上写下她当天要练习的内容，包括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坡道定点、直角转弯。
让她感到焦虑的是，掌握不好踩踏汽车离合器的节奏，导致车速不稳。至于坡道，侧方位停车，倒车入库，她都信心十足。
她把4厘米长弯钩形的助听器放在耳廓后，这根塑料管能将微弱的声音传送到她的耳道。但长时间的佩戴会让她感到晕眩。
杨丹35岁，她的听力损失在90分贝以上（极重度听力损失）。一场疾病夺去了杨丹的听说能力，她在两岁时高烧不止，父母带她到镇上的卫生院治疗。那里设施简陋，医生给她注射完之后，她就再也听不到声音。父母带她到外地的几所医院治疗，但丝毫不见起色。
“她是个哑巴！”孩子们，包括一些大人彼此窃窃私语，人们嘲笑她不能说话，以为她不知道，其实看他们的神情，“其实我看着她们的神情，就知道与我有关了。”
梁辉和杨丹有相似的经历。三岁时，他感冒发烧，没有人把它当回大事。后来高烧不退，母亲天天抱着他往医院跑。十几天过去，烧退了，但耳朵听不见了。
那是他们全家人听过的最绝望的消息。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没有一个励志故事可以缓解她的悲伤。
梁辉记得，在他六岁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某些方面“与别人不同”，“别人的嘴巴可以说话，耳朵可以听到声音，而我却不能。”他问过母亲，为什么他是聋人而别人却不是。母亲只能告诉他，因为他生了一场病。
再大一点，父亲带他到更好的医院看病。在医院走廊，他只看到医生摇头，父亲低头。他再没问过父亲检查结果，那年，他六岁。
从此之后，他的世界就是安静的，没有一丝声响的静。
丧失听力夺走了他自己表达的权利。同村的男孩欺负他，孤立他，他只能趴在窗口，看村里的孩子们在大槐树下玩老鹰捉小鸡，或者躲在家里不出门，盯着黑白电视机的画面，看里面的人无声地动来动去。
七岁时，梁辉被父母送到聋哑学校。在那里，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人，大家用手语交流，表达想法。他学习语文，数学，体育，画画，最喜欢的是美术课，用画笔在粗糙的纸面上画飞机，坦克，导弹，跑车，画自己想要的一切。
那个时候，他像是自我孤立的一座岛。慢慢地，习惯了不被人理解的现实，别人说什么都冷冷地回应。
有一天，他在清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是一阵刺耳尖锐的模糊音浪，他无法准确地描绘那种声音，等他紧紧抓住母亲的手，那声音消失了。他惊醒了，发现是一个梦。
天未亮，他依然被黑暗包围。接着，他又用力闭上眼睛，想回到那个梦里。
被忽略的人
学驾照不是梁辉第一次到北京。更早的一次是在他15岁时。初中毕业时，他打算到重庆的聋哑学校读高中，一个长相憨厚的中年男人说可以带他找工作，他懵懵懂懂跟着上了火车，最后才发现终点站是北京。他被骗了。
男人把他带到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里面住着二十几个和他一样的听障人。有男有女。男人把他带到人群密集的商场，告诉他，他的任务是偷钱。偷完钱就飞快地跑开。那些钱他没得过一分，直接上交给了团队的“骨干”。
反抗的结果就是一顿打骂。跟着男人半年后，有次他在街上行窃，被警察抓住，带到派出所，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违法。他告诉警察，自己是被骗到北京的。他想回家。
在派出所待了两天后，他见到了父亲。他的目光和父亲的眼神相撞，又迅速避开。他害怕父亲打骂他，但父亲只拿起一支笔，在手上写道：不能偷东西，小偷可耻。他不停地点头，用尽全身力气。警察送他们父子到旅馆住了一晚。
第二天，父亲带着他坐火车到云南，他干活的工地上。梁辉想工作，父亲说他还小，只需帮家人煮饭打杂就好。但他内心笃定，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那年回重庆老家过完春节，他就决定到外地闯。
梁辉向往外面的世界，他想挣钱，证明自己。他独自跑去过山西，广州，江西，陕西等地方的一些城市，试图在混沌中摸索出自己的人生。他去过汽车厂，电子厂，火锅厂，但不是工资太低就是被人拒绝，他有时觉得，自己是常人世界中“被忽略的人”。
如今，滴滴司机之外，梁辉是一家电器厂的计件员，每天8点上班，一直到下午6点。回到租住的单身宿舍里，他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盯着天花板发呆。被区隔的环境让他觉得沉闷。他想自驾到西藏旅行，去看那里的天空和雪山。
人生30多年里，失去听力是他遭遇过的最大不幸。有时候他会想，如果不是因为听力出问题，他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曾努力地去感受声音，即使双耳佩戴着价值高达万元的助听器，他的听力依旧无法接近正常人的水平，只能对汽车的喇叭声和歌厅震耳的乐声有微弱的感觉。他无法去形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但这些声音会让他感到头晕，往乐观的方面想，“我生活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
梁辉和妻子都是听障人，让他感觉幸运的是，儿子能够健康活泼地长大，唯一伤感的是，他没有办法听到儿子喊他“爸爸”。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掌控自己
杨丹是一个小个儿的姑娘，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皮肤是沙滩的颜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常常有人那么说。
她在台州一所聋哑学校读到初三。父亲有了其他女人，抛弃了母亲，她和弟弟。父亲离开后，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为了供养弟弟读书，她主动辍学，到一家包装厂上班，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
20岁时，她买书自学五笔输入法，应聘到一家工厂当电脑打字员，负责录入产品的条码和入库单，待遇还可以。她一直试着掌控自己的人生，学车考驾照也是她坚持的选择，虽然当初有不少朋友劝她放弃。
杨丹无畏而活泼，在聋哑学校时就有很多男孩追求，但她统统拒绝了。那时她期待的爱情还没有出现。
直到在工厂遇到如今的丈夫。丈夫是能说能听的“正常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正常人如此耐心地对她，听她倾诉，让她感觉到一种可知而不可言的满足感。
有“差距”的爱情注定受到阻碍。杨丹最开始和丈夫交往，丈夫的父亲极力反对，甚至要断绝父子关系，但丈夫坚决要娶杨丹。父子冷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妥协了。
作为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女孩，她交到了几个能说能听的朋友，他们从她那里学会手语。她对自己能遇到“正常人”丈夫，生下健康的孩子，视作人生最大的幸运。
她不想用自己的悲伤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并没有把我所有的快乐都从生活中带走。”她的身上带有一种令人欣慰的美丽和乐观，“至少，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任何打扰的声音。”她将自己的身体向前倾，转换成适合长谈的姿态。
那天，北京的气温40度，阳光的热量斜斜地投射下来，她的脸庞绯红，像熟透的苹果。
杨丹的科目二考试败下阵来。她太过紧张，教练发号施令之后，她身子开始发抖，导致考试过程中几次熄火，她急得冒汗。
她第一时间将失败的消息告诉丈夫，丈夫安慰她说，你尽力了，事情总有意外。 家里已经买了一辆小车，她想亲自开车送儿子上学，或者出去游玩。等到十月，她再重返北京，继续考驾照。
在不用上班的时候，杨丹就专心陪儿子。儿子抱着她从北京买回去的小熊，用被子盖住它，轻轻拍打它，像对待另一个小孩一样。
杨丹静静地看着他，跟着他笑，从学车的疲惫中缓过来神来，一头扎进她正拥有的幸福里。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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