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在原始先民的观念里是遥不可及的,原始时代的信仰属于典型的泛神崇拜,在崇拜系统之中,神抵的地位大多平等,而且最初是对日月星辰等具体天体的崇拜,并没有诞生凌驾于-一切的至上天神,但是伴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社会等级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信仰系统也逐渐有了层次的区分,凌驾众神之上的至上天神的出现,就是典型的神抵阶层化的表现,“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成熟过疲的重要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飞天神信仰是自原始社会形成后便绵延不绝的信仰系统,天神祭祀也是历代王朝重要的祀典之一。翻检先秦两汉典籍,至上天神有诸多神名,如帝、上帝、天、吴天上帝和五方上帝等。华这些纷繁的神名之中,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传承。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1)

“上帝”这一观念大概起源于夏代,深化于商代。《墨子·明鬼下》所引《虞夏书·禹誓》言大禹征伐有雇氏为“天用剿绝其命飞言大禹征伐三苗为“用天之罚”,可见夏代己有称天神为“天”的雏形。到了殷商王朝,至上神和祖先神的祭祀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甲骨卡辞中多半卡辞与祭祀相关就是明证,《尚书》中也有商人言“天”的记载,如有夏多罪,天命延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番汝.《尚书·汤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予过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肆丰帝将复我高祖之穗,乱越我家.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夭夭民,民中绝命。 王司敬氏,罔非天鼠。天子,天既记我殷命,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丰典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2)

既然夏代己有“天”的观念,为何在商代要构造出“帝”或“上帝”的称谓,而不沿袭夏代的观念,我们认为是商王朝的建立,要体现出一种重构,并建立一种新的权威,如果沿袭则容易混同,也不利于王朝的统治。作为新的国家政权及统治者,商代统治者期冀与上帝对应,在统一的王国中展现出权威,如此一来,神也全能权威,“当国家的强大的统治者出现时,人们看是把神想象为高高在上的全能的东西了”。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3)

作为至上神,“帝”有着高于其他神棋的至高神位,主宰着天庭及人间的一切,其神性必然是多重的。董作宾先生归纳上帝的五种权能:令下雨、阵以饥健、授以福佑、降以吉祥和阵以灾祸。胡厚宣先生则归纳上帝的主宰包括风云雷雨、农业收成、城邑建筑、方国征伐、人间福祸和作害殷王等。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作为至上神,其权能遍及商王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商人祭祀“帝”之时,虽然只是战战兢兢地卡问,但其析福避祸的期许是清晰可见的,上帝多重的权能和商人的多重担忧,使得商人在祭祀时表露出多重的祭祀动机和期许,这使得至上神“帝”具有了多重神性。也正是基于“帝”的多项权能和多重神性,以及对风雨雷云等自然神的支配,我们才将其视为至上神,“帝”的神性也无疑是最具典范意义的多重神性,而我们论证“帝”具有农业神性并作为商王朝的农神,当然也建立在“帝”多重神性的前提之上。

在其他民族之中,至上天神的神性也较为复杂,不尽相同。有的民族的天神与汉族一样,属于至上神,主宰一切。有的民族则认为天神为普通神,如羌族认为天神与其他神灵没有大小强弱之分,布朗族认为天神次于山神,但天神主宰风雨雷电。虽然各民族并没有一致地将天神作为至上神,但各民族均认为天神主宰风雨雷电,这样看来,司掌风雨的天神,其农业神性还是十分显著的。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4)

关于“帝”的农业神性,郭沫若先生提出“卡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壁”,并认为帝的神性是“以至上神兼宗祖神”。当我们梳理帝令风、令雨、令雷、降早等主要神职工作之后,便不难发现帝的神性为“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这样一个“万能的神”,重要的神性之一即农业神性,陈梦家先生总结道“上帝之令风雨将祸福以天象示其恩戚,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所以殷人的主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陈来先生也明确指出:“殷人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而且这个至上神明显是一个早期的主掌农业的自然神。”

商代的至上天神“帝”有着极强的农业神性,而且就连帝的使臣也具有一定的农业神性,典型的代表即为帝史风。帝史风为上帝的使臣,名为风,或曰“帝史凤”,商人常以犬、牛来对其进行祭祀,如于帝史风二犬”、“燎帝史风一牛”。卡辞所载帝使共有四位,各处东南西北四方,是商人祷祭及求年的对象之一。商人向帝使求年,其实质应是通过帝使间接地向至上神“帝”求年。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5)

农业为主的社会,对雨水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上帝在自然属性上最大的权威就是对于降雨和不降雨的控制权。当持续干旱,向至上的上帝求雨成了当务之急,这种当务之急体现的也正是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强烈需要,在这里,对于风雨的命令权与对农业的支配权自然地合二为一。雨水决定农作物的丰歉,所以,年成好坏自然由帝控制zu足年”、“受年”指庄稼丰收,而“吉年”则指危害庄稼,二者正好相反。卡辞中所见“受年气“吉年”的记载正反映出在商人心中,“帝”是农业丰歉的主宰。需要注意的是,卡辞中出现的帝令雨或不雨,通常都是商人小心翼翼地进行提问,而并非堂而皇之地向“帝”析求下雨与否以及雨量多少。而且雨神要昕命于“帝”的命令,所以商代也祭祀雨神,但属于小祭,这种思维到周代仍有所沿袭。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6)

在商人心中,上帝掌握打雷的权力,商人同样不析求上帝打雷,仍然是占卡贞问。殷历岁首的十三月、一月和二月均为春季,春季农耕企盼雨水,而打雷和下雨又通常是两个连续性的活动,雷声阵阵后往往雨水降临,适量的雨水,有益于农作物的成长,并在收获季节获得良好收成。在这样的农业思维指引下,商人贞问甚至期望上帝命令打雷,并寄托着析求万物萌生、大获丰收的农业观念。春季打雷,月令类文献多载。

“帝”作为至上神,并不直接降雨、布雷,而是命令打雷,这种掌控打雷权力的思维,与“帝令雨”完全相同,“弘令雷”意思是雷多且大,而且通过“弘令雷”和“不其弘令雷”正反两面的卡问,更加真切地展现出基于农事期许的雷雨期盼。

论史前时期的农业的变化(至上天神的农业神性)(7)

帝能命令风神刮风、雹神降雹、云神积云一一帝令风、帝令电。“燎于帝云”是对拥有兴云能力的至上神“帝”的祭祀之辞,“燎”即积木而焚烧,以烟气达于天庭,是自商周以来祭祀天神最常见的方式,“帝云”则正是强调帝司掌兴云以至于布雨的权职。卡辞这种表述充分体现出因“帝”被归入天神体系,故而接受燎祭的方式,且燎祭的目的在于帝对云的掌控,这种支配能力则在农业生产方面极为重要。上述卡辞中,至上神“帝”对风、云、雹、电的掌控,与雨、雷的情况完全相同,而这些与气象相关的卡问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考虑,以及对作物丰产的期冀,风、云、电、雷都是雨的前兆,适量的雨水最适宜农业生产,而雨量不适、风灾、雷灾、旱灾、雹灾等灾害,都是对农事生产的破坏,即“古年”。

从朦胧宗教意识的出现到体系严密的天神体系的建构,甚至以“五”为帝廷官员数量的说法,无不透露出商人有意识地建构天神系统,这个天神体系中的诸神以“帝”为核心,各自然神灵受其统帅、指挥和管理。在商代帝宗的天神体系中,至上神“帝”无疑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天神,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帝”司掌风、雨、雷、云、雪、雹,使其成为农作生产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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