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主体的角度观察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难发现，企业家阶层是一个明显的"短板"。当然，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家都注定是最为稀缺的要素，在当下的中国，这个问题有着特殊性和紧迫性，所以，今天我们专门探讨这个话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云、马化腾、王石、冯仑、刘永好、宗庆后、柳传志、黄怒波、潘石屹等。他们能从众多的创业者中脱颖而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成功企业家的产生是一连串试错的结果，这些试错结果为"对"的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是多个小概率事件的"积"。根据我的观察并结合相关文献，我试图提出所谓成功企业家的一个理论模型，即成功企业家等于三个小概率事件的乘积。
第一个小概率事件是创业。这里，创业是一个复数，即成功企业家需要N次创业;创业内含着创新，我们现在经常将创业创新联系在一起，视为同一件事，这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在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特殊时期，商品短缺普遍存在，所以，那个时期只要看胆量、能吃苦就可以去创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在今天这个全面过剩的社会，没有创新的创业是很难想象的。在有创业意愿的人群中，最终能够成为创业者的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创业者至少具有三个特质∶一是风险偏好。心理学的实验表明，风险偏好类型远少于风险规避类型的人。二是组织才能。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的第四个生产要素——组织。这里组织才能包括决策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等。三是激情或好奇心。如上所述，创业内含着创新，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创业者、企业家的特质。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是生产函数的改变，也即投入要素组合的革命性改变。愿意不断做出改变的人，通常充满激情或好奇心。
如果说创业是主观行为，是对自身是否具有创业才能的试错，那么，它必须和客观环境结合，才能产生具体的结果，这就有了第二个小概率，那就是市场，创业者要对市场需求试错。在全面过剩的社会，发现新的市场需求是小概率事件。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其一，极好的方向感，具有把握需求及其演变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好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往往有这种方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创业创新。其二，这一需求是否存在盈利模式。很多创业者都有看起来很不错的想法，但就是没有能够达到盈利水平的规模，坚持一段时间，把能"烧"的钱都"烧"了，也就完事了。当然，你也可以把别的厂商的供给变为你的供给，但你凭什么呢?在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你只能依凭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抑或某个诀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技术、资本门槛或其他管制条件较高的行业，这谈何容易。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完成了这两次试错，你可以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老板，但你距离成功的企业家还很远。第三次试错就要对你的人格进行试错。多年前，我看吴晓波的《大败局》，颇感意外的是，这些陷入败局的企业家都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为什么盲目扩张，直到把企业做垮?我思来想去，这可能就要用性格缺陷来解释了。外部环境的冲击可能击垮一些企业，但企业最终是垮在创业者自己手里的。这是不止一位老板告诉我的。
常见的缺陷有哪些呢？第一，自我膨胀，盲目扩张导致出局，是自我膨胀的结果。第二，过度的投机心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最容易产生不当的政商关系，这是过度投机的典型表现，倒在政商关系上的企业不在少数。第三，老板们自身的陋习或恶习，这些不良习性在财务状况尚好时都不是问题，当遇到危机时，就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企业家要过人格关，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要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20世纪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理想的企业家类型。他写道，他们"具备鲜明的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以及远见卓识和行动能力";"工于算计而闯劲十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节制有度，守信可靠，精明强干，全力投入事业之中";"只有性格异常坚强的新型企业家，才不致丧失自我克制力，才能免遭道德与经济上的双重覆灭"。可见，在成功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两种企业家精神的完美结合。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整个社会的试错激励及其他相关激励均有不足，阻碍了企业家第一种精神特征的发挥。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信仰约束的缺失，使得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第二种精神特征也表现平平。也就是说，能通过人格试错的企业家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第三个小概率事件。
能否通过大数据技术分别得到这三个小概率事件的具体数据，我现在不得而知，但这三个事件发生概率很小且相乘后更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成功企业家是一个极小众群体的原因。这个极小众群体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是无须赘言的。然而，经验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体制（制度）环境，将直接影响上述概率；或者说，在不同的文化传统或体制环境中，创业试错、需求试错和人格试错的可能性有大小之分，成功的可能性就更是有大小之分了。所以，外部因素的变化和改善，将提高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和成功的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对工商业持有严重偏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在那个时期，社会生活中也活跃着一些工商业者，但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们的作用也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到了农耕文明的后期，中国出现了徽商、晋商等地域性的商人群体，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可观，但是，他们仍然游走于社会边缘，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传统社会中"无商不奸"这个成语折射出农业文明对商业文明和工商阶层的歧视。这除了有中国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在当时十分重要的因素外，也和封建统治者担心商人势力强大，威胁其政权有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是通向高层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商人则为四民（士、农、工、商）之末，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这种观念及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它们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融于人们的血液中。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西风东渐"，中国出现了企业家群体，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盛宣怀、陈光甫、卢作孚、张骞、刘鸿生、张元济等。由于长时间受外部侵略和内部战乱，他们的事业大多处于颠沛流离的不稳定状态。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不仅经营有术、创业有成，而且办教育、办医院，投身公益，致力于建立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自我塑造的过程。
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政府显得特别重要，在某些时期或地区，大有缺之经济活动就将陷入停滞之势？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家阶层的缺失。我们在讨论政府和市场关系时，经常说政府越位，它为什么会越位?是因为企业家缺位，且严重地缺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全国的经济活动只有一个"操盘手"即中央政府，自不必多言。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市场开始发育，创业创新活动也日渐活跃，但是，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家主体还远不能担当资源配置的重任，因此，一个庞大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走到了经济活动的中央。我们不否认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常态，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所谓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体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持续地存在于微观经济活动中，那么，与成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阶层，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能永远难以形成，更不可能完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会存在畸形的、不正当的政商关系，一方面寻租盛行、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具有社会责任、精神追求和企业家意识的企业家少之又少，和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匹配，和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匹配？这里，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家阶层成长的环境不完善。对此，可以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家两个角度来看。由于重要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行政审批和管制的普遍存在，企业家就难免通过寻租的手段获得资源、提高效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个曾经消失的企业家阶层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然而，他们大多还缺乏足够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今天社会中的种种不正当政商关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旧体制、旧制度是问题的症结。我同意冯仑所说，企业家如果不犯点规怎么能冲破旧体制弊端的束缚。如果说企业家有原罪，那主要是旧体制的原罪。
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结"，至今还未取得最终突破？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困境：国有企业的体制内基本不产生企业家，而没有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其领导人几无创业活动，也不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甚至他们的遴选、考核和升迁，都意味着他们是准官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企业家。有人问，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有多远?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国企领导与企业家之间一般是不存在通路的，除了个别特例。如何使绝大部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成为有企业家的企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破题的关键性改革。
在回答了上面三个问题后，我们再来进一步厘清几对关系。
首先，在强政府和强国企的双重压力下，创业者或非国企管理者市场试错的机会减少，机会成本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创业创新意愿，企业家精神得以扩展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其次，官员与企业家的不正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企业家的成长。
比如：
1）"无私"的官员帮助企业家，会让企业家忘掉了基于市场的自我调整；
2）"自利"的官员帮助企业家，会引发设租寻租等诸多交易成本，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功概率，而相关受益的可能会驱使企业家疏于对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3）官员帮助对象的特定化，索贿、敲诈随之而来，这会大大降低个体的创业意愿，导致极高的企业经营风险；
4）资源的拍卖制度会导致企业家的机会非均等感，抑或企业家的关系投资；
5）规则制定的偏向，会导致企业家的权利非公平感；
6）规则执行的偏向，会导致企业家的（规则）非公平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最后，国企领导者也面临政治晋升激励，这种政府官员与国企领导者的同质化激励，无法形成有效的政府与企业家的良性关系。
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引言"中，直接以"企业家经济"为题，阐述了市场经济演进到企业家经济的背景、由来及影响。德鲁克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指出，企业家经济的重要贡献是大幅增加就业。这种就业的增加并不主要来自"高科技"，而是来自"企业家管理"这种"将知识全新地应用到人类工作中去的结果"——企业家的企业。德鲁克将这种基于"企业家管理"的经济现象归结为企业家经济。他指出∶"在美国，我们拥有一种崭新的经济，一种企业家经济。"根据德鲁克的理解，企业家经济显然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复苏为什么好于欧洲、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实体经济中的创新，也即美国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精神优于欧洲和日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到达相应的层级。德鲁克说∶"迄今为止（指1985年），企业家经济还纯粹是一种美国现象。"这句话不无美国式自负，但多少还是道出了实情。我认为，对于任何国家，从市场经济演进到企业家经济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这是现有经验可以佐证的事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要处理好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是谁?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企业家，以及那些正在努力成为企业家的企业主或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家尤其是成功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比重比较高，可以视为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度的一个显性指标。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用意，比较多地被解读为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这当然没有错，但应该还有另一个重要用意，就是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 多年的高增长后，因为增长条件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必须进行艰难的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在转型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这是既定的发展目标的要求，更是保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显然，我们有着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1/9、欧洲的1/6；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10、韩国的1/4。与此同时，城市化、产业升级、地区间落差和民营经济成长都是巨大的增长空间。但是，在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存在衰减乃至不足的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里，企业家精神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意义，进而具有根本性。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市场，转化潜在需求，由此促进消费增长。苹果公司的案例强有力地说明，企业家是创造市场、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源泉;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中国目前尚缺乏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政府扮演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然而，在竞争性领域，事实上，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领域是竞争性的，政府投资替代和挤出民间投资，政府干预替代和挤出企业自主经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不能继续重蹈覆辙。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还企业家精神以应有的地位，营造和优化创业创新、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
最后，我再引用一段韦伯的话，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语。他说∶"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问题，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只要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产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之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不过，反之则不正确。资本主义精神进入历史舞台通常不是一帆风顺的。怀疑或者仇恨，尤其是道德义愤，如洪水猛兽般冲向首位革新者。"这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精神；革新者（原文为innovator）应译为创新者，也就是企业家。
（本文节选自《陈宪自选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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