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论在封建时期的哪个时代，“宗藩势大”无疑都是让当朝统治者极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明朝也不例外，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夏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伊始，就已经注定后世统治者会面临一个“宗藩势大”的困局。但不知为何，建文帝朱允炆发动削藩失败不说，还激化了“宗藩势力”与“统治地位”的矛盾，而反观明成祖削藩，却轻而易举的收回了兵权，且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究其原因，原来跟明朝“宗藩无封地”的现象有关。
明朝藩王示意画像
毕竟“宗藩势力”不同于普通的文武群臣，他们同样流着跟当朝统治者一样的“皇室血脉”，再加上对明太祖朱元璋而言，一起奋勇杀敌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尚且能封侯拜相，这些同样伴随他一路走来的“宗藩势力”自然也不能太过于亏待。
所以也就有了明洪武三年（1370年）夏四月，明太祖朱元璋秉着“亲亲之谊甚厚”的思想，先后册“封皇子樉为秦王，晋王，棣燕王，橚吴王（周王），桢楚王，榑齐王，梓潭王，巳赵王，檀鲁王，从孙守谦靖江王”的事件发生。——《明史·太祖二》
虽然明太祖此举还有着限制“武将权力”，完善“皇权专制”体系的意思，但问题只要一分封，那就意味着“权力”的外放，势必就会让明朝迎来另外一个“宗藩势大”的问题。
宁王朱权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宗藩势大而这个“宗藩势大”的问题，才刚到洪武末期，就已然变得极为突出，燕王朱棣身居北平，有“节制沿边士马”之权；秦王朱樉“委以兵事，得专行赏罚，岁秋巡边，大将皆听节制”之权；楚王朱桢和湘王朱柏更是“率师十万往征古州叛蛮。”——《罪惟录·卷四》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宁王朱权更是“统塞上城九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至于其他的宗藩势力，虽在数据上略有损益，但几乎都与“九王皆有重兵”的评价并无二致。——《罪惟录·卷四》
从而也就导致建文帝朱允炆在登基称帝之前，就已经对这“宗藩势大”的情况忧心忡忡，曾询问侍读太常卿黄子澄“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明史·列传第二十九》
这种种案例足以表明在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登基称帝之前，就已经察觉到了自己即将要面临的“宗藩势大”困局。
这也就意味着“宗藩势大”的困局，赫然已经对建文帝朱允炆的统治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固然“宗藩势大”是真，但在建文帝执政之初，宗藩势大的情况还当真谈不上对统治地位构成威胁。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宗藩”无封地因为明太祖在制定“封爵之制”的同时，还作出了另外一条规定，“诸王止建籓号，未曾裂土”，即“给军权不给治权”，同时还没有给宗藩裂土“封地”。——《明史·列传第二十七》
顾名思义，就是由明太祖所分封出来的这些“宗藩势力”只有“领兵权”，却并无“封地”内的“自治”权，也就是无法参与到封地内的“民生”事务当中。
大家想啊，“兵马”来自于“百姓”没错吧？各路“宗藩势力”没有封地，也就等同于是被切断了在封地内“招兵买马”的可能，即便宗藩势力已经形成了“拥兵自重”的局势，但这些兵力却并不归属于“宗藩所有”。
而是“隶籍兵部”，换言之，这些兵马的最终所有者，同“宗藩”名义上的“封地”一样，其实还是归属于“明朝统治者”所有的。——《明史·诸王四》
明朝藩王领兵示意剧照插图
也就是说，早在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已经给这些“宗藩”势力设定了一个“实力上限”，各路藩王只能带兵打仗，但“兵马”终究还是由直属于皇帝统辖的“兵部”所分配。
再加上“未曾裂土”，也就限制了“宗藩势力”的扩张，使其无法在“封地”内招兵买马，纵然其出现“拥兵自重”威胁“中央集权进程”的局面，但“皇权地位”的稳固还是有所保证的。
笔者再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明太祖是“裂土封王”，那这些宗藩势力势必就会在势大之后对当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有宗藩势力有了“封地”，也就相当于有了“兵源”。
一旦再有“自治权”，使其实现财、政的独立，势必就会造成“皇权分化”的局面，继而“阻碍中央集权”进程的完善。但明太祖却“未曾裂土”，且只给领兵权，也就等同于是将这些“宗藩”定义成了“明朝的武将”。
固然其势大，也只会形成一种类似与“武将势大”的局面，所以在处理“宗藩势大”之时也就会更为方便，只需要收回其“兵权”就足够了，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给明朝后世统治者所留的一个“后手”。
黄子澄示意画像插图
建文帝削藩失败，加速矛盾激化然而问题就在于，面对朱允炆的询问，黄子澄当时回复了这么一句，“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明史·列传第二十九》
黄子澄显然是把明太祖的“封爵制度”看成了西汉时期“七国之乱”一样的“分封制”，却忽略了两者之间那截然不同的“本质”。
继而更是在建文帝登基称帝以后，明文提出“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主张“强势削藩”。——《明史·列传第二十九》
建文帝朱允炆示意画像插图
顾名思义，就是让建文帝用武力强行镇压“宗藩势力”，毕竟早在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定“封爵之制”之时，就只是“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也就是只给了每个藩王“三护卫”的兵马。——《明史·职官五》
也就相当于在黄子澄的眼中，这些宗藩势力即便势大，也是处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只要出兵强势镇压，然后打击其“军事力量”即可，显然在主观意识上就已经先把这些“宗藩势力”的不法之举看成了“谋朝篡位”的行为。
那这性质可就变了，明摆着是让建文帝置明太祖“亲亲之谊甚厚”的祖训、以及那条“未曾裂土”的制度于不顾，但问题是建文帝年幼，分析能力还是略有不足，还就同意了黄子澄“强势削藩”的主张。——《明史·食货六》
所以建文帝在削藩之时也就变得极为强势，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削除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等藩王，将周王、齐王、代王纷纷废为“庶人”不说，甚至还造成了“湘王朱柏自焚死”的悲惨结局。——《明史·恭闵帝》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示意画像插图
从而也就导致燕王朱棣被迫起兵发动政变，一场象征明朝政权内讧的“靖难之役”也就因此而爆发，最终以燕王朱棣获胜，推翻了建文帝的统治而告终，明摆着加速了明朝统治者“统治地位”与“宗藩势力”矛盾的激化过程。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文帝之所以会削藩失败，显然是在“黄子澄”主张“强势削藩”的影响下，错误的把“宗藩势大”的情况看成了西汉时期“七国之乱”那样的“诸侯势大”情况。
却不知在明太祖“未曾裂土”的“封爵之制”影响下，明朝“宗藩势大”困局的严重性远远比不上“诸侯势大”困局，从而也就导致建文帝在处理“宗藩势大”问题之时，用力过猛，使得“宗藩势力”人人自危，反而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
明成祖朱棣示意画像插图
明成祖收回兵权而明成祖朱棣就不一样了，他本就是以“藩王”的身份登基称帝，所以在登基之后所面临“宗藩势大”困局的严重性明显是要高于建文帝。毕竟他的皇帝之位是篡权而来，名不正言不顺，别的藩王也完全有理由去再次推翻他的统治。
这也就意味着，明成祖朱棣在即位之初，其实是跟其他“宗藩势力”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此时的情况，才属实称得上类似于西汉的“诸侯势大”困局。
毕竟明成祖执政初期的“宗藩势力”，已然是和“明成祖朱棣”形成了并驾齐驱、分权而治之势，相差无非就是兵权的多少罢了，故而也就有了“明成祖削藩”的事件发生。
而且明成祖削藩的目的也很明显，“收回兵权”就足够，如若藩王不明目张胆的起兵造反， 那他就不会强势镇压，要么“削其护卫”，要么“罢其官属”，同时尽可能的优待宗藩势力，使其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代王朱桂示意剧照插图
就好比代王朱桂，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其爵位后，一再接到朱桂“纵戮取财，国人甚苦”的举报信，极易导致明朝政权“民心离散”，但明成祖却并未对其大举兴兵，仅仅只是“革其三护卫及官属”，依旧让其保留爵位身份。——《明史·诸王二》
再比如辽王朱植，其在“靖难之役”爆发之时虽然没有明确立场，但是却听从了建文帝的要求“渡海归朝，改封荆州”，其实还是变相的支持了建文帝削藩，但明成祖朱棣在继位后虽有抱怨，但却同样没有加害辽王朱植。——《明史·诸王二》
只是找了个借口，“以植初贰于已，嫌之。十年削其护卫，留军校厨役三百人，备使令”，于永乐十年削了辽王朱植的兵权，依旧保留了其“爵位”。——《明史·诸王二》
其他的“宗藩势力”也不外如是，几乎都只是被明成祖找借口收回了领兵权，在爵位上依旧一如既往的优待。
这也就足以表明，明成祖显然领悟到了明太祖的苦心，知道只要收回“宗藩势力”手中的兵权，就足以保证统治地位的稳固，这才选择以这种“推恩”的形式，凭借与“宗藩势力”的亲戚关系，在潜移默化间悉数收回了“宗藩势力”的兵权。促进了明朝“中央集权”体系的完善。
明朝宗藩势力领兵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其实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封爵之制”之时，就已经对“宗藩势大”的可能进行了一些限制。
但这个限制却在“黄子澄”所主张的“强势削藩”因素的影响下被建文帝所忽略，从而也就致使建文帝发动“强势削藩”之时用力过猛，让明朝的“宗藩势力”人人自危，都害怕自己会面临一个被废为“庶人”，甚至是如“湘王自焚身亡”那样的悲惨结局。
俗话说的好，“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无法承担这份压力的“燕王朱棣”，自然也就顺势踏上了他的政变之路，发动了“靖难之役”，并最终取代了建文帝，是为明成祖。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次靖难之役，使得明成祖执政初期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与明洪武年间由明太祖所营造的“宗藩势力”政治格局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
即一改明太祖此前所营造的“统治地位”凌驾于“宗藩势力”之上的统治局面，使得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与“宗藩势力”并驾齐驱，达成了“宗藩势大”之后推翻“统治者统治地位”所需的条件。
明成祖朱棣示意剧照插图
所以，也就导致明成祖登基之初，即便并未发生“宗藩势力”造反的事件，但他同样需要去继续削藩，借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而恰好明太祖朱元璋“未曾裂土”的封爵制度，又在无形中降低了明成祖削藩之时的难度，使得明成祖只需要想办法收回兵权，便可以顺势瓦解“宗藩势大”困局，而不用去顾忌这些“宗藩势力”会不会在各自的封地内“招兵买马”。
如此一来，既然宗藩势力没有封地，只需要收回兵权便可以稳固统治地位，那明成祖又何必去大动干戈，劳民伤财的发动战争削藩呢？属实没有必要。
因此，单就明成祖执政时期“回收宗藩兵权”举措所起到的作用来看，显然对明成祖巩固“统治地位”，以及促进“中央集权”进程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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