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四民月令》是由东汉崔寔所作的一本农家月令体书籍。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首先探析《四民月令》中蕴含的造物思想：“天人合一”“物尽其用”“礼制社会”。其次强调造物思想与文化环境之间关系，得出造物思想与文化之间的良性交互是当下迫切需要这一结论，并反思文化生态深刻揭示出的当前设计的自身危机，为当代中国设计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四民月令；文化生态；造物思想
一、引 言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提出，他指出文化生态学主要是“从人类生存所需的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中的不同元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说”。这一理论经过西方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我国。国内学者方李莉在21世纪初将对文化与环境的关注，上升到文化哲学领域不同文化间整体关系的探讨。目前，文化生态学在我国相关领域中运用十分广泛，诸如建筑学、民俗学、艺术学等领域。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一文中指出：“以斯图尔德为首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中所提到的‘文化生态’，其含义是指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而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生态’，除了有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
《四民月令》成书于2世纪中期，由东汉崔寔撰。《四民月令》成书之后，辗转流离，原书早佚，但为历代各类农书及相关作品所征引，自清代乾隆以来，有多位学者对其残篇进行辑佚与整理，该书的史料价值可想而知。《四民月令》开农家月令书籍的先河，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月份顺序，将一个家庭中的事务做了具体安排。此外，此书还涉及天气物候、祭祀、教育、宗亲关系、制药、制酱、纺织、商业买卖等各种事务，多角度地记录了汉代农庄生活的发展与变迁。从《四民月令》中描绘的有意识的造物行为，可以窥见其背后的造物思想。
造物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文化的主要传播及表现形式。造物思想与文化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造物思想与它所处的环境系统能够共生、协调，就能够实现持续发展，反之亦然。这个环境，就是广义的环境，其中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各种人工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基于此，本文将探析《四民月令》的造物思想体系以及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天人合一”：《四民月令》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古代对自然，即对“天”的认识，经历了十分漫长、曲折的过程。如果要简化概括的话，那就是从对自然的崇拜（自然的神化），到主张自然与人和谐共处，即“天人合一”。而这一思想在造物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造物过程中，遵循天工、开物成务须完美结合，这一思想在《四民月令》的造物活动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尊天重时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造物观念在《四民月令》中表现为尊天重时。在古代，造物设计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各种材料有不同的产地，材料的使用对气候等条件亦有不同的要求，因此，遵循自然时序和自然规律成为造物设计内在的基本要求。《四民月令》从“天”入手来记载每个月的气候变更、物候变化及安排，以及对应的农事活动。如《四民月令·正月》中写道：“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即是强调在正月下雨的时候，土地里的热地气会上升，这时需要进行翻土，拔除旧的树根杂草，对土地进行施肥，让它变得肥沃。这里的“地气”是指“地中之气”，是土地山川所赋予的灵气，接了地气，作物才能在阴阳二气的消长、进退、升降中生长，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生。又如：“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必生蠹虫。”（《四民月令·正月》）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夏天结束，不可以砍伐竹木，因为这时砍伐一定会生蠹虫。“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四民月令·三月》）在三月桃花盛开的时间，农人等候时机再种植。“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及大、小豆，胡麻。”（《四民月令·四月》）“是月也，趣耘锄，毋失时。”（《四民月令·六月》）“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唯穬，早晚无常。”（《四民月令·八月》）均是谈及相应的时节应该做对应的事。因此，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进行农事。
天地之气，不失其序；物之生长收藏，必待时气。尊天重时的思想在手工艺上也是如此。如《四民月令》中详细描述了女红应时而动的活动事宜：正月“农事未起，……命女红趣织布”；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 、薄、笼”；四月“趣缲，剖绵，具机杼，敬经络”；六月“命女红织缣练……可烧灰，染青绀杂色”；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十月“可析麻缉，绩布缕”。从养蚕缫丝到织布染色这一系列活动浓缩了当时在设计与制造中的思想，时序的更替成为女红这一手工艺活动一年安排的重要规定。
此 外，祭 天 也 是 重 要的活 动，“祀祖神”“祠太社”“祠岁时所奉尊神”等农业祭祀的记载，都由原始社会对自然的崇拜与尊重发展而来。
（二）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一词来源于成书于明崇祯十年的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但是笔者认为该词同样适用于《四民月令》造物思想。“天工”取自《尚书·虞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意为自然形成万物的功力；“开物”取自《周易·系辞上》“开物成务”，意为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因此，“天工开物”即为自然形成万物，而人类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开发和利用自然，转化成有用之物。在《四民月令》中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手工艺等方面上。
农业生产就是在人们尊重土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使其达到满足需求这一目的。“可作诸酱。上旬謅豆，中旬煮之。以碎豆作末都。至六月、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四民月令·正月》）也就是讲述对豆类植物的利用，正月上旬的时候可以对豆类进行初步的熬制，中旬熬制，用碎豆来作“末都”这种酱，等到六七月之间分别用来腌制酱瓜。“是月也，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蓄。”（《四民月令·二月》）是对于榆荚的利用，等到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蓄，至冬以酿酒，滑香宜养老。《诗》也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从根本上体现了对食之物的开发利用。
三、“物尽其用”：《四民月令》的节物造物观
“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周易·系辞上》）这里的“物”便是指“人造物”，“致用”的含义为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人造物，都强调“物尽其用”。这是基于生活之使用需求才产生的。
（一）致用为本
首先，功能至上，装饰为其次，强调对象的实用性和耐久性。《墨子·辞过》中说：“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制作衣服、腰带、鞋是为了便于身体穿着，并不是要做出奇装异服来显示怪异的。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说：“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四民月令》中的诸多表述都强调了这一认识。如民生之用，“民生”就是指人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事宜，在正月的时候“可移诸树：竹、漆、桐……”，为日后的三月漆油制作做准备，“自是月尽夏至，暖气将盛，日烈燥，利以漆油”。四月则作枣糒（用枣子和米蒸煮的饭食）来接待客人。“是月也，作脯腊，以供腊祀。”等到十月制作脯腊，来作为祭祀之用。因此，不管“用”的对象是何物，也正是因为有了功能，才有可用之处。
经济之用，主要强调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所产生的价值。中国古代强调农是立国立家之根本，因此农业商品交易成为《四民月令》中的重要经济活动。文中多次使用“籴”“粜”“买”“卖”等动词来描述商品交易，例如：二月可粜粟，大、小豆，麻，麦子；三月可粜黍，买布；四月可籴穬及大麦；五月籴穬，大、小麦；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十一月买白犬养之。透过农业商品交易，我们不仅看到了东汉后期农庄生产生活中的商品流动皆在“致用利人”的思想下进行，以及作者崔寔在当时“务本”观念的表达，更看到了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务实的生活态度。
（二）适度消费
其次，在传统造物思想中提倡对于一草一木的珍惜。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应遵循它的生长规律，取之有度。虽然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源于当时经济不发达，但这也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以及源于上文中强调的对自然的尊重与关照。《四民月令》作为月令体书籍，描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造物活动，即是一种对自然资源开发时尊重其生长周期、取之有度的表现。此外，《四民月令·二月》中曰：“蚕事未起，命缝人浣冬衣，彻复为袷，其有赢帛，遂供秋服。”即是谈衣物的一物多用，当养蚕的事宜未开始时，命令缝人浣洗衣服，拆下重新整理，其中有赢帛的衣服，就用来供给秋天的衣物。这是古人对于材料的利用的考虑，最大程度上使用原材料。对于器物的修缮也是如此。“农事尚闲，可利沟渎，葺治墙屋，以待雨；缮修门户，警设守防，以御春饥草窃之寇。”（《四民月令·三月》）通过对材料的了解，针对性地选用材料，用草来加固墙，修缮门户，将物品的使用率达到最大。又如：“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皆是符合“物尽其用”的造物活动需求。
四、“礼制社会”：《四民月令》的伦理观
“礼”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态，“礼”的观念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文化生态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准则，它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在造物方面“礼”也成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一）以孝治为本
中国古代自汉朝以来实行以孝治国。孝道作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其实质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分配政治权力以及维护政治稳定。礼乐文化在宗法制的推动下开始发展，并促进孝道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争频发，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孝道仍在诸子百家中得到推崇，儒家把孝悌视为仁之根本，甚至专门写作《孝经》一书，此后，孝道成为历代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准则。《诗经·大雅·下武》言：“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孟子·梁惠王上》也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唐代《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云：“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四民月令》中也通过对孝道行为的论述，构建以孝为本的和谐社会。
《四民月令·正月》：“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四民月令·三月》：“冬谷或尽，葚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四民月令·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族”的涵盖范围则进一步具体到“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具有唯一共同男性祖先的几代人之血缘群体（即所谓“九族”）。突出强调了己身上下之五世成员。强调在正月拜上祝贺长辈，等到三月冬谷结束后，捐赠贫困者，并且，从最亲近的人开始施予恩惠给长辈们，当九月天气冷的时候，关爱孤独寡居以及生病而不能自己生活的老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修身与孝顺的关系，《四民月令·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四民月令·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将孝道思想与儒家教化融入人生观，这也正是强调要以孝修身。虽全书没有明确的法令规定来提及孝治这一观念，但是句间处处言及“孝”这一观念，因此可以说，孝道在《四民月令》中可以作为一种不成文的无所不在的社会准则，这也是造作为物思想中一种重要的存在。
（二）以等级为本
等级秩序也是造物活动的重要准则之一。《四民月令》中庄园经济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四民月令》强调必须各司其职，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是有意识并且有法则的存在，以此来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缪启愉说：“《四民月令》中所称的‘家长’，实际上是庄园内具有‘宗族、婚姻、宾旅’结合体的首脑身份的大家长，也就是庄园之主。庄园内的依附和隶属人口，有专管酿酒和饮食的‘典馈’，专管采桑养蚕的‘蚕妾’，专管纺织的‘女红’，专管缝纫洗衣的‘缝人’，还有负责收采榆荚等和野生植物的‘司部’，以及负责其他事务的‘执事’‘家人’等等。”这些劳动力都是依附庄园地主的家奴，在礼的规范下，造物体系得以形成，在器物制作中，礼的思想也得到传承，社会得以稳固。
五、结 语
《四民月令》中的和谐田庄社会是崔寔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东汉王朝日益衰退，统治阶级昏庸腐败，边疆局势动荡，人民受到压迫与剥削，以及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不断等多种因素导致当时社会“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而崔寔《政论》中强调的是“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粮食作为命根，命根没了，人民就无法保命，国家也就削弱了，表现出崔寔的“务本”思想。反观《四民月令》中描述的庄园组织，一切以农业为主，井井有条，从上文中谈及的各种活动安排来看，正是崔寔对其思想的实施设计。
造物在古代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民月令》中的造物，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存在，造物思想更是一种文化。它包括各种器物、工具、作坊等有形文化和观念、信仰、规范、习俗等无形的文化。综观《四民月令》中的造物思想，它复杂地折射出土、地、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并通过馈赠和流转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生活片段中传承。这是《四民月令》造物思想的精妙之处。
造物思想与文化环境的良性交互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文化生态观深刻地揭示出当前社会的自身危机，在当前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被赋予商业价值的文化也逐渐失掉了本质。我们不仅要反思现代化、工业化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得不思考未来。因此，回望过去并为现实问题寻求出路显得格外重要，为当代设计注入新活力，维持当下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原文刊载于《百花》2021年第09期
审核丨撒小虎
编辑丨李舒婷 文辉 宫月
排版丨霍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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