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了风骨的含义，“风骨”和“气”都有“清”“浊”、“优”“劣”之分。风骨清优就成了文质彬彬的作家诗人，就创作出具有真实思想感情、远大理想抱负的作品。
那么为什么建安期间会出现那么一批风清骨正的作家，产生那么多以风骨为主要特色的诗文呢？也就是说风骨为什么集中体现在建安时代呢？
首先，建安出于汉魏之交，黄巾大起义爆发，接着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的想象力被惊心动魄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了解的事物。这时，情感在胸中积聚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有说话的迫切需要，闭欲畅抒胸怀而后快。”而建安时期就是一个大灾难、大忧患的时代，这时的社会风俗习惯，对自然景物的社会认同就是动荡，混乱。也就是社会有动荡、混乱、灾难的“风”的基础。那时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和自然景物的社会认同都是混乱动荡的。
董卓作乱“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
社会混乱带来了思想道德的混乱，儒家思想崩溃，道德观念淡薄，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整个乱套，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经司空见惯。许多不道德的事情，在建安时期却得到了人们的喝彩与赞扬；许多应该批评的事情，却受到了肯定和表彰。孔子的嫡二十世孙孔融竟然对父母和子女关系说“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母之与子，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在他看来，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最初的动因，是情欲的表现；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好像把一件东西放在瓶子中，一旦把东西倒出来，东西与瓶子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孔子的嫡孙都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社会伦常混乱到什么样子了。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就是当时社会的“风”的基础，所以建安时期有风骨文学。
其二是由于建安文人都在这个乱世经历过，有人甚至就是这个乱世的制造者，更有亲身经历的生活经验。
建安文学的主力三曹七子，大都“生于乱，长于军，身于贵”。三曹本毋用言；七子中孔融也是富贵出身；王粲其父时任大将军何进长史；阮瑀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刘桢祖父刘梁官至尚书令；陈琳自己任大将军何进主簿；应玚的父亲应珣也因其才学著名，任司空掾官职；就是徐干穷一点，“潜身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过着极贫寒清苦的生活，却从不悲愁。
这样一帮生于乱，长于军，身于贵的人，本身就是动乱的参加者。曹操自己镇压黄巾军，讨伐董卓，征讨二袁，经过官渡之战，统一北方，然后败于赤壁，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参与发动的这些战争，那一场不是流着成千上万人的鲜血。
七子中的多数人也都参与了动乱活动。孔融参与了镇压黄巾军活动，以后担任北海，青州等地的地方官，以后进京为傀儡皇帝汉献帝出谋划策；陈琳担任何进的主簿时曾经劝何进不要招董卓进京，何进死后投奔袁绍，曹操攻打袁绍时，陈琳写《袁绍檄豫州文》，辱骂曹操，据说曹操当时头疼，看了文章居然头疼病都好了，袁绍以后又投奔袁术，袁术败后才归曹操；王粲投奔了自己的同乡荆州牡刘表并多次为刘表写战书、檄文，刘表死后赤壁之战之前王粲投奔曹操，加入曹操集团；阮瑀被曹操逼出当官，和陈琳一起帮曹操写公文、檄文；应玚年轻时流落四方，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刘桢十一岁就随母亲避战祸逃到许昌，一路上也是经历了战争。
这些人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诗文题材，决定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之路。
第三，三曹七子的文学素养使他们有能力、有思想、有感情、有抱负如完成有风骨的文学作品。
他们都有敢于揭露现实的悯时伤事、悯时悼乱的作品。曹操的《蒿里行》，曹植的《送应氏》，三曹七子之外的女诗人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都是这类作品。
他们都有表达自己理想与抱负的作品。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王粲的《登楼赋》属于这一类。
他们敢于显示自己鲠直的骨骼，不屈的气节。曹操的《军谯令》曹植的《求自试表》，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当是这一类。
建安时代。人才辈出，虽然大家的着眼点都放在曹魏集团内，但不可忽视其他作家，这里仅就建安文学的总得倾向阐述建安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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