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不知哪个部门又出来发布消息：在陕西那座武则天的乾陵里面，藏有500 吨的珍宝，还咐上一张图片，并且声称这就是乾陵地宫的实景，真不知现在中国考古界的一些人，中了哪门子邪了：他们一方面坚决要求发掘乾陵，一方面又拿出乾陵地宫的照片。乾陵既然没有掘，怎么会有地宫照片？由此可见，在没有发掘的情况下，对外公布的这一张乾陵地宫照片，百分之百肯定是造假的东西。从这一张照片的地宫结构来看，只能是别人的陵墓建筑，
与“依山为陵”的乾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一定要将其他人的地宫，说成是武则天乾陵的地宫，实在是一种欺骗国人、欺骗世界、欺骗历史、欺骗自己的行为。
千百年来，经过众多文人的想象、夸张和渲染，乾陵本来面目荡然无存了，谎言早就已经取代历史的真实，所以流传至今的乾陵，是一座建造五十多年之久、里面埋着两个皇帝的地下陵墓。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上的帝王们，在即位之后的第二年，就要以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去为自己“预修”规模巨大陵墓的，乾陵里面既葬了唐高宗李治，又葬了女皇武则天，为此就要耗费全国三分之二的财富，这说明乾陵不仅是两个帝王陵工程的叠加，而且还是两个帝王陵埋藏珍宝的叠加，所以有理由认为：乾陵应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珍宝最多的帝王陵。他们宣称：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打过乾陵的主意，有的还动用过几十万士兵，挖遍整座梁山，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说，乾陵是至今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帝王陵墓，陪葬的珍宝，全都在里面。
问题是，所有的这些说法，统统都是违背历史、违背真实的欺世谎言。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唐高宗李治和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他们生前根本没有为自己“预修”过规模巨大、奢华无比的陵墓。唐高宗李治公元683年12月，立下了“陵园制度，务从节俭”的遗诏后，在洛阳贞观殿去世。《新唐书》记载，对唐高宗后事的安排，当时朝廷发生过激烈地争论，陈子昂等大臣们竭力主张，因为洛阳是京城，完全应该在当地建造陵墓并进行安葬，但由于李治在生前就留下“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的、魂归关中故土的遗言，所以最后由武则天亲自拍板决定，采取了从洛阳返回长安进行安葬的方案，是她带领大臣们踏遍了梁山，选定了一块理想的墓址，接着又命唐叡宗，于公元684年5月，护送唐高宗灵柩，取道崤函故道返回长安，并且于8月入葬乾陵。
从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一是，在唐高宗的生前，并没有在梁山上为自己“预修”过规模巨大的地下宫殿，更谈不上在地面上，会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二是，安葬唐高宗的地宫，从选定墓址、调集工匠、准备材料、挖开墓道、穿凿山岩、形成墓室、主棺入葬、封闭墓门等一系列实质性工作，前前后后，满打满算，也只有7个多月时间。从建筑工程角度来看，这就是乾陵地宫建设本身，可能具有的最长的总“工期”。而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和曹魏时期，历史上的国君和帝王，如果在土层深厚地区，要用7个月时间，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在坚硬的岩石山体上，想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够建成一座宽敞空间的地下宫殿，不是痴人说梦话，就是文人的一种臆断，凿山为陵又不是乾陵特有的专利，古代类似的工程是很多的。
战国时期赵国肃侯及赵武灵王的陵墓，西汉时期徐州的楚元王墓和满城的刘胜墓，唐朝李世民的昭陵，都是在山岩上开凿出来的，不仅有规模巨大的墓室空间，也耗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都是用钢凿、铁锤，一锤一锤慢慢地打出来的。以唐太宗的昭陵为例，早年看中礼泉九嵕山，于是决定在险峻山腰，以凿石方式“预修”自己的墓室，在13年时间内，要形成5300立方米的容积，按照这个工程量及所耗用的时间，可以大致估算出它每天只能出1.1立方米的墓室空间。由于山上凿石的工作面极其狭小，即使调去千军万马都是无济于事的。乾陵的施工工期只有短短7个月，能够凿出像昭陵那么大的空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用7个月的时间，按照每天1.1立方米的效率估算的话，在梁山的山体之上，当时最多只能打出230立方米的有效空间，才是真实的乾陵地宫。
一定要将乾陵地宫的容积，认真地算准、查清了之后，这就为今后有关乾陵的考古论证工作，砌筑了一道可靠的“防火墙”，就能随时堵住烧向乾陵的各种“无名之火”。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武则天给唐高宗建造的乾陵地宫，其实是小得可怜的，根本不能与唐太宗的昭陵地宫媲美，武则天将李治埋进地宫，封堵墓道之后，自己回到洛阳，立即摘掉李家王朝的金字招牌，登上大周皇帝的宝座，切断了与唐朝的任何联系，对远在梁山的乾陵也就不再过问。时间过去二十二年，武则天自己也死了，围绕着她是否葬在乾陵，朝廷发生激烈交锋，严善思等人主张武则天“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别起一陵”。由于武则天临终自动撤消了大周帝号，又归政于唐朝，作为儿子的唐中宗，宽厚仁慈，不忍心弃生母于外乡，于是遵照母亲生前的心愿，将她与唐高宗合葬在一起。
为此，公元706年5月，又重新挖开了乾陵原来的墓道，运进了棺木，将历史上这两位皇帝，葬到一起。这充分地说明了：武则天在生前，也没有“预修”过自己的陵墓，她之所以入葬乾陵，本来就是一个仓促的、临时的决定，完全是一种权宜之策，因为已经开凿好的狭窄地宫，是无法再进行任何形式的第二次改造、整修的，更谈不上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增容或者扩建的。用准确的工程语言来说，那就是在一个匆匆忙忙建造起来的狭小地宫中，本来给唐高宗入葬就够寒心的了，现在又挤进了一个武则天，这哪里是帝王墓葬的壮举？哪里有什么资格，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墓？人们翻翻出自陕西的大量文宣材料可知：竟然还好意思去自我拔高、自我吹嘘为“世界的第九奇迹”，真不知道天下，竟然还有这等无羞无耻之事。对于乾陵的恶炒，实在做得太出格了。
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早就告诫人们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汉朝到唐朝，中国人的墓葬习俗，越来越趋向于象征化、程式化，将真实的珍宝财富，拿去作为陪葬品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乾陵地宫内，并没有太多的古代珍宝。”用所谓500吨、700吨、800吨珍宝来吊起人们的胃口，也是极端不道德、极端不负责任的事情。说它不道德，是因为制造这种谎言，实在是对广大民众朴实学风的一种戏弄；说它不负责任，是因为这一类数字的出笼，完全没有任何史料和实物的依据；说它为的是吊起人们的胃口，是因为这些材料是被当作发掘乾陵的敲门砖。任何人对某些史料和史实，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决不可以去任意编造史料和捏造事实，不同见解是正常的认识问题，而无中生有、肆意篡改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品格取向问题，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2007年1月16日，刘庆柱在做客新浪网聊天节目时，对于乾陵的500吨珍宝问题，又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埋进这些东西，应该反映当时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因为，阴间是阳间生活的折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比较早的殷商时期，常常用真人进行随葬，从孔子时代开始，用陶俑、木俑来随葬，俑只是一种象征品，后来就发展到糊一个“纸人”来随葬。因此在隋唐的墓葬中，到底能埋进多少真的东西，恐怕不像有些学者估计的那样有500吨的金银财宝，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已发掘的唐代王陵看，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对于“兰亭序”的问题，刘庆柱说：“唐太宗昭陵随葬一些书法作品，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这一个假设成立，也不要抱乐观的态度。关中地区的墓葬，包括汉唐时期的，没有一座墓葬能很好保存纸张的。纸张越精细，保存也就越困难。”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义正严辞地抨击说：“500吨文物的说法不对。文物跟白菜、土豆，完全不一样，有它特殊的价值，不能论斤论两。”针对“随葬品占了当时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说法，齐东方表示，“中国从汉代一直到西晋，文献里都有明确记载，一般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后都要有三分之一用于修陵，至于武则天的随葬品，是否占了三分之一的财政，这是一种猜测。”当前，广大公众对乾陵埋有500吨珍宝以及藏有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说法，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问询，要求加以证实的电波，不断地涌向陕西省市县的文物主管部门。在这一种紧急情况之下，乾陵博物馆于2007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乾陵考古调查发现新闻发布会”，以“乾陵藏宝500吨的说法毫无依据”为题，对于乾陵藏宝500吨等敏感问题的争论，一一做出正面澄清。
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上，那些和乾陵藏宝有关的人士，都纷纷出来表态说，这件事情和自己没有任何联系。著名考古学家、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先生，在会上郑重地说：“乾陵陪葬珍宝至少500吨，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从来都没有在正式场合，提出过这一种观点。唐代的贵金属文物，例如金银器的计量，最大为两，相当于现在的40克左右；最小为字，相当于1克。用吨去计算这两朝皇帝的玄宫内，包括书法作品、丝织品等在内的珍贵文物，更是缺乏学术和专业素养的。”与此同时，多年以来一直从事乾陵研究的考古学家秦建民先生，也在众多的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在任何的场合上，说过乾陵的地宫之中，藏有500吨珍宝的这一类话。至于有人提出乾陵埋入其时唐王朝年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那种提法，更是莫名其妙。”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长期致力于唐代帝王陵的研究和考古调查发掘，他坦言：“在有关乾陵文物众多报道中，使用‘500吨’这样一种概念，纯属无稽之谈。”不久“北京”也出来讲话了：在200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认识乾陵勿入误区》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日前盛传乾陵地宫文物500吨的说法，并不科学，至于有人说乾陵玄宫内，埋藏了当时唐王朝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既然《人民日报》已经发出如此“重话”，当然代表“中央”肯定的声音，意味着公众对乾陵地宫藏宝的全面推翻和否定，已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证明广大有识之士对乾陵藏宝的揭露，是完全符合民心和民意的。应该说，只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任何欺世不实之言，都会有全面“决堤”的那一天。
早在2007年底，各大媒体就向乾陵“开炮”了：《华商报》发表文章说：“考古专家驳斥乾陵传闻”；《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说：“乾陵藏宝500吨，那是瞎说”；《西安晚报》发表文章说：“500吨珍宝，是无稽之谈”；《法制晚报》也发表文章说：“乾陵珍宝被公开辟谣”；《浙江在线》发表文章说：“乾陵传闻太离谱”；《北京晚报》也发表文章说：“乾陵之说，违背了科学的精神。”在陈景元2006年11月28日撰写的《考古学家“虚构的”乾陵地宫》的博客上面，刘庆柱两次上帖留言说；“关于乾陵发掘的舆论，实际是一场闹剧，据我了解的情况，考古学界、学术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绝对不会同意发掘乾陵的。我们要把真实的东西介绍给人们。”对于这场既可笑、又无聊的闹剧，刘庆柱先生的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说到问题本质上去了。
乾陵“500吨珍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先生明确地指出：“乾陵陪葬500吨珍宝的说法，是来源于几年前的一部文学作品。”秦建明先生也告诉记者说：有关“乾陵珍宝500吨的这个数字，最初是由一位在乾陵进行长期采访的作家提出来的，此人并非考古工作者。”新华社著名记者冯国，在20072月17日《暸望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长篇小说《悬念乾陵》的作者，说过乾陵藏宝至少500吨的话。”原来，《悬念乾陵》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一位叫张敏的编剧创作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而张敏本人则是主张立即发掘乾陵的坚定鼓吹者，为了使渲染乾陵发掘的轰动效应更加形象化，于是便虚构了乾陵埋藏珍宝500吨的骇人“悬念”，它让多少人欣喜若狂、它让多少人天天做着发财梦，这可能就是《悬念乾陵》的最大“悬念”。
要作为考古论证的可靠依据，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是要实而有据，要经得起实际检验，更不能搞虚构和创作。而乾陵考古一旦与文学作品同流合污，就一定会变成一场闹剧。乾陵珍宝之说早就被各界推翻和否认，为什么在今天还会死灰复燃呢？应该说，那些主张发掘乾陵的人，对中央“不发掘乾陵”的决定，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伺机而起。刘庆柱先生说的“我们要把真实东西介绍给人们”这一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国家文物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乾陵真实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使挖墓派压而不服的根源所在。应该说，真实的乾陵地宫，总共只有7个月的工期，只有230多立方米的内部空间，根本不存在500吨珍宝的“悬念”。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建筑学家的忠告是正确的，而张敏等人的言论，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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