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诗经》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它清晰的历史意识鼓励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而楚辞极具感性色彩，与之并驾齐驱，以其深邃的情感力量和丰富神秘的原始意象，为历代文人们提供了心灵栖息之所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然而，现代人提到楚辞，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本《好名字大全》来使用。而对于“楚辞”的文化价值，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深究。事实上，“楚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非凡。纵观历代经典的诗词作品，我们总能找到楚辞的影子，感受到楚辞的力量。许多在理性世界中迷失了方向的文人在楚辞深沉的情感力量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了心灵慰藉。
然而，随着楚国的灭亡和屈原的去世，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和“焚书坑儒”政策的实施，“楚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主流文坛销声匿迹了。那么，土生土长的“楚辞”又是如何被汉人接受，最后风行于全中国，并成为与《诗经》并驾齐驱的文学经典传颂千古的呢？下面，笔者就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那么，何谓“楚辞”？它是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其中，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极强的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因此楚辞又称为“骚体”。
随着屈原去世，楚国灭亡，“楚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在民间流传，在主流文坛难觅其踪影。直到汉文帝时，西汉大儒贾谊被贬谪到长沙任太傅时，才第一次提及屈原和楚辞。他在《吊屈原赋》中写到“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楚辞”直到汉文帝时，仍然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还没有正统的历史文化典籍对其进行记载说明。后来，随着西汉政权的逐渐稳定，西汉统治集团又雅好楚声，于是“楚辞”的编订研究工作也就应用而生了。
在‘楚辞’的编辑整理过程中，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是最早发起人。据《汉书 淮南王传》记载:“初，安入朝，献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亡，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当时刘安都寿春，而寿春是楚国的故都，因此有条件收集整理楚辞作品，并根据屈原的事迹为之作传。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学样式和审美观价值观。土生土长的“楚辞”要想在汉朝流行并发扬下去，就必须要适合汉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那么，刘安在收集整理楚辞以及屈原的作品时，又是如何对其整理和改编的呢？
首先，他以当时已成系统的“儒家诗教”为标准，有意突出屈原辞赋的社会思想内容，刻意回避楚辞作品中极具个人情感色彩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刘安认为它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化一一儒家文化，从而让楚辞作品有了立足前提。
其次，刘安接受楚辞作品是以两重标准为前提的，一个是美刺，一个是知人论事。何谓“美刺”呢？这是在《诗大序》中所确立的儒家最根本的诗歌理论，即把诗歌作为政治宣传和伦理教化的工具，使其为社会政治服务。
在这一意义上，刘安肯定了屈原称道儒家圣人和道德治乱的内容，却刻意回避了‘楚辞’中极具个性色彩的部分。这种根据儒家“温柔敦厚”标准对楚辞进行的改编和整理，其实是对楚辞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的全面改造。
那么何为“知人论事”呢？就是把作品和作者的政治伦理表现结合起来考察，以此来确定作者作品的社会价值。刘安此举是希望借助屈原的人格力量来确定和印证《离骚》的价值。事实上，他的这一目的也确实达到了。
尽管刘安在对楚辞作品进行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其进行扭曲，但是他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因为在当时楚辞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能不能被儒家主流文化所接纳和容留的问题。能，它就存在，不能，它就消亡。
西汉初年，由于几代皇帝奉行黄老之学以及与采用与民休息的政策，整个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局也逐渐稳定。于是，如何更好地维护西汉政权的统治，如何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便成了西汉统治集团最紧要的问题。
古人云:“治民者治心为上”，在经历了吴楚七国之乱后，西汉统治者迫切地感到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理论系统，从而在思想上控制百姓，以达到维护其自身统治的目的。汉武帝时，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一套以大一统和集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系统终于构建成功。
这套系统是以儒家公羊学术为理论根据的，具有严密的规范性和排他性。在这一理论支撑下，一切文献资料都要以儒家经典来作为衡量标准。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做都被销毁殆尽。那么，土生土长的楚辞自然也难逃厄运。
然而，屈原伟大的人格力量和极其强烈的政治热情又让人敬佩不已。而这些又是能与儒家文化相契合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楚辞作品实际上是在汉代主流文化的边缘上徘徊的，并没有真正地被西汉代主流文化所接受和容纳。
因为，刘安对楚辞作品的收集和整理是有选择性的。他主要是利用并突出了屈原的忠诚和讽谏，使楚辞作品在汉代的文化系统中有了立身之地。然而，刘安的接纳和解释非常的勉强刻意，到了东汉时期，楚辞作品在汉代主流文化的内部更是饱受争议。
例如，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就站在纯儒的立场上，对刘安对楚辞作品的解释和接纳发出了强烈地质问。他认为刘安对屈原的赞颂言过其实，因为真的儒者应该像温润如玉的君子一样，谦虚，谨慎，克制，隐忍，可事实上屈原却不是如此。
班固在其《离骚序》中屈原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班固认为屈原太过于个性化，他的情感太不受节制，他的愤怒太不加以隐藏，他的抒情方式已经偏离了儒家的“温柔敦厚”原则，而且喜欢说一些怪力乱神之事，虚无缥缈。这些都是与儒家诗教格格不入的。
然而，即使楚辞作品与儒家诗教原则如此格格不入，汉代的那些儒家学者们还是不忍心将它抛弃。原因是什么呢？但就是因为楚辞的文学艺术魅力太强烈了。无论在什么时代，人类欣赏美的天性都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对美的东西熟视无睹。
在班固的《离骚序》中，他就曾高度地赞扬楚辞作品的文学艺术魅力。他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意思就是说，楚辞文采灿烂，恢弘广博，美丽高雅，是汉代辞赋的宗源，后人无不惊叹它的魅力。而且，屈原等人的人格力量也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对此，儒家学者们非常苦恼，怎么样才能够让楚辞作品即能被正统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和容纳，又能够保留楚辞作品中那些华美的文采，就成为一个摆在他们眼前棘手的问题。如此，必须要有人对楚辞作品做出更成功地解释。这个人就是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
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从汉儒家正统文化的内部，为楚辞寻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王逸，东汉著名文学家，今湖北襄阳宜城人。宜城，曾是楚国的都城。在该市郑集镇入口处修建有一座牌楼，上书三个大字——“楚皇城”。周成王时，楚人建国，后多次迁徙，从丹淅流域迁入湖北荆山山脉。在楚国走向鼎盛的时期，他们把都城建在了现在的宜城市这片土地上。
正是因为与屈原同土同乡的原因，王逸对屈原仰慕不已。浓烈的同乡意识使他对屈原有很强的认同感，他认为屈原的真正价值还在于他高尚的情操，悲惨的人生遭际以及灿烂文采上。而这些是以往那些研究楚辞的儒家学者们所说没有谈论到的。
也就是说，王逸是自贾谊，刘安之后，唯一一个从儒家诗教之外真正感受到楚辞文学艺术价值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使楚辞被接纳，被推崇。王逸必须从正统文化的内部为楚辞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而这就是他的《楚辞章句》文学史上的巨大价值和贡献。
那么他的《楚辞章句》是如何对楚辞进行收集改造的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大力地渲染屈原的忠君爱国意识。众所周知，“忠君爱国”在儒家正统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王逸指出，虽然屈原的行为和思想有时候过于偏激，带有极强的个人特色，但都是以“保国安君”为主旨的。
他在《楚辞章句 离骚序》中指出：古代很多贤臣，例如伍子胥，比干等，他们都怀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他们的行为和举止有时不免偏激，然而这恰恰体现了儒家士大夫自觉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与忠君意识是可以融合的，它能够包容文人的愤激之情。
简言之，如果诗人所表达的内容是以“忠君爱国"为前提和基础的，那么即使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中庸，不温柔敦厚，甚至于很偏激，带有极强个性化，那么它也是符合儒家文化的。这种论点就会正统文化顺利地接受楚辞做好了准备。
在这个基础上，王逸随时发掘屈原的忠君意识。例如他将《离骚》中的所有的“神”都解释为楚王，将屈原对神的崇拜解释为对君主的忠诚，将香草美人解释为屈原对自身品德修养的追求。如此一来，在王逸的笔下，屈原就具有了堪称儒家典范的完美人格。这样的屈原及其作品，当然就能够被儒家正统文化所接受和容纳。
其次，王逸是采用“微言大义”和“比兴”的方式来对楚辞作品进行阐释的。而“微言大义”是当时儒家阐释经典的一个主要方式，即对儒家经典中的所有字句，进行最大限度的发掘和考证，抓住一点，随意的比附，引申。
再次，采用比附，引申的方式抽出楚辞中的某些词句，让楚辞与儒家经典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在两汉，儒生们习惯于寻章摘句地理解儒家经典，所以这种比附和引申是能够被接受的，也是有说服力和效果的。
最后，对楚辞中的宗教神话内容进行改造。“子不语怪力乱神"一直都是如此儒家学者信奉的人生信条，所以，楚辞中大量存在的宗教神话内容就成了楚辞遭儒家诟病的重要原因。对此，王逸的做法就是把里面的宗教神话内容改造成一段历史。
这种手法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孔子关于“黄帝四面”和“夔一足”的解释就是很好的例证。到了司马迁，他更是大规模系统地对神话宗教传说进行改造，对于那些难以纳入历史系统的神话，他便以“其文不雅驯”为借口删除。事实上，神话历史化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阐释和改造，一部土生土长的充满楚国原始情调的，充满哀怨凄份的个人情致的楚辞，就终于“温柔敦厚”了。王逸凭借其自身对儒家文化的深厚理解，以及对楚辞的精细改造，终于让楚辞在儒家正统文化中有了深厚的立足之地。
四：结语 汉代以后，众多诗人从楚辞的个性色彩方面继续挖掘，在儒学之外补充了楚辞的文化意义由于汉代众多儒者的共同努力，楚辞终于在儒家文化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然而，汉代儒家文化所接纳的楚辞，已经失去了它的真面目：它神秘而斑斓的色彩，深邃的旋律以及幽怨不平的倔强个性，已经被儒家文化遮掩得无影无踪了。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暂时潜伏着。而这些潜伏的个性特色就在历代诗人们的作品体现了出来。楚辞哀婉愤激的个性是儒家学者们在改造楚辞的过程中有意无意要淡化的。然而，这一点却被历代的诗人们利用并发扬了。而这也从儒家学说之外补充了楚辞的文化意义
例如屈原的人生遭遇和悲剧，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特别容易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共鸣。因此，在后世很多诗人的笔下，屈原的哀鸣从未停止。像李白曾赞“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而一代诗史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坎坷不幸，垂暮之年还漂泊江湖，因此他对屈原更是心向往之。58岁时，杜甫在从岳阳向潭州行进的途中，写下了一首《祠南夕望》:
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
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可以说，在屈原那里，杜甫找到了一个心灵家园，得到了身心暂时的解脱。
到了宋代，宋人歌咏屈原，赞咏楚辞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苏轼曾有诗云:“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陆游在《哀郢二首》中说:“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辛弃疾更是对屈原和楚辞青睐有加。
到了明清之际，诗人们吟咏屈原楚辞的诗词更是数量繁多，而且很多文人士大夫还自觉地投身到楚辞的注释中，借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例如著名的清代诗人屈大均在《吊雪庵和尚》中有诗云:“一叶离骚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
总之，汉代以后，人们对楚辞的接受是在儒家文化之外，对屈原人格力量的认同以及对他悲惨身世的同情。他的悲惨身世以及报国无门的悲哀，是古代很多知识分子都能够遇到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诗人们之所以推崇楚辞，其实也是在对他们自身命运的一种哀叹。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愤非常深广的忧愤。这种忧愤足以容纳多数失意文人的悲哀，因此也得到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认同。而这也从儒家文化之外对楚辞的文化价值进行了很好的补充。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土生土长的楚辞在楚国灭亡和屈原去世以后，并没有就此消失。
经过汉代儒家学者和后世文人的不断努力，楚辞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与《诗经》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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