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年（249年），曹魏末年，曹操辛辛苦苦从刘备和孙权手里夺下来的江山，此时早已是千疮百孔，皇室日趋腐朽昏庸，大权旁落，朝政大权落到了司马氏集团的手中。司马氏集团标榜高门氏族，倡言周孔礼教，实则阴谋篡政，无恶不作，大杀曹氏集团成员，在恐怖的高压政策之下，当时的政局十分黑暗，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阮籍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十分愤怒，却又无能为力，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于是或沉默不语，或酩酊大醉，或醉情山水。
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命运可谓忐忑不顺、荆棘丛生，他的诗词道尽司马氏集团的虚伪作风、黑暗政治，他本人几次入仕，却都是在他人的逼迫之下；他是竹林七贤之首，也是当时最为风流的人物，醉倒美人裙下，为不认识的少女哭丧，酩酊大醉六十天拒绝相亲，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展示着自己作为一名风流志士的职业操守。
如今我们对于阮籍的印象，无非是他是竹林七贤之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后人理解中的阮籍。真正的阮籍是潇洒不羁的，是敢与礼教做直接的对抗，这些才是真正的阮籍，才是他成为竹林七贤之首的资本所在。
钟嵘《诗品》曾评价阮籍其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言下之意就是说：阮籍用最简单的话语说最深刻的内容，发人深省。
那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时代，儒家正统学说逐渐被瓦解，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与开放的局面，各家各派学说得以发展，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正始诗人、游仙诗人、山水田园派等等。而在百位著名诗人之中，阮籍拔得头筹，不仅被喻为竹林七贤之首，他离经叛道的性格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极大，李白、曹雪芹均受其影响。
在曹魏政权的末期，虽已不见开创七言诗的曹丕、也未见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曹植，却也迎来了开创政治抒情组诗先河的阮籍。历史仿佛是想再造一个曹植，却阴差阳错将阮籍送给魏晋。同样的才高八斗、同样的放荡不羁、同样的与世俗格格不入，曹植陷于牢狱之灾，阮籍也终身寄情于山水美酒，远离繁琐世俗，难有作为。
和曹植出身即官二代的身份不同，阮籍的身世简直不值一提，出身于寒门，三岁丧父，寡母抚养。自古以来寒门出贵子，在这样清贫的家庭条件之下，阮籍八岁可作文、终日弹琴长啸、剑术可妙过曲城。文武双全、为人淡泊、踏实苦练，明人靳于中也曾盛赞阮籍人品之高尚，称之为“命世大贤”。
遗憾的是，出身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即使才高八斗、身负盛名却很难有较大的成就。正始十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朝专政，杀戮异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株连者甚多，阮籍本就偏心于曹魏政权，对司马氏心生不满，此时的阮籍在政治上已濒临于绝望的境界。
在无数的历史故事中，往往这种时候，文人志士于政治无望，便转向山水、美酒、躬耕陇亩之间，以此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孤独。阮籍也不例外，在司马氏集团掌握政权之后，阮籍感到无能为力之后，他开始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我想，后来政治上不得志的诗人看到阮籍排遣苦闷情怀的诗歌时，也一定会有感同身受之感，也会潸然泪下。
从正始三年（242年）到正元三年（256年），有济世之志的阮籍曾多次担任朝廷的小官小职，从江湖到庙堂，虽然从未尝过饥寒交迫之苦，但长期处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环境下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折磨？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但身处乱世，常恐遭祸，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小心翼翼之下，形成了他诗歌寄旨遥远的特征。
毋庸置疑，阮籍一定厌恶司马氏的统治，在内心深处，他对司马氏的一切安排与任务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即使寄人篱下，也未尝真正屈服于朝廷。即使是大将军司马昭，也未能使阮籍屈服，司马昭曾尝试与阮籍联姻，阮籍竟大醉60天来避免联姻的发生。阮籍试图用醉酒去追求那些没有束缚的人生，去过随心所欲、饮酒作诗的生活。
可历史并没有对阮籍太过友好，他并没有寻到自己的桃花源，景元四年冬（263年），他刚刚完成《劝进表》创作的一两个月之后，他悄然的离开了这个令他心塞的世界，享年五十四岁。
生当昏乱之世，阮籍心中塞满了痛苦忧郁，他的酣饮放达、蔑视礼法都是内心苦闷的反映，“忧生”成为其人生的一大思考的命题。而反映在其诗歌之中，则是多次反复抒写这种孤寂忧伤、歧路徘徊、欲诉无门的苦衷，如“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巾”等诗句，触目皆是、俯拾皆是。
有诗以来，诗人如星河璀璨、过江之鲫，但诗写得好的大多难以取得功名，如开创浪漫主义诗歌先河的屈原，留下七步成诗、才高八斗传奇的曹植，诗采惊天下，却都不是做官的料。而后者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李白等人皆是。
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人，都将目光转入到作诗之中。在“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的时代，满怀失望的阮籍开始流连于山水景物之中，与山涛、向秀、嵇康等人饮酒作诗，不问政治，只谈山水。但在午夜梦回之时，阮籍还是会失声痛哭，还是会徘徊，还是会泪满面、涕沾巾。
这才是竹林七贤该有的风度，在那些醉生梦死、寄情山水的日子里，仍然痛心于国家之变故，感叹世事之残酷。
浏览有关阮籍的相关记载，“离经叛道”、“蔑视礼法”、“阮旨遥深”、“为人谨慎”等词句频繁出现，诗意曲折隐晦，人生荆棘丛生。在肯定阮籍诗歌意义之深的同时，也同情阮籍所处的时代。
而造成这样的原因，除了阮籍处于魏晋易代、政治黑暗的历史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阮籍敢言士大夫所不敢言，敢做士大夫所不敢做之事，敢于打破政治规则，敢于为自己寻找出路，敢于排遣自己心中的苦闷。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即使离经叛道的阮籍，也选择走了一条与老庄相同的道路，选择在老庄哲学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并且产生了消极遁世的思想。但阮籍与庄子不同，阮籍一方面向往仙境，一方面很清楚自己的处境，退隐不易，游仙则更是属于虚妄。“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罡，何必万里畿？”阮籍的一生就处于这样的矛盾与悲哀之中。
他也本是志气宏放的豪杰之士，他也胸怀济世之志，他也曾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他也曾是从前那个耍少年，“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也曾想立功异域，但世界对他而言还是太过残酷。
阮籍之子阮浑曾要学阮籍的放浪形骸，但阮籍劝他“汝不得复尔。”在阮籍的心中，自己的这些做法是错误的，是有悖自己的身份与学识的，但不这样做，他内心的苦闷难以排遣，终会郁郁而终。
对于那时的阮籍来说，身后功名，他人看法已经不重要了，失路狂哭也好，醉倒红颜裙下也好，送嫂远行也罢，都是他排遣内心苦闷的方法之一。
心如冰雪般剔透，却终究在尘网中挣扎。
生来一身傲骨，却被时代打碎。
只要提起离经叛道的祖先时，便会想起阮籍。
而提起阮籍，内心便会充满无限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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