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俄罗斯的爱尔福特派，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故事片列宁在1918 专栏版列宁再发现?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片列宁在1918 专栏版列宁再发现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2006企划：西方负典编译组原作者：李赫（Lih）文案：Jack Cade校对：秦明、赫列斯塔科夫、山神庙客卿Vall、赤地-田蝉、好得很、五光十色的垃圾场、鹰之都芳草、Ludwigsama视频：三奎罗代为发布：网哲邻人部视频版：【西方负典编译组】列宁再发现 S01E02_哔哩哔哩_bilibili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并提醒号主立刻践行游士删文跑路伦理一个俄罗斯的爱尔福特派
在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总体叙事中，有一个插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故事，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基本情节内容是社会民主党为给无产阶级带来启示和组织的努力。
现在是时候深入这个叙述层面了，把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故事中的一个插曲来研究。
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初由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领导的移民劳工解放组织的纲领和论战。
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俄国内部的一个实际运动，只是在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
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俄国境内一小批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一个人对提出试图阐述整个党的目标和前景的纲领性声明特别感兴趣。
由于这些声明侧重于社会民主党的共识，它们为我们寻找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叙述性自我定义提供了最佳起点。
这个人就是列宁本人。他的作品集前四卷的大部分内容是与民粹派的论战和对俄国农业的研究，包括他的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大头研究之间，散落着一批规模较小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界定社会民主主义。
我们应该在这些著作中找到什么？
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有必要引入“爱尔福特式”（Erfurtian）这个词。
我想避免讨论那些关于列宁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散碎话题。
让我们考虑一个年轻的俄国革命者的情况，他试图找到一个安全的政治方向，当时（1891年）社民党正在沉浸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召开昂扬着的胜利气氛中，因为它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迫害中走了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强大。
这样一位俄国革命者很可能被这个庞大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激励。
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爱尔福特派，我们把它定义为这样的人：
（a）接受在爱尔福特开会的社民党在组织和活动方面的模式；
（b）接受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社会民主党的示范纲领；
（c）接受考茨基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为权威。
结合上一集的内容，我们期望能在这位19世纪90年代俄国爱尔福特派撰写的纲领性著作中找到以下内容。
1、拥戴爱尔福特纲领。明确承认权威的三个来源：党、纲领、考茨基的著作。
2、结合公式。对结合公式的承诺（“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种承诺表现在：对社会民主党起源的结合的说明；对拒绝结合者的双线论战。
3、“福音”。将社会民主党的使命定义为传播工人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福音”。这个定义进一步意味着：旨在为工人阶级带来洞察力和组织的政治策略；致力于劳动阶级的“意识圈”模式。
4、相信工人会对这一“福音”做出反应。
5、党的理想。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有明确的承诺，它将是集中的和有纪律的，它将是尽可能民主的，它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有效利用专业化和分工，包括全职党务人员。
6、政治自由。坚持以实现政治自由为当务之急，这在俄罗斯意味着推翻专制制度。
7、民众领导。期望社会民主党能够成为全体人民的政党。
8、领导权/霸权主义。对领导权/霸权策略的承诺。正因为工人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是国家政治自由斗争的自然领导者。
9、国际主义。渴望加入并成为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有价值的成员。
利用这个清单，我们将表明，列宁是一个完全坚定的爱尔福特派。
当然，列宁的观点并不是对西方模式的苍白照搬——而且这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沙皇俄国激烈的专制主义和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对俄国任何类似社会民主党的存在都构成了挑战。
民粹派革命者很快就向新生的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这一点。
19世纪90年代中期，民粹派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关于社民党模式在沙皇俄国的适用性的众多争议中的第一次。
在这十年的晚些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声音也发出了同样的怀疑——但是，当民粹派者建议用恐怖主义来取代不可能的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时，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派”则建议，在实现政治自由之前，经济斗争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列宁必须向怀疑论者表明，俄国的爱尔福特主义是一种连贯的政治立场。
正是在这里，在这种对真正的地下社会民主党的可能性的非同寻常的坚持中，出现了一个充满激情的个人形象。
列宁的坚持来自于对标准社会民主党叙事的某些方面的承诺，这种承诺比平时更加强烈和感性。
当时的笑话是，卡尔-考茨基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教皇，如果是这样，那么列宁就比教皇更像社会民主主义者。
人民之友
1894年，24岁的列宁写了一本长篇论战宣言，题为《谁是“人民之友”，他们是如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人民之友》的副本都被认为失踪了。当它的三分之二在1923年，即列宁去世前不久出现时，列宁的同伴和第一批传记作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感到很兴奋。
他们认为，《人民之友》证明了列宁在其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获得了指导其余生的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包括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
在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中认为这部作品比《怎么办？》更基本。
《人民之友》在确定革命运动要走的道路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而《怎么办？》则为广泛的革命工作确定了计划，并指出了明确的任务。
列宁的副手们对 "人民之友 "的意义的看法是值得同意的。在所有激烈的论战谩骂中，有一些段落以相对直接的方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
这些纲领性的段落确实揭示了列宁是一个罕见的例子，他是在世界观完全形成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人。
季诺维也夫对正文中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感兴趣。他说“这些话，几乎是三十年前写的，但听起来就像今天写的一样。”
这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列宁精心设计的，以提供一个合适的高潮。事实上，这是对列宁所说的 "社会民主党"的含义以及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应该发挥的作用的最简洁的表述。
在《人民之友》中，“工人”特指城市工厂工人，是包括所有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受苦的劳动者在内的更广泛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
在指出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城市工业]工人阶级 "之后，列宁接着勾勒出这种活动的目的：
当这个阶级的先进代表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吸收了俄国工人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当在工人中建立起持久的组织，把目前工人的不协调的经济战争变成有目的的阶级斗争。 那么，被提升为所有民主因素之首的俄国工人就会推翻专制主义，带领俄国无产阶级（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并肩作战）通过公开政治斗争的直接道路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个高潮迭起的纲领性句子以叙事的形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作为未来发展的图景。当我们翻开清单时，我们发现清单上的每一个元素——除了明确声明效忠爱尔福特派，这个元素在《人民之友》的其他地方能看到——都在这个句子中预示了。
1、结合公式。这是由雄辩的 "同化 "一词[usvoiat'J]所预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存在。他们不是来自俄罗斯工人阶级本身，而是被同化了。虽然这些思想源自工人阶级之外，但只有当它们成为至少部分工人身份的一部分时，社会民主主义才真正开始工作。
2、“福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确保关于工人的历史作用的鼓舞人心的见解得到广泛传播，并通过有目的的组织将经济战争变成真正的阶级斗争。在列宁的句子中明确划定了认识的圈子：从工厂工人的先进代表开始，社会民主党人的认识依次向工厂工人、整个无产阶级和最后的'民主分子'（即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社会主义宣传方面还不成熟，但却是俄国彻底民主改造的潜在支持者）。列宁对成功传播社会民主党的福音的信心，仅仅通过这句话的叙述形式传达出来。
3、党的理想。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组织将承担推翻专制主义的政治任务，这一论断强烈地暗示了独立的阶级政党的理想。
4、国家领导权。俄罗斯工人被要求领导所有民主分子完成对整个俄罗斯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即推翻使俄罗斯走向野蛮的专制制度。
5、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换句话说，实现政治自由——不仅对俄国至关重要，而且对工人也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踏上公开政治斗争的道路。“开放”应被理解为“没有审查和压制，这使我们无法以最有效的方式将见解和组织带给工人”。
6、领导权。只有当所有民主分子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人的领导下，反沙皇革命才会发生。
7、国际主义。推翻专制制度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能够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公开合作。
《人民之友》还包含许多其他具有启示意义的纲领性段落。
《怎么办？》中最著名的 "异端 "段落之一以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见证了..."开始。
这对列宁来说不是什么新程序。
我们将一再看到，他提出其政治理想的最自然的方式是指向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经验。
《人民之友》中的历史材料是为最后一句话中所唤起的叙事骨架披上肉体的最好来源。
列宁从马克思之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未能与工人运动结合入手。
尽管有一大批极有才华的人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且有[许多]完全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理论仍然与现实隔绝，他们的纲领仍然与人民的政治运动隔绝，直到大型机器工业把广大工人无产阶级吸引到政治生活的漩涡中，直到找到他们斗争的真正体现为止。
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论战的人也是 "乌托邦 "式的观点，但他们没有借口说自己还生活在马克思找到斗争的真正体现之前的时代。
根据结合的故事，在马克思找到斗争的正确体现后，仍然拒绝大综合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受到的诅咒是堕落为无害的改良派。
列宁对19世纪90年代俄国民粹派者的论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使用这种叙述模板：
“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并没有真正理解阶级斗争的本质，但至少他们是斗士。当今的民粹派者自称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仍然拒绝理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而只能向精英社会和沙皇国家乞求改革。”
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失败的地方，社民党成功了。他们拥有成功所需的两样东西：一个乐于接纳工人运动和适当的马克思主义表征。
但社民党的这种成功与俄罗斯有关吗？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列宁不得不回应俄国民粹派者提出的论点，即马克思和社会民主主义对西方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俄国来说不是。
在西欧，这种说法认为，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工人运动。相比之下，在俄国，资本主义显然无法创造一个工人运动。在进行这些论战时，俄国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工人抵抗的迹象，尽管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因此，问题变成了：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将使俄国工人 "社会化"，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历史代理人，能够完成指定的历史使命，这种预测是否正确？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其观点的叙事核心的最好呈现之一：
“只有对事实最肤浅的了解才能得出马克思用现成的无产阶级进行操作的想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纲领甚至在1848年之前就被他制定出来了。当时在德国有什么样的工人运动？那时候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共产党人的工作仅限于秘密圈子（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让大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革命和团结作用--而这场运动是在二十年后开始的，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被彻底阐明，大规模的工业已经扩大，并且在工人环境中发现了一系列有才华和有活力的理论传播者。
我们的哲学家把历史事实放在不正确的位置上，忘记了社会主义者为给工人运动带来目的性和组织性而付出的大量劳动，除此之外，他们还把完全无意义的历史宿命论的观点归于马克思。根据马克思--我们被告知--工人的组织和社会化是自己发生的，因此，似乎如果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而没有看到工人运动，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它的使命--而不是因为我们仍然在工人中无力地进行组织和宣传的工作。我们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们的这种虚伪和懦弱的伎俩不值得反驳：它被社会民主党人在所有土地上的全部活动所反驳，被任何你你能想到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每一次公开讲话所反驳。
社会民主主义--正如考茨基公正地说道--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为了使资本主义的进步工作在我们中间以及其他地方'出现'，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必须对俄国的历史和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同时更具体地调查所有形式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俄国特别模糊和隐蔽的剥削。此外，他们必须普及这一理论，把它[prinesti]带给工人，帮助工人吸收它，并制定适合我们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把工人凝聚成政治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声称他们已经完成或完成了工人阶级思想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看不到尽头）--相反，他们一直强调他们只是开始，在创造出持久的东西之前，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就像在《怎么办？》中一样，列宁在这里说，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外部把社会主义理论'带到'工人面前。
《人民之友》这段话似乎比《怎么办？》走得更远，因为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列宁在这里说，甚至需要社会民主党来首先创建工人运动（尽管我认为这并不正确，因为列宁在这里谈的是如何获得一个完全能够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工人运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894年的这段话没有像《怎么办？》中那段著名的文字一样引起人们的丑闻感？如果1902年的版本是异端，那么1894年的版本也是。
学者们之所以没有扑向1894年版本的异端，是因为结合公式背后的信心在这里太明显了，不能错过。
为什么列宁坚持认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在西欧分离了几十年，直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运作？因为他对俄国工人缺乏革命倾向有忧郁的预感？
不，是因为他想驳斥对手的悲观前景。因此，他的论点有点如下：
你说在俄国没有革命的工人运动？好吧，也许是这样--但西欧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也是不革命的，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踏踏实实地工作，只要等到我们社会民主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很快就会看到一场革命的工人运动。“所有国家的历史”/“来自外部”的论点总是在这个相同的论战背景下出现，即驳斥对专制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机会的怀疑态度。
事实上，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方案的最简短总结是：看看德国人，然后去做同样的事情，再根据当地情况做适当的改变。因此，俄国人应该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他们的口号：“学习、宣传、组织”。
换句话说，给工人阶级带来洞察力和组织。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包括以下内容：协助发展和组织俄国的工人运动；协助把它从目前缺乏任何统一和指导思想的零散的抗议、暴动和罢工的尝试转变为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针对资产阶级政权[本身]的，这种斗争渴望剥削者被剥削，渴望彻底摧毁建立在压迫劳动者之上的社会秩序。
这一活动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信念，即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自然和唯一代表。
工厂工人是全体人民的天然领袖，一个核心原因是资本主义震撼了他们，让他们开始思考——而一旦工人开始思考，社会民主党就能确保胜利。
工人要发挥自己的领导潜力，（列宁强调）只需要'向他简单解释自己的地位'。
一旦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制定了坚实的阶级对立理论，那么无产阶级斗争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将不可避免地把这种思想引入社会民主主义的渠道。
“我们越是推进这一理论的实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就越快，因为即使是目前秩序的最聪明的维护者，也没有力量去干涉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
列宁对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激励力量的这种信心从何而来？
答案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在对马克思的攻击中，民粹派作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被德国工人阶级 "同化"了。
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这是因为工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对美好未来的基本不科学的预言。他对一个可以轻松装入袖珍小册子的 "科学 "嗤之以鼻。
列宁则讽刺性回答到：'哦，是的，真是太可怕了——科学和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只要花一文钱就能装进你的口袋！！'。
列宁对德国党宣称的将科学和一文钱小册子结合起来的说法照单全收，并感到受到了真正的启发。
1895年底，列宁为几个月前去世的恩格斯写了一篇简短的悼词。
在上一集中，我们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结合公式的第一篇阐述而加以赞扬。
在这里，我想说明列宁是如何争取恩格斯为俄国的政治自由而奋斗的。
教科书解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列宁对民意党的钦佩，这群民粹派革命者在1881年刺杀了沙皇。
据说，由于拒绝欧洲社会民主党，列宁从这些阴谋论的恐怖分子找到了灵感。然而，民意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意义在于，这个团体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中第一个理解并落实实现政治自由这一当务之急的团体。
这意味着，在列宁心目中，民意党和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都不谋而合。列宁提醒他的读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在成为民主人士之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他们身上对政治专断的仇恨的民主感情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对民意党的支持并不奇怪。
一小群俄国革命者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在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中找到了巨大的同情心。
另一方面，为了想象中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俄国社会主义者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任务——争取政治自由——在他们眼里是可疑的事情；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对社会革命这一伟大事业的直接背叛。
'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教导的内容。而为了争取经济上的解放，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争取到某些政治权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不压迫民族、不加剧欧洲军事紧张局势的自由的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工人运动的进展从另一个方面促使恩格斯热切地希望在俄国建立政治自由。
在《怎么办？》中再次强调了俄国反沙皇革命的国际意义。
在写作时，列宁不知道有哪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淡化了实现政治自由的任务。
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义的唤起，使我们很容易猜到，当几年后出现这种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派”时，他将如何反应。
党纲草案
1895年12月，列宁与彼得堡的其他主要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被捕，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待了一年多，然后被遣送西伯利亚。
监狱条件允许他与外界有相当多的接触，他能够满足一些年轻活动家的要求，为新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团体起草一份纲领和评论。
活动家们开始觉得有必要制定一份宣言，以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列宁写了一份四页的草案和一份二十三页的方案前半部分的说明。
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草案和说明都没有出版。
列宁方案的总体形式显然是以爱尔福特纲领为蓝本的。
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描述，然后是对党的基本目标的陈述，最后是具体目标的细目，分为一般政治改革和具体工人保护措施两类。
与德国方案的主要对比是，在列宁的草案中特别关注了为实现基本的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说，关注了推翻沙皇的必要性和这样做的基本策略。
列宁还增加了第三类旨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具体措施。
如果我们把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正式模仿看作是相当公开的拥戴声明，那么我们的检查表的所有八个部分都反映在1895年的纲领和说明中。
我们在这里将重点描述党的中心任务，特别是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爱尔福特纲领》以下列方式制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
把工人阶级的这场斗争塑造成一种有目的的、团结的努力，并向它展示它自然必要的目的——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列宁的纲领中的相应段落显然是以德国的对应段落为基础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通过发展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通过帮助他们的组织，通过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标，帮助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对这段话的说明中，列宁把它与结合公式牢牢联系在一起。
纲领的这一段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一段，因为它说明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应该有什么活动，所有有目的的工人应该有什么活动。
它表明，社会主义的愿望--结束人对人的永恒剥削的愿望--必须与从大规模工厂和工场创造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人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方式。
正如我们在《人民之友》中看到的那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赌注押在了俄国最终会出现真正的工人运动，即有组织的、激进的抵抗运动。
当他写《人民之友》时，列宁只能流露出工人运动确实会在俄国出现的信心。
然而，到1895年底写出党纲草案时，社会民主党人和彼得堡的工人之间已经有了真正的接触。
这些接触在第二年取得了成果，纺织行业工人的一系列罢工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年多，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让所有观察家都感到震惊。
彼得堡罢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它们似乎具体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真的可以在俄国发生。
鲍里斯-戈列夫回忆说，他和他的同伴们对这一确认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简直是被幸福和自豪感灌醉了”。他记得自己来到两个社会民主党妇女的公寓，发现她们在兴奋地载歌载舞。
跳舞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柳博夫-拉琴科和阿波利娜里亚-雅库波娃（后来嫁给了K.M. 塔赫塔列夫）。
这些发展使列宁可以谈论已经存在的工人运动：
“在俄罗斯的每一个地方，工人们都开始为自己的基本需要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为争取福利、为改善生活条件、工资和工作时间而进行斗争。这一过渡是俄罗斯工人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社会民主党和所有有目的的工人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这场斗争上，并对它给予援助。”
因此，党的任务是 "附和工人的运动，给它带来光明[vnesti v nego svet]，并帮助工人进行他们自发的斗争。"
列宁的任务书对以发展阶级自我意识为形式的帮助和以指出最终目的为形式的帮助进行了仔细区分。
实质上，这与《怎么办？》中对 工联主义意识 "和 "社会-民主意识 "的区分相同。
用怎么办的话来说，"工联主义"意味着坚信有必要在工会中团结起来，与老板进行斗争等等，直至并包括为争取有利的立法而进行政治斗争。
在《怎么办？》中，列宁的论战针对的是那些，他所谓，会在这个层面上止步不前的人，他们会忽略指出最终目的的进一步责任--这就是 "工联主义"这一贬义词的由来。
怎么办的读者如果不知道 "工人运动 "的技术定义，也不知道它在结合叙事中的作用，而且还误读了 "工联主义"一词，自然会把这句话理解为对单纯保护工人利益的蔑视和轻蔑。
在1895-96年，列宁持有与后来相同的立场：孤立的工人运动是不够的。
但是，在当时，他没有想到会有社会民主党人挑战这一立场。
相反，他的目的是以一种非争论性的方式阐述推动工人运动本身的重要性。在《怎么办？》中，由于论战的背景，这种重要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被放大。
因此，对今天的《怎么办？》读者来说，1895-96年的讨论在描述 "发展阶级自我意识 "这一关键但有限的任务时，填补了一个关键的空白。
按照列宁的用法，"阶级自我意识 "可以被定义为工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但他们不一定意识到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工人进行这种改造的使命。
工人如何达到这种前社会主义的意识？首先，他们从他们自己出于自卫而展开的斗争中学习。
按照《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阶级斗争的阶段，列宁描述了对个别资本家进行暴力报复的原始阶段。
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因为 "对资本家的仇恨无处不在，而且永远是唤醒工人努力保护自己的第一个刺激因素。但俄国工人运动已经从第一阶段发展起来了'。
在这个阶段之后，工人们进入了罢工阶段，每一次罢工，无论输赢，都是对工人的宝贵教育。
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方法和自己力量的来源，他们开始获得政治意识。
这整个过程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极其鼓舞人心的，因为'俄国工人向这种斗争的过渡表明了他们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这种斗争把工人运动置于康庄大道上，并作为它更进一步的可靠保证。"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通过参与工人自己对其基本需求的维护，来加速这种阶级自我意识的发展。
例如，当工人们听了工厂检查员的话后，罢工直接产生了政治意识，而检查员自己也耐心地解释，老板的虐待行为是完全合法的。
除了关于国家的阶级性质的这一有用的课程之外，还加上了'社会主义者的传单和其他解释'，因此，'在这种罢工期间，工人充分接受了政治教育'。"
这样，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从工人运动的角度为大结合而努力。社会民主党人在解释斗争的 "真正"目标时，也从另一个方面，从 "社会主义 "方面，为结合而努力。
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工人们必须了解为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并且在私有财产被废除之前将对立将继续保持。
我们看到，列宁在1895-6年对直接从工人运动的斗争中产生的理解和来自社会主义者的解释的理解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
1895-6年的评论表明，对原初的分离情况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对工人运动的悲观或轻视态度。
工人的抵抗是英勇和令人钦佩的，它在组织和洞察力方面稳步进步，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参与其中。
尽管如此，他们也有责任解释社会主义。这两种职责都倾向于同一个结果：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列宁的评论只简单地触及了组织问题。一项任务是建立罢工组织和工人基金。另一个相当独特的任务是 "越来越有必要的组织"，即保护工人组织和他们的关系保持隐秘，提供非法文件和其他由沙皇镇压而产生工作。
从这个对沙皇镇压所带来的挑战的简短唤起，到《怎么办？》对 “专业行业革命者"（="职业革命者"）的强调，是一条线索。
在结束我们对1895-6年方案的调查之前，我再引用评注中的几段话，以带出列宁对领导权方案的情感承诺，一种情感是对沙皇的无法无天及其chinovniki[官僚的蔑称]的憎恨：
公民[在俄罗斯]被剥夺了要求chinovniki说明情况、核实其行为、对其提起法律诉讼的任何权利。公民甚至被剥夺了审议国家事务的权利：没有这些chinovniki的允许，他们不敢建立集会或组织。因此，chinovniki是完全意义上的不负责任：他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种姓，站在公民之上。chinovniki的不负责任和专横，加上民众完全没有发言权，就产生了chinovniki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权利的侵犯，这在任何欧洲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情感是对讨伐沙皇的鼓舞人心：
如果即使是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他们收拢队伍的工作刚刚开始时，政府为了阻止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急于向工人作出让步，那么毫无疑问，当工人收拢队伍并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时，他们将知道如何迫使政府投降--他们将知道如何为自己和整个俄国人民夺取政治自由！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这本25页的小册子是1897年在西伯利亚流亡期间写的，次年在国外出版，是列宁在《火星报》之前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对我们来说，作为《怎么办？》的解释文本，它在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怎么办？》出现引发了前后争论的连锁反应，直到四年后才结束。尽管日内瓦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游士团体都对这本小册子及其作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一个团体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另一个团体则驳斥了批评。列宁热情地站在了提出温和批评的那一边。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也是《怎么办？》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试金石。当《任务》于1898年在日内瓦首次出版时，这本小册子配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帕维尔-阿克塞罗德的精彩前言，他将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描述为
“一个愉快地将优秀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教育和广泛的政治观点相结合的革命者....对于早已离开祖国的移民[如我]来说，感到并承认自己与俄国革命运动中最有思想和最积极的领导人完全团结在一起是异常愉快的。”
阿克塞尔罗德甚至给这本小册子以半官方的地位，称它是对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WP）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早些时候发表的《宣言》的评论。
社会民主党人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Vladimir Akimov）对《怎么办？》极为敌视，他在1904年对《任务》写道：
"这本小册子仍然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的观点，仍然正确制定了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区别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者的策略原则。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够了...它所包含的论点，随着它们的发展，已被证明可以有太多不同的解释'
列宁对这本小册子也有很高的评价。他在1902年、1905年和1907年三次重印该书，每次都有明确的目的。
在1902年版的前言中，他写道，《任务》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统一的时期。如果说《怎么办？》是对一个动摇期的反应，那么《任务》则表达了动摇者开始怀疑的原始正统观点。
1905年，他写道，《任务》给出了一般任务的大纲，而后来的作品如《两种战术》则提出了当时的具体任务。
列宁在1905年声称，《任务》、《怎么办》和他1905年的著作的 "简单比较 "将显示总的观点的连续性，即使他在武装起义的可行性等具体问题上的立场是根据情况演变的。
最后，1907年，他在1895年至1905年的著作集的导言中说，"在本集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作为与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论战而提出的观点，在这里以正面形式提出。"
阿克塞洛德和列宁对这本小册子的看法证实了这里提出的论点，即列宁从未偏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
它们也给教科书的解释带来了一些两难的问题。要么就是在《怎么办？》中发现的异端观点已经在1897年的《任务》中阐述了。但是，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阿克塞洛德的赞许呢？[ 阿克塞洛德本人并不是那些因为理论上是异端而拒绝《怎么办？》的人之一。]
或者说，列宁在1897年至1901年底的某个时间点上有了转变的经历，拒绝了《任务》中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
但是，那么说的话，我们如何解释列宁在如此多的场合将他拒绝的观点呈现给他的读者？——通常的说法是，列宁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的异端——但是，他难道不会发现他早期的观点是令人尴尬的，至少在无意识层面上的？
与 "人民之友 "或 “怎么办"相比，"任务 "的语气没有那么强烈的论战性。列宁解释说，既然人们现在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有了明确的认识，那么就没有必要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进行激烈的辩护"。
列宁的目的只是为了消除一种偏见，即社会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对反对专制的政治斗争无动于衷。
列宁几乎不知道他很快就会再次参与到对基本原则的激烈辩护中去--但这次是针对社会民主党人。他在1897年对社会民主党政治的辩护是针对那些批评社会民主党无视革命的人的。
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它针对的是那些批评社会民主党沉迷于革命政治斗争的人。
给那些希望阅读《任务》全文的人的说明一下。列宁使用了'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斗争的结合'的说法。这可能看起来像经典的结合公式，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表现了夺取领导权的情景：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把政治自由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所有渴望政治自由的人都应该意识到，只有当工人运动理解了革命造反的必要性，民主革命才会发生。因此，'社会主义'在这里意味着类似'已经与社会主义学说融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指导的工人运动'。因此，这两个结合公式在使用'社会主义'时有令人困惑的不同，甚至是直接对立的方式。我感觉列宁想用'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民主派，而民主派应该是社会主义者'的公式（他可能是从威廉-李卜克内西1869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得到的）作为这篇文章的框架，尽管这并不完全符合他想打击的两个主要偏见。幸运的是，列宁没有坚持这个版本的公式，也没有在其他著作中使用它，因此，我们甚至在阐述《任务》本身时也可以忽略它。
在《任务》中，列宁回应了对爱尔福特派战略适用于俄国的可能性的怀疑。一种怀疑的形式是拒绝社民党式的启蒙教育：这种战略是不是过于集中在城市工厂工人身上，而忽视了俄罗斯大量不符合这一类别的被剥削工人？另一种怀疑的形式是拒绝社民党式的组织：这种群众组织在专制主义的俄国不是不可能吗？如果是这样，政治阴谋仍然是实现真正群众运动所需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
在回答关于社民党式的启蒙运动的反对意见时，列宁使用了两个对俄国社会民主党至关重要的术语，即宣传和鼓动。
我们需要研究这些术语的专门含义，特别是由于鼓动后来获得了这种其来有自的负面联系。
对我们来说，"宣传 "意味着旨在利用群众的非理性的简化口号。
因此，一些学者指责列宁公开主张把宣传作为克服工人逆来顺受的一种方式。
在社会民主党的话语中，"宣传 "的意思完全相反。这意味着个体化的密集学习包含了广泛的社会知识。
“宣传员”是给予研究小组毕业生的一个尊重称号。
宣传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它是获得未经深思熟虑的支持的廉价捷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方法，只产生少数高度知识化的人。
“鼓动”才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宣传"：旨在利用蓄意使用夸大与滥用的简化言辞。
当然，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方面都不承认鼓动利用了工人的非理性。
相反，它意在成为一个生动的教学工具，有助于传达革命者自己热切相信的情况：日常的虐待与资本主义和专制的存在之间的联系。
对宣传和鼓动的强调并不是源于悲观的信念，即工人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设想。
相反，它产生于社民党模式的核心，以及告知该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宣传和鼓动意味着把福音带给工人。
在列宁的论述中，意识的传播圈从工人使命的基本真理开始。
'社会主义'宣传告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而'民主'宣传则引出'不实现政治自由和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成功的斗争'这一真理。
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时，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并认为任何回避这种问题或甚至简单地推脱问题的企图都是一个深刻的错误，是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的退却。"
然后，通过将这些真理与工人运动的日常关切 "融合"，将这些真理以简化的形式带到一个更广泛的圈子。
因为他是在回应关于社会民主党人过于专注于工厂无产阶级的批评，所以列宁在这里比先前更明确地阐述了他认为意识的传播达到外部圈子的方式。
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工厂无产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忽视更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工匠、农村无产阶级、"被破坏生产的农民"，而是因为专注于工厂工人是对非常稀缺的资源的最合理利用。
在俄罗斯，"工人社会主义者 "继续与这些更 "落后 "的类别进行密切的个人接触，并在他们身上植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自由的极端重要性等思想。
因此，列宁设想的是一种几乎不可阻挡的意识传播。
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进行鼓动是最可靠的，也是走向整个俄国无产阶级觉醒（随着运动的扩大）的唯一道路。
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思想在城市工人中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将这些思想灌输到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小的渠道中。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这些思想首先在一个更有准备的环境中深深扎根，并使这个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先锋队饱和。
比更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更远的是最外层的意识圈，即 "民主分子"，即那些能够积极支持民主变革但目前几乎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阶层（Volk 或 narod）。
列宁希望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但不是由社会民主党直接组织。列宁非常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公理，即有活力的政治行动来自于明确感知的阶级利益，所以他觉得只有非社会主义政党才能真正动员 "民主分子"。
社会民主党与这个外圈的联系来自于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领导。
这种领导力主要包括向工人讲述专制制度对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虐待行为。看到真正的革命工人站在自己一边，会鼓励其他不满的分子真正做些事情来摆脱讨厌的沙皇。
这种 "政治鼓动 "的概念被火星报付诸实践。
对意识传播的信心与对教义的纯洁性的关注相辅相成。一个刚刚起步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甚至需要比一个老牌的社会民主党运动更关注正确的基本信息。列宁通过使用 "旗帜 "这个对他来说高度感性的符号来阐释这一特色主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作为革命运动旗帜的革命理论在今天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教义，他们将全力传播它，保护它不受误导性的解释，并反抗任何用更模糊的学说来束缚尚且年幼的工人运动的企图。
因此，列宁对有关社民党式启蒙的适用性的怀疑作出了回应，他说：是的，当然，我们没有机会在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中公开传播我们的思想。然而，俄罗斯的生活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在工厂无产阶级中的地下活动可以产生倍增效应，因为它通过个人接触渗透到更广泛的群众中。
列宁还回应了对社民党式组织的适用性的怀疑。革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彼得-拉夫罗夫在1895年在国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怀疑态度。拉夫罗夫承认，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在社民党式的启蒙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思想的宣传不过是[为社会主义任务做准备]的一个要素。另一个因素是组织。在西方，其[社会民主党]活动无条件地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榜样，历史为这个组织创造了土壤。它必须得到加强、扩大和捍卫，但司法形式和社会习俗的土壤已经存在。在俄罗斯，这种土壤是不存在的。俄国的工人政党组织必须在专制制度和它的所有影响下建立。
对拉夫罗夫来说，与这个实际问题相比，关于经济物质主义或农民公社的命运的理论问题是次要的。
如果在专制制度下有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群众政治组织，那么，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当然是最好的。
'但[这样的策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可疑的'，拉夫罗夫总结说，俄罗斯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将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与革命阴谋的组织相结合--这是在专制条件下唯一严肃的政治斗争。
而处理这种政治斗争的，只有那些忠于 "革命 "传统的革命者。
在回答中，列宁承认，与德国人相比，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资源确实很可怜。
然而，他却自相矛盾地把这一事实变成了信心的论据，他说：看看即使是这个软弱的社会民主党也已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看看彼得堡斗争联盟的经验（列宁是斗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尽管它在他被捕后取得了最大成功）。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接受了联盟的指导，并以如此有效的方式进行了长期的罢工，以至于俄罗斯政府被迫以一项重要的改革立法来回应。
如果由于我们在彼得堡工人阶级中找到的支持，社会民主党能够以如此少的资源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那么，如果他们以完全可能的方式行动起来，又有什么奇迹不能实现呢？列宁的基本信心很少有比下面这段话更具体的表达：
这一让步[1897年6月2日关于工作时间的法律]是一个很小的让步，这一变化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变化--但请记住，成功迫使这一变化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无论是在广度、强度、存在时间还是在经验或财富方面，也都是不突出的。我们知道，斗争联盟在1895/6年才成立，它对工人的呼吁仅限于一些印刷粗糙的小报。如果一个类似的组织至少把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圣彼得堡地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南部和最重要的城镇，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联合起来，并有一个革命的新闻机关供其使用，在俄国工人中享有像 "斗争联盟 "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那样大的权威，那么谁还能怀疑这样一个组织会成为当代俄国的最高政治因素吗？谁能怀疑这样一个组织会成为当代俄国最高级别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呢？
列宁告诉拉夫罗夫：
我们和你一样清楚，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像社民党那样公开的合法政党，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能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分开。但我们并不像你和其他没有从“民意党”的布朗基派传统中完全解放出来的人那样，把我们的政治斗争概念限制在革命的阴谋中。我们倒是认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不应包括制造阴谋，而应包括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树立纪律和组织，包括在工人中进行政治鼓动’。
纪律始终是[列宁]思想中的一个关键主题。显然，列宁试图掩盖他深深的个人统治和管教欲望。然而，对纪律的强调并不是列宁的一些个人怪癖，而是一个基本目标，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目标，也是任何工人运动的目标。(我不想在罢工期间去当地的工会分会，并宣布只有具有强烈等级观念的知识分子才关心纪律。)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引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论战对手--"经济派 "地下报纸《工人事业报》的以下评论：
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现在可以认为自己是泛欧工人的一部分。如今，俄罗斯工人运动逐渐从一个几乎不闪烁的火花发展成为一片火海，[俄罗斯工人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征服了工人群众，同时缓慢但坚定地训练他们，教他们如何与敌人作斗争。
列宁在谈及纪律时丝毫没有修饰他的语言--他太投入地回应了对非法地下党是否能带来大家所期望的有纪律的斗争的怀疑：
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工人中发展纪律和组织，帮助他们争取经济上的需要，迫使资本让出一个又一个阵地，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有计划地不断追击专制主义，对任何使无产阶级遭受警察国家毒手的沙皇非正规军士兵进行恶搞--任何组织只要做到这些，就会同时成为一个适应我们条件的工人党和一个针对专制主义的强大革命党。
因此，列宁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更有吸引力，给它灌输信心，相信它即使在专制主义条件下也能发挥作用。列宁的自信并不意味着他不那么积极（许多学者似乎期望在逻辑上应该是这样），而是更积极。他的小册子的论述试图激励他的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展示成功的巨大潜力，只要他们愿意起来做。
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面前，有一个巨大而又刚刚开始的工作领域。俄罗斯工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对[组织]结合、对社会主义、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斗争的强烈愿望，每天都在更清楚、更广泛地显示出来。俄罗斯资本主义最近取得的巨大进步，保证了工人运动将不间断地增长，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努力确保，当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到来时，]无产阶级将有能力站在俄罗斯民主的领导地位，与束缚俄罗斯工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手脚的警察专制主义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所以--工作吧，同志们! 我们决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大量的工作：我们必须满足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组织工人运动，加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为工人提供宣传和鼓动性的文件，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工人圈子和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团结成一个单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
三次抗议
当他在1897年底写下《任务》时，列宁认为，解释社会民主主义本质的战斗已经结束，党可以转向更实际的问题。
在1898年下半年，他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
周围仍有一些人，从列宁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些人是地下社会民主党活动家!
列宁感到惊愕和愤慨，写下了三份抗议书。
第一次是由一份名为《信条》的简短文件引起的。
列宁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让其他16名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签名，并把它送到日内瓦，在那里出版。
另外两份抗议书也是在1900年初列宁流亡结束前的某个时间写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才被印刷出来。
一篇题为《俄国社会民主的倒退趋势》，针对《工人事业报》发行的《独立副刊》。另一份未发表的抗议书是针对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发表的“专业意见”。
之后我们将仔细研究引起列宁如此激烈反应的言论。
在这里，我们将把列宁的抗议看成是对其核心信仰的热情重申。我们将从表面上看待列宁对其对手观点的描述，因为这将使我们看到列宁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列宁指责他的对手歪曲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所以他的抗议是捕捉他自己对这一本质的概念的绝佳来源。
起初，这场争论，所有这些关于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相对重要性的争吵，似乎过于激烈。
学者们经常得出结论，这起抗议活动背后的动机是歇斯底里（对于这歇斯底里是真的还是装的，意见不一）。
但“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两个关键内容的代号：一个独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的必要性和政治自由的迫切性。
国际和俄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排斥”趋势——例如巴枯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拒绝了这两个计划。
对“政治”的正确理解确实是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
列宁对可能被视为反政治的社会民主党文章的出现感到不安，还有一个动机。
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常见的指控，特别是那些对民意党传统的指控，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消极的宿命论者，他们最多是组织经济抗议而忽视革命的政治斗争。
列宁在他最早的著作中的反应是说，或多或少，“你一定是从文学沙龙的花言巧语者那里得到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信过这样的事情”。
他在这方面的信心因1898年社民党的成立大会而增加。
大会是由南俄活动家组织的，没有列宁或他的集团的任何贡献。
大会在组织方面被证明是失败的：代表们被集体逮捕，没有建立中央机构，建立“中央机关”（官方党报）的计划落空。
然而，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现在至少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各种使其有更多实际存在的计划。
以前自称“斗争联盟”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改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这种改名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从列宁的角度来看，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肯定了列宁对社会民主主义本质的认识。
特别是，《1898年宣言》宣布，政治自由对俄国工人阶级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俄国工人阶级必须并将用自己强有力的肩膀扛起夺取政治自由的事业。”
而现在，一年之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们正在发表声明，否定《1898年宣言》的主张，并为其他俄国革命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蔑视提供理由。
彼得堡的地下报纸工人事业报的情况尤其如此。
列宁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是针对逃亡者的地下著作，如果没有列宁的关注，这些著作就会消失了。
工人事业报是另一回事。作为第一批能够长期生存的地下报纸之一，它是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因为它有能力智斗被激怒的警察，也因为它发表了工人通讯员的宝贵材料。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当然有理由把它引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真实声音。
列宁对工人事业报的纲领性声明的抗议——题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倒退趋势》或简称《倒退》——是三次抗议中最长和最激烈的一次。
事实上，《倒退》包含了他的基本信念的一些最雄辩的主张，我特别推荐它，因为它是列宁早期著作中最有启示性的。
综合来看，1899年的抗议活动为列宁致力于爱尔福特主义提供了极好的文本。
当我们检查清单时，我们将看到，列宁指责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声音否认或至少远离了纲领中的每一个板块。
1、爱尔福特式的效忠。贯穿三次抗议活动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声音正在拒绝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和欧洲经验的主要教训，尽管新俄罗斯党正式承诺采用这种模式和这些教训。
“我们最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歪曲者几乎无限地不关心，把社会民主主义所珍视的一切，把使我们有权把工人运动看作世界历史性运动的一切，都扔到了海里。他们根本不关心欧洲社会主义和欧洲民主的古老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努力形成独立的工人政党。他们根本不在乎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以实现伟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合。他们根本不在乎俄国先进工人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这都是一派胡言”。
2、结合公式。抗议书中包含了列宁对结合叙述的最详尽的复述。
3、福音，列宁指责新的声音背弃了以崇高理想激励工人阶级的职责。他们为自己开脱，严重低估了工人接受信息的意愿。作为回应，列宁阐述了他自己对意识如何在工人阶级的不同层次中传播的想法。
4、党的理想。新的声音要么无视，要么对在压抑的俄罗斯条件下建立一个独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全国性政党的可能性表示极度怀疑。列宁的回答是：你说专制政府有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组织”，有“能干和足智多谋”的官员，专门负责铲除工人和社会主义团体？没错，但只有懦弱的自由主义者才会因此得出结论：有组织的地下斗争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将着手建立我们自己的“高度结构化的组织”，使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成为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有能力和有办法的”专家（列宁引用了工人事业报的话）。列宁在这一点上的言论是职业革命者思想结晶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看到，对革命专业知识的强调是对工人事业报对警察专业知识强调的回应。这有助于证明职业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群众运动，而是为了使专制制度下的群众运动成为可能。
5、政治自由。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开展斗争，不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为自己争得强有力的地位，不能建立强有力的群众组织，不能在所有劳动群众面前展开社会革命的旗帜并教他们为之奋斗。
6、新的声音不是为政治自由而战，而是问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老领导人：为什么你们对一个我们没有的议会如此痴迷？你为什么不专注于工人参与沙皇主义所允许的这种地方代表机构？对此，列宁回答道：“如果我们不利用议会，那么工人将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工人参与地方机构--但由工人社会主义者参与，在沙皇俄国，他们被定义为非法的。”
7、民众的领导和领导权。新的声音并不认为夺取政治自由需要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最紧迫的任务。列宁反驳说：“当社会民主党把推翻专制主义作为自己最紧迫的任务时，它必须表明自己是民主的先进斗士，正因为如此，它必须向俄国人民中的所有民主分子提供任何和一切支持，把他们争取为盟友。”
8、国际主义。贯穿抗议文章的一个不变的主题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因此致力于其政治战略和激励这一战略的崇高理想。
所有这些命题都被融合在一起，并通过结合叙事赋予情感内容。列宁在《倒退》中从“所有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含糊的：西欧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激励模式——那里发生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必须拒绝那些声称工人不急于走向结合的反对者。列宁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把这些教训灌输给大家。
鉴于在列宁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怎么办》中，可称为“所有国家的历史”的论点的重要性，我们将比较详细地看一下列宁在《退步》中的叙述。列宁在这里没有使用“结合”，而是使用了更强烈的“融合”。
在所有欧洲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起初都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工人与资本家进行了斗争，建立了罢工和工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与工人运动保持距离，创造了批评当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教义，要求用更高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这一制度。
分离
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分离意味着这两者都是软弱和缺乏发展的。没有与工人斗争融合的社会主义教义仍然只是乌托邦——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的良好愿望。工人运动仍然是小打小闹，支离破碎；它没有获得政治意义，没有被当时的先进科学所照亮。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所有欧洲国家都在越来越强烈地努力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鉴于这种融合，工人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为摆脱所有者阶级的剥削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锻炼出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最高形式——独立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核心贡献是将社会主义引向与工人运动的融合：他们创造了一种革命理论，解释了这种融合的必要性，并赋予社会主义者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列宁立即将这一总体叙述应用于俄国。
在俄罗斯这里也发生了完全相同的过程。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与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工人的罢工和所有其他方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仍处于完全萌芽状态。
在19世纪70年代，工人组织率先理解了政治自由的极端重要性，而社会主义者则由于其“落后的、错误的理论”而站在一边。因此，只要俄国社会主义由于迷恋农民和阴谋家的社会主义而与他们分开，俄国工人就完全有理由与社会主义分开。但是，一旦社会主义者振作起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运动就很乐意走向融合，这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所有大规模运动中都有所体现。
“先进工人与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结合是完全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的结果，在1890年代，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在俄罗斯相遇：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人民运动，另一个是社会思想向马克思和恩格斯靠拢的理论运动，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靠拢教学运动...目前，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所有有目的的俄国工人的中心任务是使这种融合持久，加强和组织工人社会民主党。不愿意承认这种融合的人，人为地在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制造某种分裂的人——这个人对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人运动带来的是伤害，而不是好处。”
“但有些人把今天的中心任务搞错了。他们‘呼吁工人在本质上与社会民主党分离，这样做[他们]就把欧洲和俄国经验的所有成就扔到了海里！’。虽然现在正在完成的融合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新声音却想‘人为地撕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运动自发地倾向于“站在”资产阶级的“羽翼”下，除非社会民主党人为地转移这种自然倾向。
列宁用欧洲的经验来说明双线论战的问题。
《信条》声称，欧洲工人政党现在正从政治焦点向经济焦点进行彻底的转变。“不”，列宁说，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与那些认为经济斗争不重要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从早期开始，马克思主义运动就警告说，既不要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如英国工人倾向于这样做，也不要淡化其意义，如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团体，如拉萨尔派倾向于这样做。政治方面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警告说，不要迷恋阴谋家布朗基派的政治，不要以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呆板的教条社会主义者的方式来否定政治斗争。
列宁以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方式，通过将社会民主党与所有停留在结合体之外并夸大他们那一点点真理的意义的其他人进行对比来定义社会民主党。
列宁的整个爱尔福特战略建立在他对俄国工人将热情地回应社会主义讯息的信心上。因此，当其中一个新的声音断言“俄国工人在群众中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时，他尤其感到气愤，列宁爆发了：
“‘俄国工人群众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就等于给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判了死刑，因为这意味着俄国工人群众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曾经也没有任何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完全和完全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没有政治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一条没有水的河流，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这是回到了我们的先辈们鄙视‘政治’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或者回到了无政府主义，或者回到了工联主义上。”
因此，在整个抗议著作中，列宁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总是在任何地方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拒绝了西方工人不支持民主斗争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诽谤。他断言，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者自己还拒绝接受政治自由的基本重要性（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除外）。在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工人早在社会主义者之前就为自由而奋斗，在这期间事情并没有改变。
“难道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工人群众没有把自己最优秀、最发达、最诚实、最大胆的同志纳入革命圈子和组织的行列吗？...俄国工人不仅在政治斗争方面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多次证明自己的成熟，他多次进行政治斗争的行动，而且确实经常以自发的方式进行。”
“工人们以自发的方式进行政治抗议，也就是说，没有社会民主党致力于提供的洞察力和组织——而新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是怎么做的？他们没有把全部精力用于提供洞察力和组织，而是表现得无动于衷，甚至开始对整个政治斗争的想法进行论战。太不要脸了！”
我们对1899年的抗议著作的调查，一定会给任何听《怎么办》的教科书式解释中长大的人造成一种奇怪的印象。按他们本来的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声音导致了列宁的这种“对工人的担忧”，他对工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他要求党内活动家人为地转移工人的自然倾向，他放弃了在专制俄国开展群众运动的想法，他拒绝西方模式而支持俄国革命传统，总之，他表明自己是政治自由的敌人。
但是在1899年，我们看到列宁对新声音的直接反应。而且，确实，他非常生气和不安。他在拍桌子，他在对他的对手大喊：你怎么敢对工人的政治成熟度失去信心？你怎么敢人为地阻止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合？你怎么敢对我们阻止政治警察镇压真正的群众运动的能力持失败主义态度？你怎么敢把西方工人政党的鼓舞人心的记录扔到海里，认为没有价值？你怎么敢忘记政治自由的首要意义？
为《工人事业报》撰写的文章（1899年）
1899年底，正在酝酿恢复《工人报》的计划，《工人事业报》曾被流产的第一次党代会指定为党的官方机构。与19世纪90年代的地下报纸一样，《工人事业报》在1898年大会召开之前只出了两期，之后就没有了。
列宁被要求为复兴的报纸投稿，他顺从地投了三篇短文。这个项目失败了，报纸从未出现过，这些文章也没有在列宁生前发表（列宁在《怎么办》中讨论了这一事件）。
这些文章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列宁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组织上的主题，这些主题成为火星报集团随后几年活动的基础。一份中央报纸在统一党内的作用，克服“手工业式的地方主义”的必要性，灌输共谋文化的必要性，以及最后，明确方案的必要性——这些主题就是《怎么办》所要捍卫的。在许多方面，1899年文章的原始表述比后来的版本更富有争议。
在此，我们只谈几点，以完善列宁的爱尔福特主义的形象。
“社会民主主义不能简化为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提供服务：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用考茨基的说法，它再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把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带进僵化的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与必须站在当代科学水平上的社会主义信念联系起来，把它与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手段的系统的民主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一句话，把这种僵化的运动与革命党的活动融合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列宁在这里重复了他自1894年写《人民之友》以来在每篇纲领性文章中都说过的话。但是等等——读者没有得到指导。根据伦纳德-夏皮罗的说法，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一两个月前发生的“列宁观念的完全转变”的成果。他认为，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将成为后来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的特征。”夏皮罗在提到“自发工人运动”后结束了他的引文，因此遗漏了关于争取民主的观点。
夏皮罗称，促使列宁从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中进行保罗式转换的是1899年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声音的出现。但是，夏皮罗没有解释为什么在1899年引用考茨基的话意味着与1894年引用考茨基的同样的话有了根本的变化。
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提出了《怎么办》中阐述的“组织计划”的核心，即利用全国性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作为工具，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结构。列宁宣称，他的计划是基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们工人运动的经验”。然而，今天的欧洲和“革命”时期的俄国都与今天的俄国大不相同。
让我们看看列宁的组织梦想是否导致他拒绝欧洲模式，而选择从俄国革命传统中提取的模式。
列宁在谈及民意党等革命政党时的语气是隐忍的。当他的反对者指出民意党的持续相关性时，列宁回答说：是的，是的，我们当然承认需要地下技术。同时，他想为这种让步设定一个相当严格的限制。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有别于俄国早期的革命政党，因此，从俄国老领袖那里学习革命技术和阴谋技术的必要性（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丝毫不能免除我们对他们采取批评态度和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的责任。”
过去“并不特别讲究的阴谋方法”会帮助地下报纸获得足够的材料——但报纸的发行超出了旧技术的范围，因为俄国以前的革命运动形式根本没有为自己设定向“人民群众”发行报纸的任务。
列宁的报纸计划还考虑到了与欧洲模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由于他对所有的批驳文章都保持沉默，他巧妙地避免了面对上一节指出的教科书解释的困难。
阴谋是在地下生存的一套规则，与作为政治策略的密谋截然不同。
“必须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定期出版和适当发行的党的机关报，这表明我们的情况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旧的俄国革命党相比都具有独特性。除了报纸之外，德国、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还有大量的其他手段来公开宣布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其他组织运动的手段：议会活动、选举鼓动、民众集会、参与地方社会机构（农村和城市）、手工业（贸易、行会）行会的公开活动，等等。对我们来说，革命报纸是所有这些的替代品——我是说所有这些——直到我们夺取政治自由的时候。没有革命的报纸，我们就不可能对整个工人运动进行任何形式的广泛组织。”
列宁是说：我们与早期的俄国革命者不同，因为总的来说，我们更有优势——我们有更好的理论，我们为自己设定了更广泛的任务。我们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不同，因为我们被迫低人一等——我们只能羡慕法国和德国工人有广泛的出路。尽管如此，通过我们的一份报纸，我们将努力完成德国人正在做的事情的本质。研究、宣传、组织。我们记得列宁在1894年的第一批纲领性著作中也引用了这个李卜克内西的口号。
列宁在论证自己的建议时，既援引了欧洲的经验，也援引了俄国的经验。但这两个来源并不具有同等的修辞价值。在谈到俄国革命模式时，列宁只说了一句话：从这些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具体的成功例子，或任何个人的名字，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任何具体的技术。与此相反，当列宁谈到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时，具体的例子从他口中溢出。让我们利用前线组织，就像法国工人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和德国工人在紧急状态法下所做的那样。让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地下活动转移给合法组织，正如社民党中央机关《前进报》所建议的那样，让我们从德国的地下报纸经验中得到启发：
“在针对社会主义者的特殊法律时代（从1878年到1890年），德国政治警察的工作并不比俄国警察差，甚至可能更好，然而德国工人，由于他们的纪律和组织，能够确保一份非法的周报从国外带入国内并送到所有订户手中，因此，即使是政府部长也不能不称赞社会民主党的帖子（‘红色小册子’）。当然，我们甚至没有梦想过在这种规模上取得成功。”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如何援引当今西欧和早期俄国革命者的例子来支持他的全国性报纸计划。列宁还对现今的俄国做了一个极具特色的断言，以提高其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可信度。在工人青年中，可以发现他们对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情和不可阻挡的努力：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人理解组织的重要性，那么定期出报的计划就不必仍然是一个梦想。成功的发行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拷贝引向工业区，在那里‘工人事实上掌握了数百种方法来摆脱警察的警惕’。”
之后我们会谈到了地下党扎根于工人环境的假设如何影响了列宁的组织计划。
显然，如果列宁真的对工人和西方模式的根本相关性失去信心，他将发现他的组织计划更难捍卫。展望未来，列宁唤起了西欧的工人运动，向他的工人读者解释为什么政治自由必须成为他们最迫切的目标——如果工人没有权利像德国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的工人那样，自由地召开会议，成立工会，拥有自己的报纸，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大会，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可能给工人带来切实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广泛地进行。
《工人事业报》的文章清楚地指出了列宁计划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在专制主义条件下建立一个尽可能像社民党的政党，这样我们才能推翻沙皇，获得我们需要的政治自由，使该党更像社民党！”
《党纲草案》
“在调查的最后，我们再次尝试为新生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一个实际的纲领。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也是为《工人事业报》写的，但一直没有出版。与其说这是一份实际的方案草案，不如说是一份关于社会民主党方案原则的讨论文章。”
列宁继续努力提供一个方案，这本身就是他的爱尔福特观点的结果。一个适当的社会民主党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声明，作为社会主义战士大军的旗帜。党的旗帜提高了战斗人员的士气，向外人发出了信息。
列宁认为，“一个纲领应该掌握整个运动，而在实践中，当然，这是现在运动的一个方面，现在运动的另一个方面必须移到前台。”
在这个意义上，《怎么办》是一本实用的书，而不是一本纲领性的书，因为它处理的是在特定时期占据前沿的具体问题。对《怎么办》的许多误解来自于把它当作一本试图“掌握整个运动”的纲领性书籍。我们对列宁真正的纲领性著作的漫长旅程为我们提供了避免这些错误的背景。
对于纲领的实际文本，列宁回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小组在1885年发布的纲领草案。他宣布，这个草案基本上还是健全的，只需要进行部分修正。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列宁多次断言，他在捍卫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他采用十四年前的纲领草案作为基本文本，突出地表达了他对普列汉诺夫集团所定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忠诚。这种忠诚度如何符合爱尔福特的框架？
早些时候，我们看了民粹派者彼得-拉夫罗夫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大多不适用于俄罗斯的政治条件。在那篇文章中，他嘲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让德国人为他们写纲领’。
这种话一定很让人生气，因为四年后列宁做出了回应。
“我们丝毫不害怕说我们希望模仿爱尔福特计划。模仿好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好。正因为人们经常听到对这一纲领的机会主义和半心半意的批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公开为它说话...
因此，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基本模式。普列汉诺夫小组的草案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通过了德国方案所提出的检验。正如列宁所说，普列汉诺夫纲领的论点'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一再得到确认...当爱尔福特纲领和普列汉诺夫纲领发生冲突时——例如，在《俄国纲领》中要求‘直接民众立法’以取代代议制议会——爱尔福特纲领优先。”
当然，爱尔福特计划必须进行调整以满足俄罗斯的条件。列宁提到了两个需要创造性调整的主要问题：缺乏政治自由和农民问题。我们在本集已经详细讨论了第一个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的处理，是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农民策略意见的第一次表述。
他对自己战略的阐述和辩护是他在火星报时期著作中的一个主要主题。由于《怎么办》没有讨论农民问题——这是它不是一部纲领性著作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将不讨论列宁战略的细节。这里只需要说明，列宁是在寻找一个爱尔福特式问题的答案。
爱尔福特派的观点要求社会民主党成为人民的护民官，作为他们目前非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捍卫者。
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动员他们的支持。很多人会问，这种策略在农民身上是否可行，因为（据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不过是一袋土豆，对农民的精神能力只有蔑视，认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等等。虽然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假设没有依据，但列宁在这里确实以不寻常的方式进行辩护，因为他觉得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有效怀疑必须被澄清。这些怀疑涉及农民的利益和农民的革命素质。
列宁对农民利益的看法可以概括为：现代经济发展正在终结独立小规模生产的可能性。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但是，独立性的丧失可能发生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
对农民这样的小生产者来说，最好的环境是无产阶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独立性的过程将在自愿和没有受害的情况下进行。当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下发生时，农民的代价要高得多：征用、贫困化、毁灭。但更糟糕的是第三种可能：农民面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同时被专制秩序、农民村社和对贵族地主的人为经济依赖束缚着手脚。试图通过保留这种限制来保护农民对抗资本主义——例如，通过不允许农民拒绝或出售其分配的土地来保护农民村社——是无稽之谈。它不会阻止资本主义，但它会阻止农民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资源。相反，社会民主党必须推动取消所有这些限制，并争取农民支持取消其中最令人厌恶的限制——沙皇专制制度。
在制定实施这一战略的具体措施时，列宁有些防备，因为他不希望被视为鼓励小规模而牺牲大规模生产。因此，他对结束依赖性（进步的）和鼓励小规模生产（反动的）进行了区分。对限制个体农民的敌意意味着与标准的自由主义定义有很大的重合。列宁完全了解这种重叠，甚至在这一时期写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出了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与自由主义的重合与关于政治自由的重合有些相似。除了这些计算，列宁的方案似乎还有一个道德层面，正如我们从这个给社会民主党同僚的“迟早论”的版本中看到的那样。
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并将最终导致这些残余的[农奴制]“在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全部自行消除”。但是，首先，这些残留物具有非凡的韧性，因此人们不能指望它们的迅速清除。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这种“自然之路”除了意味着农民的消亡外，还意味着他们事实上（由于劳动服务等）被绑在土地上，被地主奴役。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在他们的纲领中默默地忽略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对农民的饥饿和他们因饥饿而死亡的毁灭保持冷漠的旁观。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于尽可能广泛地帮助饥饿的农民的必要性，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有谁会断言，如果不采取革命措施，这种帮助是可能的呢？
当然，根据回忆录的证据，列宁在1891年反对帮助饥荒，我们不能在此承诺想要调和这种差异，只是在对1891年列宁观点的背景的良好讨论。
列宁在某种程度上防御性地回应的另一个偏见涉及农民的革命素质。列宁向读者保证，他很清楚农民的发展和黑暗的方向，农民的暴力爆发不等同于有目的的革命斗争。当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指望农民。但时代在变化，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为农民日益增长的目的性欢呼和鼓励，那就是失职了。在这里，列宁引用了马克思经典的一段话，讲述了农民内部正在出现的支持拿破仑三世等专制政权的倾向与反对他们的倾向之间的冲突。
列宁在1899年提出的实际战略很难说是大胆的：归还1861年农民解放时夺取的部分农民土地，对农民革命行动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列宁的推理和他的行动方向，我们会很容易看到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农民战略的连续性。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一创新策略是在他寻找履行爱尔福特纲领的方法中产生的。
为了支持这一论点，让我们把时间提前几年，看看考茨基在1906年发表的引人注目的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及其前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把考茨基的文章翻译成了俄文。
在这里，卡尔-考茨基，爱尔福特主义的权威发言人，转向俄国，并阐述了基本的领导权战略，（正如我前面所论证的）在他1893年的《议会主义》一书中暗示的。只有推翻专制制度才能在俄国农民中释放出经济进步；俄国资产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回避革命措施；无产阶级必须在真正和持久的共同利益基础上领导农民。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会是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谁在乎呢？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考茨基对近年来俄国农民的转变的描述，“从一个善良的、昏昏欲睡的、不善于反思的习惯性生物转变为一个精力充沛的、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斗士，为新的和更好的东西而努力奋斗”。早先会压垮他的压迫现在让他站得更高。
他不再允许别人为他思考——他被迫为自己思考，被迫使用他所有的与生俱来的机智、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鲁莽，并抛开所有的偏见，以便在他被卷入的不可思议的事件旋风中坚定自己的立场。
列宁欣喜若狂。他迅速将考茨基的文章翻译成俄文，并为其写了一篇序言，开头是：“长期以来，俄国先进的工人都知道卡-考茨基是他们的笔头，他不仅能解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义并为其提供基础，还能在真正的知识和对事实的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俄国革命的复杂和混乱的问题。”
列宁认为考茨基的论点视为一种澄清：“尽管资产阶级不可靠，但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战术的这一基本主张得到了考茨基的完全确认。”
在1899年对社会民主党的新声音的批判中，列宁表现为自己比他的对手对工人更有信心。在与社会民主党同僚争论农民问题时，列宁（与考茨基一起）表现出自己对农民也比较有信心。列宁的赌注是，农民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目的性，他们会更了解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意识到，实现自己利益的合理途径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列宁以一种对工人不一样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押注。如果工人不回应，社会民主党就死透了。如果农民不响应，是很糟糕了，但生活和斗争还要继续。然而，列宁对农民寄予了希望，这在当时和现在都让很多人觉得是不现实的乐观。在评估关于《怎么办》所谓担心工人的辩论时，我们应该牢记这一事实。
在1899年对社会民主党的新声音的批判中，列宁表现为自己比他的对手对工人更有信心。在与社会民主党同僚争论农民问题时，列宁（与考茨基一起）表现出自己对农民也比较有信心。列宁的赌注是，农民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目的性，他们会更了解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意识到，实现自己利益的合理途径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列宁以一种对工人不一样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押注。
如果工人不回应，社会民主党就死透了。如果农民不响应，是很糟糕了，但生活和斗争还要继续。然而，列宁对农民寄予了希望，这在当时和现在都让很多人觉得是不现实的乐观。在评估关于《怎么办》所谓担心工人的辩论时，我们应该牢记这一事实。
我们已经结束了对列宁从1894年开始的职业生涯到1899年西伯利亚流亡结束的纲领性著作的跋涉。我们离开他时，他正在出国准备进入职业生涯的新阶段。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旅程有时有些单调乏味。事实上，我希望如此——因为我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列宁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爱尔福特观点。我们在1894年和1899年都看到了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和李卜克内西（“学习、宣传、组织”）的语录，这很好地象征了这种连续性。
演讲的重点根据论战背景而变化。当列宁认为他的听众同意他的观点时，他就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认为需要说服观众的地方。但整个爱尔福特的清单几乎都能找到。支撑前景的叙事——爱尔福特纲领所诠释的欧洲工人政党的鼓舞人心的故事——通常都会出现。当列宁感到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观受到攻击时，比如在1899年的抗议文章中，这种叙述就会以热情的细节浮现出来。
19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特别是工人运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列宁的言辞反映了这些变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只是加强了列宁的爱尔福特信仰。事情似乎是按照爱尔福特的设想进行的。19世纪90年代，工人们开始举行激进的抗议活动，开始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指导，并迫使政府做出让步。社会民主党本身是软弱和无组织的，所以这种成功只能说明他们正确地识别了一支庞大而强大的社会力量。1898年，随着至少一个名义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建立，结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列宁与这一进展毫无关系，这一情况肯定增加了他对结合叙述的普遍性的信心，这一叙述预示着在所有国家都会推动独立的工人党，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诚然，列宁对1899年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声音感到惊讶和震惊。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这种怀疑态度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的第一反应是重新确认他的核心爱尔福特价值观。他的第二或第三反应没有任何不同。1899年，列宁开始提出他后来在《《怎么办》》中辩护的一些政策建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在此，我们只注意到，这些建议是以爱尔福特的术语提出和辩护的。
我们为什么要读《怎么办》？毫无疑问，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本书的兴趣不在于它所倡导的具体政策，而在于用来证明这些建议的总体思想框架，因为《怎么办》应该告诉我们列宁后来应用于非常不同情况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在1899年底至1901年底期间，列宁没有形成任何新的核心价值观。对《怎么办》的检查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我们不知道的关于这些价值的情况。
然而，我们将继续为《怎么办》的具体政策和论战提供背景。这一背景对于理解作为历史文件的《怎么办》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作为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事迹中的一个事件。也有必要清除那些阻碍读者看到《怎么办》的爱尔福特内核的误解。因此，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故事中的一个特殊插曲上。火星报的动力是完成社会主义和俄罗斯工人运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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