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在原始先民的观念里是遥不可及的，原始时代的信仰属于典型的泛神崇拜，在崇拜系统之中，神抵的地位大多平等，而且最初是对日月星辰等具体天体的崇拜，并没有诞生凌驾于－一切的至上天神，但是伴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社会等级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信仰系统也逐渐有了层次的区分，凌驾众神之上的至上天神的出现，就是典型的神抵阶层化的表现，“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成熟过疲的重要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飞天神信仰是自原始社会形成后便绵延不绝的信仰系统，天神祭祀也是历代王朝重要的祀典之一。翻检先秦两汉典籍，至上天神有诸多神名，如帝、上帝、天、吴天上帝和五方上帝等。华这些纷繁的神名之中，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传承。
“上帝”这一观念大概起源于夏代，深化于商代。《墨子·明鬼下》所引《虞夏书·禹誓》言大禹征伐有雇氏为“天用剿绝其命飞言大禹征伐三苗为“用天之罚”，可见夏代己有称天神为“天”的雏形。到了殷商王朝，至上神和祖先神的祭祀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甲骨卡辞中多半卡辞与祭祀相关就是明证，《尚书》中也有商人言“天”的记载，如有夏多罪，天命延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番汝．《尚书·汤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予过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肆丰帝将复我高祖之穗，乱越我家．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夭夭民，民中绝命。 王司敬氏，罔非天鼠。天子，天既记我殷命，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丰典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既然夏代己有“天”的观念，为何在商代要构造出“帝”或“上帝”的称谓，而不沿袭夏代的观念，我们认为是商王朝的建立，要体现出一种重构，并建立一种新的权威，如果沿袭则容易混同，也不利于王朝的统治。作为新的国家政权及统治者，商代统治者期冀与上帝对应，在统一的王国中展现出权威，如此一来，神也全能权威，“当国家的强大的统治者出现时，人们看是把神想象为高高在上的全能的东西了”。
作为至上神，“帝”有着高于其他神棋的至高神位，主宰着天庭及人间的一切，其神性必然是多重的。董作宾先生归纳上帝的五种权能：令下雨、阵以饥健、授以福佑、降以吉祥和阵以灾祸。胡厚宣先生则归纳上帝的主宰包括风云雷雨、农业收成、城邑建筑、方国征伐、人间福祸和作害殷王等。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作为至上神，其权能遍及商王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商人祭祀“帝”之时，虽然只是战战兢兢地卡问，但其析福避祸的期许是清晰可见的，上帝多重的权能和商人的多重担忧，使得商人在祭祀时表露出多重的祭祀动机和期许，这使得至上神“帝”具有了多重神性。也正是基于“帝”的多项权能和多重神性，以及对风雨雷云等自然神的支配，我们才将其视为至上神，“帝”的神性也无疑是最具典范意义的多重神性，而我们论证“帝”具有农业神性并作为商王朝的农神，当然也建立在“帝”多重神性的前提之上。
在其他民族之中，至上天神的神性也较为复杂，不尽相同。有的民族的天神与汉族一样，属于至上神，主宰一切。有的民族则认为天神为普通神，如羌族认为天神与其他神灵没有大小强弱之分，布朗族认为天神次于山神，但天神主宰风雨雷电。虽然各民族并没有一致地将天神作为至上神，但各民族均认为天神主宰风雨雷电，这样看来，司掌风雨的天神，其农业神性还是十分显著的。
关于“帝”的农业神性，郭沫若先生提出“卡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壁”，并认为帝的神性是“以至上神兼宗祖神”。当我们梳理帝令风、令雨、令雷、降早等主要神职工作之后，便不难发现帝的神性为“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这样一个“万能的神”，重要的神性之一即农业神性，陈梦家先生总结道“上帝之令风雨将祸福以天象示其恩戚，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所以殷人的主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陈来先生也明确指出：“殷人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而且这个至上神明显是一个早期的主掌农业的自然神。”
商代的至上天神“帝”有着极强的农业神性，而且就连帝的使臣也具有一定的农业神性，典型的代表即为帝史风。帝史风为上帝的使臣，名为风，或曰“帝史凤”，商人常以犬、牛来对其进行祭祀，如于帝史风二犬”、“燎帝史风一牛”。卡辞所载帝使共有四位，各处东南西北四方，是商人祷祭及求年的对象之一。商人向帝使求年，其实质应是通过帝使间接地向至上神“帝”求年。
农业为主的社会，对雨水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上帝在自然属性上最大的权威就是对于降雨和不降雨的控制权。当持续干旱，向至上的上帝求雨成了当务之急，这种当务之急体现的也正是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强烈需要，在这里，对于风雨的命令权与对农业的支配权自然地合二为一。雨水决定农作物的丰歉，所以，年成好坏自然由帝控制zu足年”、“受年”指庄稼丰收，而“吉年”则指危害庄稼，二者正好相反。卡辞中所见“受年气“吉年”的记载正反映出在商人心中，“帝”是农业丰歉的主宰。需要注意的是，卡辞中出现的帝令雨或不雨，通常都是商人小心翼翼地进行提问，而并非堂而皇之地向“帝”析求下雨与否以及雨量多少。而且雨神要昕命于“帝”的命令，所以商代也祭祀雨神，但属于小祭，这种思维到周代仍有所沿袭。
在商人心中，上帝掌握打雷的权力，商人同样不析求上帝打雷，仍然是占卡贞问。殷历岁首的十三月、一月和二月均为春季，春季农耕企盼雨水，而打雷和下雨又通常是两个连续性的活动，雷声阵阵后往往雨水降临，适量的雨水，有益于农作物的成长，并在收获季节获得良好收成。在这样的农业思维指引下，商人贞问甚至期望上帝命令打雷，并寄托着析求万物萌生、大获丰收的农业观念。春季打雷，月令类文献多载。
“帝”作为至上神，并不直接降雨、布雷，而是命令打雷，这种掌控打雷权力的思维，与“帝令雨”完全相同，“弘令雷”意思是雷多且大，而且通过“弘令雷”和“不其弘令雷”正反两面的卡问，更加真切地展现出基于农事期许的雷雨期盼。
帝能命令风神刮风、雹神降雹、云神积云一一帝令风、帝令电。“燎于帝云”是对拥有兴云能力的至上神“帝”的祭祀之辞，“燎”即积木而焚烧，以烟气达于天庭，是自商周以来祭祀天神最常见的方式，“帝云”则正是强调帝司掌兴云以至于布雨的权职。卡辞这种表述充分体现出因“帝”被归入天神体系，故而接受燎祭的方式，且燎祭的目的在于帝对云的掌控，这种支配能力则在农业生产方面极为重要。上述卡辞中，至上神“帝”对风、云、雹、电的掌控，与雨、雷的情况完全相同，而这些与气象相关的卡问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考虑，以及对作物丰产的期冀，风、云、电、雷都是雨的前兆，适量的雨水最适宜农业生产，而雨量不适、风灾、雷灾、旱灾、雹灾等灾害，都是对农事生产的破坏，即“古年”。
从朦胧宗教意识的出现到体系严密的天神体系的建构，甚至以“五”为帝廷官员数量的说法，无不透露出商人有意识地建构天神系统，这个天神体系中的诸神以“帝”为核心，各自然神灵受其统帅、指挥和管理。在商代帝宗的天神体系中，至上神“帝”无疑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天神，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帝”司掌风、雨、雷、云、雪、雹，使其成为农作生产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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