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图片均来自1990年版电视剧《围城》，黄蜀芹执导，陈道明，英达，吕丽萍，李媛媛，葛优等主演
文/宝木笑
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其实一样，它们很像中年人，生活没有简单二字，时刻充满焦灼和徘徊。人到中年，越发知道现实不易，黑白之间还会有一个灰色的国度，一味的向前本没有错，却不见得符合现实。于是，很多尴尬的情形出现在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的撞车现场，追求形式创新的会被主题至上主义者痛扁，9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余华、苏童、格非、残雪、马原，甚至还有做人已经很低调很和善的莫言，都有被狂喷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拙劣模仿者的经历。而追求内容和主题的，也时常会被西方现当代小说的研究者轻蔑为写作能力幼稚的低端人口。
即使战斗值爆表、战斗意志如钢的鲁迅，也要在《药》的结尾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鲁老爷子当然明白什么是现实主义，但为了让“真正的勇士不惮前行”，这一曲笔还是必须要加的。现实与主题之间的相爱相杀，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的欢喜冤家，也许折磨了文学的分娩，但也划出了一条充满诱惑的天堑——越过去的极少数，将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可惜，直到今天，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多少文字跃迁成功，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佳作和经典虽然貌似距离蛮近，事实上却是此岸草和彼岸花。
穿越那道天堑，或者试图穿越那道天堑，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和坏处。你退后助跑的样子很美，那就不要再想得太美了，助跑时候确实很多人会为你喝彩，然而当穿越失败，铺天盖地的指责也会让你雪上加霜。这样看来，李洱的小说《应物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是一次标准的貌似成功的出版营销被自我反噬的案例。如果没有诸如“文学史将证明，对于汉语长篇小说艺术而言，《应物兄》已经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13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卓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几代作家向《红楼梦》致敬的重要收获”之类过于扎眼和鸡血的推荐词，也许这本小说会起跳得比较舒服，虽然最终依然会坠落在那道天堑之中。
铺天盖地的赞誉，实质上是糖衣砒霜。它们明确地告知人们这本小说要做的事情不一般，这本小说要成为越过文学意义与现实纠葛天堑的经典。显然，环顾当下的中国文坛，即使像李洱这样技法纯熟的小说家，也还不足以跃迁至天堑的另一面。《应物兄》自身确实带着足够的文学野心，比如整体结构的雕琢，讲述腔调的掌控，人物塑造的用力，针砭时弊的欲望，人性深处的试探等等，就像书中济州大学的雄心勃勃，它计划成立儒学研究院，拟请济州籍在美国任教的著名学者“大儒”程济世来实现学校的伟大崛起。
于是，之前说过的“出版营销的自戕”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掺和了进来。“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卓越之作”、“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这怎能不让人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因为，这些话似乎是《围城》这种量级的知识分子小说才能承受的赞誉。《应物兄》确实很尽力，但天命之年的李洱想要追求那种跃迁——凭一己之力写尽世间百态，实在是个充满暧昧诱惑但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的指标。
这种尴尬的状态倒是和小说的主人公应物兄很像。这个人物形象是很有典型性的，应物兄并不是无能之辈，是很有一些自身才学的，更重要的是，在他内心深处，知识分子的那种谦和与无争依然残存，“以物为兄，敬畏万物”、“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圭臬，依然在他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应物兄也在试图从做人立业的天堑中跃迁，试图在象牙塔中安放自己的那方书桌，做一个问心无愧、安贫乐道的真正读书人。
然而，应物兄同样面对着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和落差。当小说开篇让应物兄“赤条条地站在逸夫楼顶层的浴室”的时候，其实就在暗示着一种荒诞和无力。当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推崇的信念，只能如应物兄一般“赤条条地站在逸夫楼顶层的浴室”。原本应该光明正大行走四方的真理，反而因为过于“本真”近乎“赤条条”而无法在现实直行，这不仅给应物兄埋下了悲哀的种子，其实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以物为兄”的应物兄，就像所有当代知识分子一样，面对着象牙塔的最终失守。“物”看来真的为兄了，只不过这个“物”和“以物为兄”的本意已经天壤之别。它变成了“物化”的原教旨主义怪兽，“物”甩了“格物致知”的青葱岁月，完全蜕变成金钱、权力、美色、虚荣等一系列后工业时代的灵魂毒品。应物兄的书桌看来是无法安放了，因为书桌也必须“以大局为重”，而这个“大局”就是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备成立，还有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兹事体大，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济大校长、常务副校长亲自挂帅，省里的领导也全力参与。为了“中心工作”，应物兄不得不深陷江湖，以各种不同身份去应对那些前辈、学者、领导、同事、学生、商人……
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在应物兄的眼前展开。原有的形象被打碎，理想的信条被猥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一种丛林状态裸奔在冠冕堂皇的溜光大道上。闻一多的学生、考古学教授姚鼐，这样学养渊源深厚的学着，最终迷失在功利化的学术丛林，“总是被一群学者簇拥着，从这个会到那个会，究竟是什么会议，姚先生都搞不清楚，也懒得搞清楚。”一代大儒乔木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吾养吾浩然之气”，结果到老却只是活成了人精，立着“世事练达皆学问”的牌坊，欣欣然做着与政商勾肩搭背的外围。高等学府一校之长，远望一副蔡元培转世气质的葛道宏，金玉外表之内练就的却是：“庭玉省长，我也接触过不少省部级大员，像您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有没有？有！但不多。”和导师还有官员打情骂俏、被翻红浪的女研究生，一句“用力过猛牛×，肾虚手抖傻×”，让刚进校园还相信爱情的本科学弟学妹三观尽毁，情何以堪。
小说的触角还在继续延伸，从象牙塔出发，伸向更阴暗潮湿的人间。副省长、暴发户、书商、外国友人、市井小民、富二代、交际花……有名有姓的人物70多个，可以考据的时期足足三代，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万事皆休各西东。应物兄还是失败了：貌似承担着“事关大局的中心工作”，整天在外奔波，没成想两头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外边的项目没跑成，倒是把自己学校里的常务副院长跑丢了，外边的副省长同学、器重自己的校长都第一时间把黑锅甩给他，甚至家里的老婆也从结婚开始就对他一直瞧不起……
应物兄并非不优秀，也并非背景浅，更不是没头脑。相反，他是开始频频上电视的学术小明星，同学副省长，岳父老专家，媳妇白又美，似锦前程触手可得，但最终还是以最为凄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这种失败在知识分子小说中并不少见，甚至有不少文学研究者以“失败之书”命名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小说。这种失败大多是应物兄的这种人生和信仰的双重失败，伴随着让人大跌眼镜的人设崩塌，《桃李》中沉沦各种类型肉欲的大学教师群体，《所谓教授》中为了权位牺牲色相或者出卖妻子的男男女女，《大学记事》里陈冬至副校长被法办、盛霖副校长被泼污、卢放飞被冷冻、海伦娜被逼走……
显然，比起《围城》，当代知识分子小说在尺度和惨度方面确实声势浩大。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到今天以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依然无法诞生能够与《围城》比肩的知识分子小说，这并非危言耸听。也许，从最浅显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说钱钟书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后无来者”。这个说法也对，如果一定要指出《应物兄》的不足，也许就是过于用力了。书中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种，还有数十种植物和近百种动物，另外还有各种古玩收藏的知识。这确实能够给小说带来知识分子小说独有的书卷味，但难免有些匠气，落了下乘。
《围城》就没有过多地掉书袋，钱钟书先生的文化修养和才气，是通过举重若轻般的讽刺和机锋慢慢渗出来的。那是东方朔般的机智和诙谐，那是真正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围城》给人的阅读体验是可以让人忘掉故事本身，随便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继续看下去，每一页几乎都有值得反复推敲的不动声色和令人拍案叫绝的金句。其实，《围城》在事实上为知识分子小说定下了审美基调，并深深镌刻进中国读者的心中，成为一种潜意识里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期待。
而这也造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群体悲哀。人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围城》时代，“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进了去，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这些才是我们认定的知识分子状态和他们傲娇的机智与风格。我们对知识分子小说的审美预期真的是很美的，即使知识分子可以如方鸿渐般百无一用，但也必须如方鸿渐般带着西式的绅士风度和中式的书卷气，知识分子可以多情但绝不能荒淫，知识分子可以有小聪明但绝不能真市井，知识分子可以解构理想但绝不能丧失底线……说白了，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期盼着大学好、知识分子好、象牙塔依然可以是这个社会的一方净土，可以安放一张干净的书桌。
令人扼腕的是，我们的这种审美期盼被现实打碎得连渣都不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关大学和所谓专家学者的各种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让人错愕、失望、愤怒、齿冷，“斯文扫地”、“禽兽不如”这类扎眼扎心的词让无数人如鲠在喉。这早已不是“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的小布尔乔亚了，而是围城已毁、百鬼夜行的生化危机。于是，我们开篇提到的“现实与主题之间的相爱相杀”和知识分子小说创作的“天堑”，横亘在所有此类小说的写作者面前，让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需要更为深厚的学养底蕴才可能达到《围城》式审美预期的及格线，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的书写胆量和度的把握能否达到跃迁的最低要求。显然，这是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很难被突破的穹顶。
这种必败之局最明显的一个表象，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小说对欲望写作的不断痴迷。这种欲望写作一个是对“书卷小说”风格的强烈追求，我们提到的《应物兄》掉书袋式的过于用力就是此类例子。而在更多的当代知识分子小说中，这种欲望则直接沦为赤裸裸的肉欲关系。《所谓作家》开篇就是性欲强烈的作家与年轻寡妇的床上描写，《所谓教授》入题就是刘安定和少妇何秋思非同寻常的暧昧关系，《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起笔就是金河通过与老婆行房治疗失眠，还有与女学生的肉体关系……在高扬肉色旗帜的同时，对于现实和人性的更深方面，则几乎全部止步于应物兄的这般境地——见识到官商嘴脸和江湖险恶之后，“焦虑、疲惫、疯狂和渴望相互交织渗透”，堕落与坚守“这两个念头，相互否定，相互吐痰；又相互肯定，相互献媚”。
W•H•奥登说：“之所以说情色作品没有文学价值，是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以获取性刺激以外的目的来读它的话——比如想了解作者性幻想的心理学病史，他肯定会无聊到哭出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代知识分子小说陷入深渊般的困境其实是一种必然。我们期待的知识分子小说是“才子书”而非“百科全书”，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分子小说中学到什么知识，我们期盼的是在其中得到一种润物无声的陶冶情操。我们需要的是知识分子对道德底线和内心良知的灵魂拷问，而不是一个在小旅馆房间内安装针孔摄像头的变态狂。我们需要的是在当代知识分子小说中读到一种声音，那是中华民族无数代读书人“文以载道”传统的回响：“士不可以不弘毅，谁动了我们神圣的书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洱的小说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个无奈而悲怆的结局：与那方书桌一同被毁灭的应物兄，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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