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大校戴旭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我们总纠结战争的第一枪是谁开的，从卢沟桥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件事上，这是一种思想僵化的表现。
戴旭大校所说的言论，是极其一针见血的，这种“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的意识深深根植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渊源，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1886年，清政府对日本进行了一次访问。然而，这次访问并不顺利，北洋水师和日军在岸边起了冲突，两方形成僵持对峙。
北洋水师是当时一支非常精良的军队，战斗力很强。
访问日本时，北洋水师带队的头目是一个英国人，他研判完两方局势，下命令直接开打，因为我方胜算很大，但这个命令最终没有被执行下去。
当时有一个将领叫丁汝昌，他接到开战命令，不敢轻举妄动，命人把当前的情况汇报给李鸿章。
李鸿章最终下的命令是不要开炮，直接取消了英国人的指令。
这两个人做出的不同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思想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有时候会引领事情走向不同的方向。
英国人琅威理的决断，完全来自两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北洋水师当时有4艘舰队，武器也很好，如果开战，对方根本招架不住。
李鸿章则是那种传统的儒家思想，如果自己远道而来主动开战，名不正言不顺，传出去不好听，容易受到谴责，失去“道义”。
没有开战，无形中使清政府错失了一个打击日本力量的良机。在后世的历史里，还有更大的教训发生。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
日军进行了一个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地点就在卢沟桥。对于当时的北平而言，卢沟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虽说演习，但更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演习一结束，日军说他们少了一个人，怀疑这个士兵在城内，他们要进城搜索。
日军的目的很明确，他们想先打开宛平县城的城门。一旦宛平被日军进驻，北平就会处在相当危险的位置。
所以，日军的要求，中国人是万万不会答应的。遭到拒绝后，日军直接包围了宛平，局势变得十分危急。
北平市长害怕事态变得严重，派人去协助调查日军失踪事件，此时两方都还没有先开枪，还处在外交协商阶段。
那边还在调查当中，日军开了第一枪，向卢沟桥发起了猛烈进攻。然后中方也不甘示弱，开始了回击，保护自己的国土。
由此可以看出，在两国还处在外交协商交涉阶段时，“第一枪”由谁来开，确实会影响到国际上的舆论和支持。但是，战争一旦开始，这个问题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战争打响以后，双方将领想的都是各种军事战事上的安排，怎么排兵布局，如何抢占先机，怎样尽快击败对方。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国际上关心的也是实时战局，而不是谴责这场战争是谁开的枪。
当战争结束，一段历史尘埃落定，人们去复盘梳理，最初的起点也不会被在意。大家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著名战役、转折点、最终结局等等。
所以说，一味地追求“第一枪”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是没有太大必要的。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必要时刻利用“第一枪”抢占先机，方为更好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许多风风雨雨的历程。抗美援朝战争，无疑是中国人心目中记忆深刻的一件大事。
朝鲜战争最初是朝鲜半岛两个民族的矛盾，但美国的加入使得局面发生了变化。
朝鲜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近了，如果美国占领朝鲜，那么中国的国门就变得十分危险。
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国也对要不要出兵朝鲜做出了许多次的讨论，最终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正确的选择。
奔赴朝鲜的志愿军，用他们顽强的意志，创造了很多奇迹。
美军的装备很好，但是志愿军的威名同样使人闻风丧胆。最终，中国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而经过此次战争，中国军队的力量和综合国力都受到了很大的认可，国际上不敢再轻视中国。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但是实力得到了国际上的尊重。
“第一枪”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两军狭路相逢时，谁先第一个开枪主动进攻。它更是一种思维和战略层面的东西，因为“第一枪”也意味着先机和主动权。
纵观历史长河，开出“第一枪”的一方会在战争初期往往会鼓舞士气，获得一定的优势。
而“先发制人”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
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道义和熏陶，重视“道义”，重视“名正言顺”。在生活上，在人际交往中，这些原则十分有用。但国与国之间，终究是要靠实力说话。
在真正的军事、经济实力面前，礼节、道义的力量显得很微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中国自古以来也是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国家。
空军大校戴旭关于“第一枪”是思想禁锢的观点说得很对，这是中国人长期坚持的一种传统思想，很难一下子就转变过来。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倘若有人想要触犯，那必然要做出准备和反击。
触及底线的事情一旦发生，那我们必须要去抢占先机，适时开出“第一枪”，而不是在意什么道义和舆论。
我们不能总纠结谁开了第一枪，不断地提升实力，提升自信，适当地“亮剑”，才能长久地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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