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希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明。谈到古希腊人们常常会想到雅典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还有斯巴达英勇的战士。但在历史上古希腊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古希腊由包括雅典和斯巴达众多城邦组成的，地理范围不明确的地区。古希腊的城邦有很多，最著名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不同城邦之间有群山隔绝，文化差异较大，也没有统一的制度。且在城邦内部也存在差异。
希腊位于群山环聚的自然环境中，加上城邦间的相互争斗，古希腊城邦的疆域边界很难被确认划定，但城市和乡村依旧是构成城邦疆域的基本要素。在城邦内部，人为因素会影响疆域的变动，从而引起城邦内部权力秩序的变化。这个现象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格局并不是仅仅简单的区域，还反映了城市背后的权力秩序。如古希腊城邦一样，这种权力秩序还影响到了很多域外领土，这是构建希腊城邦秩序的基础。
当我们去看古希腊时代的地图时，会发现在地图上不同的城邦一般只会用黑点来标记，而不会有包含明确的政治界限，所以很多读图的人自然地认为这些“黑点”是彼此孤立的城池，在地图上看不出来那些处于城邦本地区外的域外领土。
根据韦伯的理论，疆域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希腊城邦与现代国家有很大不同，我们不能用现代国家的标准去定义古希腊的城邦。在古希腊的众多城邦中，除了我们熟知的雅典和斯巴达的疆域比较稳定以外，其他的城邦小国在历史进程中的疆域变化都很大，要确定这些城邦的疆域十分困难。因此现代学者去研究古希腊城邦，一般不会去强调疆域对城邦性质的界定，而是更多关注人。
现代学者提出“城邦是可移动的”的观点，例如雅典人在遭遇敌人人的威胁时，会通过迁移或躲避战乱而在新移居地重新建立城邦。此时地位位置就不能当成划定城邦最重要的标准，城邦内的公民才是至关重要的。不止于此，不是在希腊城邦居住的人都是公民，此处实际上强调的是公民群体，而对公民的界定，我们之后再讨论。
关于城邦疆域概念的确定，“卫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理范畴，卫城可以在古希腊很多的城邦中看到，最初的意思是“高处的城”。卫城代表了部分城邦早期疆域的发端，随着城邦的大规模兴起，从卫城开始，城邦疆域进一步扩大。
古希腊城邦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城邦兴起的原因不同，每一个城邦的疆域起点也不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城邦基本成型后，城邦可以指代整个疆域领土。随着城邦发展，一半人生活在城镇之中，也有至少近一半雅典人生活在乡村中。因此城镇和乡村通常被作为古希腊城邦的标配，适用于绝大多数城邦的疆域模式。
如上可知，古希腊城邦的疆域基本都由城镇和乡村两部分组成。那么正常来说城镇和乡村是有大概的界限的，由此便可以推断出古希腊城邦的疆域，但是在古希腊城邦疆域问题没有被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古希腊城不同城邦之间差异巨大，如我们熟知的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城邦在政体和文化多方面就十分不同，而且斯巴达和雅典的规模远大于其他城邦，在古希腊世界都属于“非正常城邦”。面对如此巨大的城邦差异，我们想要确定城邦疆域的规模，就不能笼统概括，要具体分析。
对于大部分总体规模比较小的城邦，起初都是由几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村落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疆域规模的形成是与村落的规模密不可分的。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到公元前 6 世纪时，古希腊城邦的平均疆域能达到实现两三个村落的联合，而规模大一点的城邦辐射范围可以做到步行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大部分规模较小的城邦，保证了城邦的公民能够住在城内，又可每日往返乡村耕种劳作。
那么城邦的边界是否有明确标识来划定呢？现在人们都往往把城镇与乡村当成相对的两个区域，在古希腊时期也是如此，乡村与城市不仅地理位置不同，在某些价值观念和宗教崇拜方面也是相对的。具体来说，城镇是象征着文明、秩序的中心地区；乡村是象征着荒野和无序的边疆地区。但在早期古希腊最重要的圣所很少出现在城市，往往都是在乡村地区，这些圣所也被称作“城外圣所”，圣所像一个桥梁，架起了乡野与城区的联系。
在古代作家的记述中，城外圣地的存在以及每年的游行，就是在向邻邦宣示自身疆域边界，或者说宣示自己对城邦疆域的统辖权。总的来说，疆域和城邦不一定是相伴而生的，与其更多关注疆域，不如把本质看成是“宗教疆域”。
但是城外圣地也是许多不同城邦的精英共同展示优越性的地方，并不能直接视为城邦的界碑。也就是说，城外圣地也可能有其他含义，不能完全当成界定边界的标准。因此界定疆域除了依靠城外圣，还需要考察其他相关的概念。
众所周知，城墙就是对城市边界最直观的划分。在希腊城邦形成的早期，拥有城墙和城防的城邦非常少见。当时人们都认为，城邦是没有城墙的。但这种情况在随着时间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公元前 4 世纪左右，每个希腊城邦几乎都有城墙。
除了具体的城墙，城邦之间在边境地区的战争也可以帮我们判定城邦边界，一个城邦对外长期防卫的地区和城墙之外的其他防御性建筑必定离边界不远。 沿着这一思路，找到城邦重要的边塞防御工事，也可以大致确定城邦疆域间的范围。通过防御工事判定疆域大致范围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
通过上述论述得知，城邦疆域虽然大致由城镇和乡村构成，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城邦规模、力量和地缘环境等因素等诸多复杂人为因素的参与，要想准确的确定边界并非易事，战争和协议等人为约定需要在具体地时空去分析。边界还可能由类似神庙的宗教因素等为标识，或者由于缺乏明确界线，从而扩展到广阔的边境地区。
尽管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虽不见得能画出边界线，但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边界有明确的意识。城邦疆域首先代表的就是地理范畴，之后随着城邦的崛起，城邦内部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断完善，疆域便不仅可以指代是地理空间，也能反映城邦内部之间的权力秩序。
古代城市的研究是历史的重点，古希腊城邦虽然与现代城市的含义有很大不同，但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根据现代的学者的研究，空间不仅可以塑造人的认知的，还可以反应政治和文化。
“疆域”一词与除了空间上的含义，“疆域”还包含一层权力概念，这与“土地”等地理空间概念不同。“疆域”这里概况是一个权力主体所包含的权力范围也包含了一个权力主体所可以覆盖的权力极限。在这个“疆域”范围内，公民是核心，公民在这个空间中，要履行一定的义务，也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论及城邦疆域，就要先理清相关概念和地理范围之外，其次要考量城邦的权力秩序。因为空间本身就是代表了一定的秩序，也就是说人为的秩序通过空间秩序被反映出来。因此将空间与秩序结合起来，有利于公民更好促进公共生活的任务。
有人的参与才能被称为城市，同样希腊城邦在本质上就是公民共同组成的集体。公民在城邦中要参与一定的政治性活动，例如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公民还会一起聚餐、祭祀、观看戏剧、参加悲剧合唱队等。公民群体建构起古希腊城邦内部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等复杂体系的核心。城邦内部的权力秩序与公民群体紧密相关，影响着希腊疆域的具体形态。
从城邦内部来说，与城邦权力秩序对应的疆域形态大致分两部分：一是城邦公共空间；二是与公民权相伴随的土地分配。体育馆和剧场在古雅典时期就是公民举行集会的公共场所。利用公共空间举行集体活动对于城邦来说至关重要，在雅典每年举行的公共宗教节日，而斯巴达公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训练场和公共食堂度过。这些集体活动对凝聚公民群体，乃至凝聚所有城邦成员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斯巴达勇士
除公共空间外，剩下的与城邦疆域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土地了。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就以雅典举例，在雅典只有公民才有政治权力，才可以参加雅典的民主议会。因此对公民的界定十分重要，而土地所有权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城邦公民群体的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小农，并且在古希腊城邦中，土地往往呈现出平均分配的特征。总体来说，城邦内部的疆域组织围绕土地和公共空间。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内，城邦疆域就体现出城邦内部的权力秩序，也可以从这些疆域中去窥探古希腊不同城邦的不同生活方式。
有些城邦除拥有本土的疆域，还会凭借自身权力获得特殊的域外“疆域”。特别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些城外疆域往往与战争行为有关。雅典开创了一种新的权力支配下的疆域体系，这就是公民殖民地。例如在历史上雅典对外的争夺中，即使疆域的居民不断变更，最后域外地区的居民依然可以拥有雅典的公民权。由此，雅典一步步建立自己的公民殖民地。
爱琴海
雅典的“城外疆域” 主要散布在爱琴海各处的岛屿和海外城邦。在历史上斯巴达和雅典都拥有不同类型的城外疆域。但它们的城外疆域构建体系并不相同。例如，雅典“公民殖民地”的公民可以拥有完整的雅典公民权。这些殖民地并进而扩充了城邦的总体疆域，雅典从前 6 世纪末开始，随着实力的上升，建立了基于海洋力量的“阿提卡—公民殖民地”的综合型疆域模式。
结语
与政体等议题相比，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研究中颇受忽视的领域，古希腊城邦纷繁各异的的地理特征和政体形态，使不同城邦之间的疆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对希腊大多数城邦来说，就城邦疆域的地理范畴而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城区和乡村。
城邦疆域首要的一点是要理清地理范畴，之后随着城邦的崛起，和城邦内部共同体组织的完善，疆域除了是地理空间以外，还体现了每个城邦背后的权力秩序。城邦还可以通过权力获得城外疆域。总而言之，对于古希腊城邦来说，疆域不仅关涉地理空间秩序，更是城邦权力秩序的反映。
参考历史
《希罗多德历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希腊帝国》
《古希腊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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