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作为一名在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领跑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健将，跑上最后一段路的时候，费先生说了一句话：八十岁了，才知道八岁的时候该看什么书。这话的意思是说，费先生认为自己从幼年就接受新学教育，欠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训练。他说过，自己的老师一辈人，对古籍熟悉得很，张口就来。自己要用的时候，却先要去查书。最后几年，他下功夫“补课”，很多内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围。
世界风云奔来眼底。看着一个个国际政治家来往穿梭，他感慨：这是一个更大的战国时代。苏秦张仪之流不少，却看不见新时代的孔子。
费先生把《论语》放在手边，带到实地调查的路上。他写怀念恩师的文章，从《论语》中找到了题目： 《人不知而不愠》。
顺着《论语》精神脉络的延伸，他读起了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国史大纲》……费先生从精神上感到了钱先生的亲切，感到作者在向他走来。他回忆说，钱先生先后在燕京、清华、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自己也正好在这三个地方，但是两人一直没有交往上。费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之间有距离。
按费先生的说法，钱先生“没有拿到门票”，没有进入潘光旦或吴文藻的圈子。
在费先生印象里，钱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一样，学问很大，当时却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同学术界的“学阀”不合。1949年建国以后，钱先生就离得更远了。费先生注意到，他不留在大陆，也不去台湾，而选择了去香港办学。这样子，“隔”的就不止是一层了。
直到进入21世纪，到了暮年，为了补课，费先生看起了钱先生的书，读得很细，越读越觉得彼此思想上的亲近，想法上的相通。比如，钱先生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学者。费先生也认为，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 “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有段时间，费先生琢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他觉得，用钱先生主张的“天人合一”去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别，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费先生想写写钱穆，写自己何以如此晚了才好好读起了钱穆的著述，想到的题目仍出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
大体是在同时，费先生又读陈寅恪。费先生表达过对陈先生生性耿直、坦荡的仰慕，称道陈先生继承了旧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劲头，深为陈先生没有熬过“文革”而惋惜。费先生说，读陈寅恪的书，想到了一个词，叫“归宿”。他自问：陈先生的归宿是“前朝”，自己的归宿是哪里呢？恍然间，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心底冒出了“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诗句。他想再写一篇《学而时习之》。
费先生的“学而时习”之所，在书房，也在田野。
他去调查太湖水的污染、治理、开发，走到了宜兴。在著名的紫砂村一个农户家，他饶有兴致地看紫砂壶的手工制作过程。随着工作台上壶身的旋转，费先生目光里是由衷的羡慕，轻声问那女工： “你收不收老徒弟呀？我想学，这工作多好啊！”费先生留在那把壶上的“陶然忘机”四个字，道出了自己的心情。
在无锡，市长拿着费先生赠阅的新著问：费老，您的书里的例子和数据，都是怎么来的？费先生说： “都是我走到实地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我老了，没有学校肯收我这个学生了，只好出门找老师。我的老师遍天下啊。他们也是我的朋
友。”
太湖调查结束了，费先生说：
我要为家乡再做点事情，做一篇“小”文章。中间的一竖是长江，左右两点是太湖和洪泽湖。现在把太湖跑了一圈，有了一个点。打算再去洪泽湖。不能让“小”字少一点。少一点就成“卜”了，就前途未卜了。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小”文章，小商品，小城镇，都是“小”。现在做水的文章，还是“小”。老小老小，老了又变小了。这次围着太湖转了一圈，就是当小学生。一路请教老师，知道了许多新东西，也交了不少新朋友。
回北京的火车上，费先生还在想太湖。他说：
我在想太湖精神，想了八个字，汇纳百川，润泽万民。我想多懂一点水，上善若水。汇纳百川，润泽万民，并不一定要人家感激你。让别人多懂得你，哪里可能啊。太湖就是这样。过去水多好啊！润泽万民，没有去想让人感激。有时候，不光没有感激，还要污染它。可是太湖并没有因为被污染而停止润泽万民。水的品行多好啊。
有人建议费先生把想法写成文章。费先生谈兴更高，从写文章说到教书：
教授的本领在旁白。写了文章，拿到课堂上去念，不算稀奇。要用旁白把正文里没有讲出来的东西烘托出来，提高一步。旁白比正文好。正文的写作常受拘束。光有正文，传达不出旁白的东西。有的教授只能上课念讲义，那成什么教授啊。要会旁白才好。
类似的微言大义，费先生有很多。说到要紧处，费先生常问：明白我的意思吗？
说者有意，也希望听者有心，能听懂那些不宜说破、不想说破、不能说破的话头中藏着的正文和旁白。有机会常听费先生说话，可以体会到一种智慧的快乐，是上好的课堂。正文精彩，旁白更妙。
费先生的绝妙旁白，来自他的聪明，也来自他的用功。出门调查一圈，随身带的小本子上就多出好多题目：新城加旧城；生态循环；效应交织；垃圾处理；农民要读书；现代化的负效应；做人之道；涵养工夫；为别人着想；调适自己的感情；感受别人的感受；规矩与出格……一个个题目活跃着费先生的脑细胞。不久，就有新的正文，新的旁白。
接近九十岁时，一个更大的题目在费先生大脑中酝酿：《文化的生与死》。他的学术思考潜到更深一层，不仅没有丝毫衰减迹象，反而进入冲刺状态。
这是设想中的一本书，也许是他想写的最后一本书。他表示，已经想好了十几个题目，要一个一个地写。他在暮年里谈“学术反思”、谈“文化自觉”、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字，应该是这本书中的篇章。晚年里的费先生，话题集中在“学术反思”、 “跨文化对话”、 “文化自觉”等方面，其来有自。他学习人类学、社会学时的几个老师，都相当深入地表达过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费先生说过，总结自己的一生， “得分不高”，希望晚年能再加上几分。
费先生有个特殊的本领，晚上躺下后，能把白天里写的文字在大脑屏幕上很完整地过上一遍，琢磨哪里欠缺，需要补充；何处不妥，有待修改。同时，他也能把尚未落笔的腹稿显示在大脑屏幕上。作为关注费先生著述的读者，我们无法抵达他那片极为开阔、深邃的思维之海，不能像他那样直观其腹稿的内容，但宁愿相信他已经大体完成了腹稿。在这个天地里，他劳作，他快乐，他年轻，他灵动，他左右逢源，神思如涌。精神上可以为友的贤者，一个个向费先生走来。孔夫子、钱穆、陈寅恪、费达生、吴文藻、潘光旦、梁漱溟、储安平、李慎之……费先生也以奉为上宾的心情向他们一个个迎去，倾心长谈。晚年费先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题目叫“缺席的对话”。如今，这个人物长廊里的座谈，大家都在，他不再是缺席的了。
吾道不孤，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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