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由最初的自然物形态开始，就被先民视为不寻常的动物。其虽然是自然物，却在狐文化中一直以超自然的态势发展。先秦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创造了神，狐也具有神的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意识和巫术思想盛行，鬼魅之说被创造出来，因此狐也有了妖魅色彩；唐朝时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人性，狐意象也越来越世俗化人性化；明清时期狐的人性化己经发挥到极致，并开始出现大量借妖写人的文学现象。
经过历史的变迁，狐意象己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关于狐的记载就己经成为写作者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狐己经不再只是宗教迷信的产物，开始向文学形象演变。狐成精怪幻化成人形，狐精故事也开始正式进入文人笔下。
文人创作的狐吸取了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的狐又从文人创作解读而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狐意象在这样的发展圈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观念积淀，从而成为中国的文化独创。
狐狸从自然动物的行列，到祥瑞之兽、崇拜的图腾、再到成精成怪、有人性、多具人情，依次经历了上古时期神话的萌芽，志怪小说的洗礼，传奇小说的发展，以及明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
以《聊斋志异》为标志，它整个颠覆了古代小说的狐狸精传统，不仅承袭了狐能未卜先知的神性，还把狐精狡猾的生物特性升华为聪慧、机智等人性素质，成功创造了一大批更加饱满、丰富和成熟的狐形象，而这一成功是继承前代，又超越前代的结果。
《聊斋志异》中狐形象集前代作品之大成，不仅在数量上蔚为壮观，而且狐形象的创作成就也达到了最高峰。《聊斋志异》中的狐小说可说是各类俱备，凡前人写过的类别它都有，重要的是不管哪类，都在艺术上有很大的超越。他笔下的狐形象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狐形象的特点，能幻化，善蛊媚，晓未来，并且初显人情。
颇有意味的是，当我们阅读《聊斋志异》时，能够明显感受到，蒲松龄所创造的狐世界以及狐形象身上，常常体现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识。这是因为，他虽然有比封建思想更加超前的民生、民主意识，但毕竟是位封建文人，几千年的封建伦理观念难以从他的思想中彻底根除，并不断闯入他的艺术世界，不自觉地影响着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和命运。
1、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善于塑造热情洒脱，主动追求爱情的狐女形象，这些狐女可以来去自如，行踪不定，可以不受封建礼数的约束与凡间男子肆意欢爱。然而这些狐精与其他作品中的狐精相比更加世俗化了。
在塑造这些异类狐女形象时，虽不离志怪的传统，但也做到了遵循现实生活。她们积极融入人类生活，追求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做维持生计的日常琐事。同时，她们又有不同世间妇女的开放思想、多才多艺和独特的见解。
狐女形象极大地迎合了文人追求高雅生活的情趣要求。因此，蒲松龄便借其颂扬有关妇女的新观念和新思想：爱情自由、美满婚姻、家庭和睦等，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令人耳目一新。
狐女们总是一腔热情，无所顾忌，不顾贫富贵贱，不管门第悬殊，甚至无所谓人与仙之间的差异，从弱小的人类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可贵的欣赏的东西，并为之而执着追求，为爱情付出一切。
狐女们迷人的魅力和纯真美好的心灵固然让人感叹，然而这种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才是最可贵的。这种追求释放了一群充满人性的女性，她们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再以压抑而被动的状态看待爱情，不再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男女之间为真爱而结合第一次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一旦她们走进人类的爱情和婚姻，就显得极为保守，不仅固守着传统的礼节，受到封建婚姻制度和贞洁观的束缚，还要以夫为纲，相夫教子，懂得勤俭持家，否则就会遭致翁婆的批评和责骂。
开放与保守的特性集中体现在这些狐女身上，主动追求幸福生活与恪守封建家庭伦理道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进步思想与庸俗观念的集结，体现了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态。
追求自由、能识人、能解救丈夫的辛十四娘，平日闲时也无非是做刺绣；悠而来，未卜先知的狐女却甘愿做凡间男子的小妾；天真烂漫的婴宁姑娘，到最后嫁为人妻也不过落了个“不复笑”的结局。
这些狐女虽然有着异类身份，有着异于凡间女子的才华和品行，但在人世间却也依然烙守着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的传统，显然是受当时社会的一定局限性的影响。
也不难发现，这些美丽、善良、贤德的狐女交往的对象多是书生或者塾师。他们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这些圆满的故事则是作者在寒窗苦读和背井离乡的坐馆生涯中向壁虚构的结果。
寂寞难捱的生活，让蒲松龄对异性充满了憧憬。他希望得到这些美丽、善良、热情奔放、多才多艺的女性的垂青，以解自身潜隐难言之苦闷，同时，他也希望这些女性如同世间的女子一样，恪守妇道，夫为妇纲，做一位贤良淑德的妻子。
矛盾的情感寄托，是作者蒲松龄生活的真实需要，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2、
伴随着蒲松龄一生的，除了生活上的穷困潦倒之外，科举考试也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在儒家传统思想观念中，书生是要进入仕途施展鸿鹄之志的。蒲松龄也不例外，将“入仕”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标杆，奔走在漫长艰苦的科考道路上。
漫漫求索的科考经历，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里狐形象也有着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矛盾地存在在蒲松龄笔下的狐世界里：这些狐形象或带着书生的身份生活在人间，却相忘于科举；或有着世人唯科举论英雄的世俗观念。
史料记载，蒲松龄自幼聪慧，经史子集过目不忘，童子试中就以三个第一，考取了秀才。十九岁时的一举成名不免会让蒲松龄觉得才华自负，信心大增。自身的优越感和父亲的耳提面命，都让蒲松龄对科举考试无法抗拒。
然而，良好的开始并没有处成他日后平坦的科举和仕途道路。蒲松龄直到七十多岁才熬得了一个贡生的功名，这中间，长达五十年的时间，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科举考试，不仅从没有停止过对科举的热情，也从没有改变过进入仕途的期许。
在《又投学宪呈》中，蒲松龄还向提学道提出“叩恳天恩，准复旧额”的谏言，以显示其对科举的重视。在蒲松龄看来，科举不只是能让他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更主要的是，科举成功将是他走向仕途、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的唯一途径。
他将对科考功名的执着和重视，以狐女的视角来呈现。狐女们以仕途的成功作为扬眉吐气或者择偶标准，正如《凤仙》篇目中的狐女凤仙，为了在家人面前抬头挺胸，激励丈夫刘子固参加科考；以及《青梅》篇中以功名前途来选择夫婿的狐女青梅。
然而识钱不识才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家徒四壁的蒲松龄带来的结果只有科举考试的“萧条无成，熬场半生”的频频失败。蒲松龄虽然己知终困场屋的结局，却终归还要应试。他依然活在科举及第的梦幻中，期望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高中。
蒲松龄虽然没有放弃继续考试，但却还是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挫败了他的自信心。屡试不第、事与愿违的结果，使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落空，穷其一生追求的入仕理想到最后也只是黄粱一梦。
蒲松龄以自身真实的、刻骨铭心的遭遇印证着“男儿不得志，歌声出金石耳”的真理，并将其空怀满腹才华与终困于场屋坎坷仕途的冲突所带来的无奈、悲愤之情，融入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叙写鬼狐史，借狐浇愁，反思自己的人生理想。
《王子安》篇，作者借用狐来戏谑王子安，反衬士子被科举摧残的病态，并在结尾把考生科举考试前后的状态分为“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笼中之病鸟”、“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鸡”，这既是蒲松龄亲试科考的体验总结，也是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书生对功名富贵的日思夜想。
而在《娇娜》《念秧》等篇目中，狐男虽都是秀才身份，却不受制于科考。这些狐形象的角色表明蒲松龄并不排斥士子的身份，然而在看透科举考试本质后，他又有新的的觉醒，体现了他既不想放弃对仕途功名追逐，又对科举有着不满和嘲讽的矛盾心态。
3、
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失落使蒲松龄在作品中得到了宣泄。人生理想的实现不再囿于世俗规则，那个充满异类的异世界为落魄文人们呈现了新的大门。
作者把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映射到了文章里，书中的书生往往才情满腹，聪慧喜读，才华被狐仙所认可，这种认可和爱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文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视清高得到了现实的的回应。
自古佳人配才子，这是文人的至高浪漫理想。佳人的垂青往往意味着文人的才华和人品得到了肯定，因此就算科场失意，能得到读书侧畔红袖添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聊斋》中的狐女们便扮演了佳人这一角色，虽然书生们在现实中落魄失意，但狐仙们却愿意做他们的红颜知己。她们对书生家境背景完全不在意，更看重的是人品和才华。
同时，狐女们扮演的佳人又不同于寻常美女，她们的智慧见解和行为作风更甚于男子。她们只知奉献，不求索取，不仅献出知己之爱，无视凡俗女子的礼教规范而与书生结合，还给予书生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用自己超凡的能力扶助书生实现人生追求，甚至为他们趋福避祸，保他们一生无虞。
狐女们给予书生们如此巨大的恩情，这不仅肯定了他们文人的价值，还保证了他们日后的人生价值。这是以作者为代表的落拓文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实现俗世人生价值的渴望的一种寄托。
就像《凤仙》中所叹：“惜无好胜佳人，作镜影悲笑耳。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将显达之理想寄托于狐女身上，渴盼精神层面的知己的出现，这是对现实的哀叹，也是对助其颠覆俗世以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支撑的寻求。
撰稿/婷婷【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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