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底，鲁迅来到厦门大学教书，过得很不如意，百无聊赖，便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取名《旧事重提》。11月18日，他用清冷沉郁的笔调，回忆了和昔日老友范爱农的琐事，以及范爱农悲惨的遭遇。全文语言朴素，感情真挚。
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黄甫庄人，生于1883年，比鲁迅小两岁。父亲是个“绍兴师爷”，在他三岁时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寄居在叔叔家，经常被婶婶羞辱嘲骂，母亲不堪其辱，在他五岁的除夕夜吞金自杀了。范爱农兄妹跟着祖母艰辛长大，1905年，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开办大通师范学堂，22岁的范爱农前去报考，并被录取。范爱农勤奋学习，成绩优良，深得徐锡麟青睐。同年年底，范爱农跟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鲁迅前去迎接，两人就此相识。
1907年，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范爱农作为同党被清廷取消留学费用，无奈回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还曾被清廷派人抓捕，幸免。1909年，鲁迅回国，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第二年，在一次同乡聚会上，他们再次相聚。两个落魄的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范爱农经常来鲁迅家里喝酒谈天，日子越过越紧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被任命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请范爱农为监学，范爱农“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据当时一位学生回忆，鲁迅“温良敦厚，给人一种敬而爱之的感觉”，范爱农“一年到头穿着一身学生装，一双布底鞋，留着一个平顶头，衣着非常单纯，像一个穷学生，教书时态度严峻，对学生尤其严肃，总是成天闭着嘴，没有一丝笑容。”
学校离鲁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每天办公完毕，范爱农便身着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来找鲁迅谈天。鲁迅母亲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点钟以后，范爱农才打了灯笼回学校去。
然而好景不长，也就几个月时间，学校便由于经费紧张，人事复杂，办不下去了，只好提前考试，提前放假。恰在此时，鲁迅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说，我也早就听说过豫才（鲁迅本名）的大名，正要写封聘任函，现在你就赶紧替我写封信，让他赶紧来。这封聘任函对于鲁迅无异雪中送炭，鲁迅把去教育部上班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范爱农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鲁迅到了南京，范爱农随即写来一封信，讲述自己在学校的艰难处境。其中有“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光景绝望矣。”
鲁迅很快到了北京，范爱农又写来一封信，此时他已经被学生们驱逐出校了。过程大体如下。
一个星期日，两个跟范爱农平时有意见的同事让厨房给学生们开伙，按照校规，星期天补开伙食需要教务室和后勤室同意，所以厨师没有听这两人的话，拒绝了。两人怀恨在心，遂在第二天早饭上唆使学生们闹事，声称饭里吃出了蜈蚣。当时范爱农正好在场，他是监学，便命令厨师换掉重做，还训斥了厨师几句。不料午饭时，学生们又说饭里有蜈蚣，当时范爱农不在场，校长在场，带头不吃。众意汹汹，要求换掉厨师。校长便让学生们征询范爱农的意见，范爱农说，让厨师们重做就行，如果做得还不好，可以让学生们自己带饭吃。
结果晚饭做熟，教员们和学生们都不来吃。去请也不来，摇铃也不来。范爱农说，此前说好的，嫌弃饭菜不可口可以自备，现在你们都没有自备，就请无论如何吃一点，众人还是不吃。范爱农怒了，说道，这是学校，不是饭馆，你们不吃饭也不上课，如果想就此退学，那就赶紧回家，即使你们几个退学了，学校照样还开。学生们于是都去吃饭上课了。
第二天早饭，校长等众人坐好，忽然说，以后大家如果觉得饭菜不可口，应该在吃饭前就说，不能在吃饭时才说。就像昨天那么搞，以后再犯，我绝不答应。学生们怒了，吃完饭一起找到校长，声言要罢课，接着把矛头对准范爱农，因为范爱农说过嫌饭菜不好可以回家的话，学生们声称，如果范爱农还在学校，他们就不上课。范爱农说，除非校长辞退我，否则我不走。校长于是开除了两名学生。支持学生闹事的两个同事于是带了几个学生，把范爱农的行李搬出了门房，并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范爱农就此失业。
范爱农失业后，走投无路，又去曾经逼死过他母亲的二叔家蹭饭，没蹭几天，就被二婶赶了出来。此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老友，有的去了杭州，有的去了南京，有的去了北京，正在穷愁之际，一位报馆的年轻朋友伸出援手，邀请他担任社外编辑。范爱农把此事写信告诉鲁迅，鲁迅高兴地跟一起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寿裳说，范爱农进了报社，总算找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范爱农和报馆中的朋友一起乘船出去玩，半夜酒醉，失足落水而死。
对于范爱农是怎么死的，鲁迅在回忆文章中“疑心是自杀”，理由是范爱农会游泳，不容易淹死。这个推论得到了鲁迅二弟周作人的附和。周作人说，范爱农“似乎很有厌世的倾向，这是在他被赶出师范以前所写的信里，也可以看出痕迹来。”这个痕迹，就是第一封信中写的“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光景绝望矣。”
我们复盘范爱农短暂的一生（30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便是“性格决定命运”。范爱农也知道自己的性格短板，便是“天生傲骨，不善趋承”，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情商低，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导致他“断无谋生机会”，最终酿成悲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范爱农之所以混得这么惨，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没有“一技傍身”。我们以鲁迅作为对比。鲁迅也是被学校排挤出局，但他很快得到了教育部的新工作。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也是绍兴人，而且是光复会的会长，但他从来不因私情照顾熟人，许多人去找他都碰了钉子，为此不无怨言，有人找到同盟会的某大佬说情，该大佬无奈地说，进别的部还行，进教育部我也没办法。鲁迅之所以能进教育部，绝非跟蔡元培有私交，事实上当时他根本不认识蔡元培。蔡元培之所以聘用他，皆因鲁迅是有两把刷子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跟兄弟周作人一起搞文艺，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寄回国内发表，小有名气。他还是章太炎的学生，旧学功底非常深。他们的好学甚至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当时的日本媒体登载，清国留学生中有姓周的兄弟俩，学习异常刻苦，非常难得。所以鲁迅的大名，蔡元培是听说过的，鲁迅的才能，蔡元培也是见识过的，因此许寿裳跟蔡元培一推荐鲁迅，蔡元培马上便答应了。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校徽便是请鲁迅设计的。
比起鲁迅，其弟周作人就差点。鲁迅去教育部上班，周作人一直在杭州教书，直到几年后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鲁迅为了给周作人找工作，多次出入蔡元培府邸，自称“晚生”。周作人到了北大，怕教不了书，每次白天把讲稿写好，晚上交给鲁迅修改，第二天自己誊抄一遍，交给北大教务处审阅存档印发。就这么过了一年多，周作人才在北大站住了脚，逐步得到了同行认可。
鲁迅刚到北京时，也曾试着给范爱农找个工作，可是一来人生地不熟，自己还没有打开局面，没有人脉，二来范爱农没有一技之长，想给他找个合适的工作也很难。毕竟自古以来“长安居，大不易”，帝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几乎在创作《范爱农》的同时，鲁迅又写了小说《孤独者》。小说中的“我”和“魏连殳”就是现实中鲁迅和范爱农的翻版，但是鲁迅给了魏连殳一个悲壮的结局。现实中的范爱农穷困潦倒而死，小说中的魏连殳却在被学校解雇后，为了活下去，当了一位师长的幕僚，过了几天颓唐奢靡的生活。
《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同样有着一身傲骨，但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是有区别的。“我”对现实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相对客观、冷静、务实而沉稳一些。“我”能将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挣扎化为一种淡定的应对，换言之，能够适应社会，但是魏连殳却不行。
周作人把范爱农去世的消息写信告诉鲁迅后，鲁迅悲愤异常，彻夜难眠，写了三首诗祭奠。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洌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最得意的一句便是“白眼看鸡虫”，因为范爱农经常喜欢翻着白眼看人。
鲁迅的文章冷静沉郁，非常耐读，值得反复读，多次读。这套鲁迅作品集，十册只需几十块钱，物美价廉，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套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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