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以宋江、卢俊义梁山主要首领被朝中权奸暗害而死结尾，虽说宋江的下场可悲，可这也是他自全“忠义”的结果，算得上是求“仁”得“仁”了。
但在此结局中，黑旋风李逵的命运才真教人唏嘘不已，大感可惜！
宋江临死前怕本就“不鸟”朝廷的李逵，再次呼啸山林、反叛朝廷，将他的“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掉，故特意差人唤李逵前来，用药酒毒杀了。
憨直的李逵对大宋朝廷的忠心那是丁点都欠奉，可反倒用在宋江身上，那可真叫“磐石无转移”了。虽知道了宋江给自己下了慢毒，可李逵仍义无反顾忠心于宋江，还道：“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等忠心当真可表日月。
但是，对，你没看错，就是但是。
像李逵这般持有此等矛盾忠义观的，不在少数，例如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阮氏兄弟等人都是明确反对归顺朝廷的，可最终因为对宋江的忠义，都无可奈何的选择招安，最后反倒替大宋官家卖起了命。
只不过稍显不同的是，李逵是这些人中最典型的代表，尤其是在故事的结尾，作者以李逵之死，将这种忠义的矛盾冲突推向了极致，成功塑造了文学史上李逵这一经典形象。
那么在我们为李逵的“忠义”感到可悲的同时，不仅反思，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李逵式“忠义”的悲剧？为何皇权的忠和兄弟之义就是难以两全呢？
义字当先水浒英雄一百单八将，大多是因为“官逼民反”，才不得以走上落草反抗的道路，但他们最终能呼啸梁山泊，靠的却是一个“义”字。正如梁山初期，好汉们议事的厅堂就唤作“聚义厅”，可见“义”才是梁山好汉立足的根本。
那么这个“义”作何讲呢？
宽泛的来说，“义”是一种道德范畴，泛指公正、合理、正义。
《管子·牧民》里有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孟子·告子上》内更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从先秦时代到封建王朝终结，“义”一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作用的道德准则，是一种道义的精神力量。
所以在一众好汉中，武力并不突出，甚至可以套上今天的网络词汇，用“战五渣”形容也不为过的宋江，偏偏能成为梁山上下所共同敬重的领袖，凭借的正是“及时雨”、“呼保义”偌大的江湖“义”名。
当然这里的“义”就狭隘了，是江湖豪杰之间的“义气”，侧重的是人情道义。落魄于江湖间的草莽，渴求的就是朋友的情谊和济危解困之义，有“义”的人，总能获得江湖人的好感与信任。而宋江急公好义，总能对困境中的好汉慷慨解囊，不求回报，如此讲情重义，自然引得豪杰心悦诚服，纳头便拜，道一声“哥哥”。
还拿李逵来说吧，在江州初见宋江，早闻及时雨大名的李逵对宋江就极为恭敬，而宋江也果如传闻一般，每每为李逵设身处地着想，多次赠送银两排忧解难，几番下来，让直肠子的李逵感动不已，宋江有情有义，那李逵也重义气，对宋江死心塌地，忠心不二。
宋江在众好汉眼里是“义薄云天”的存在，彼此“义气”相投，这才换得众好汉拥戴，愿效犬马。可以说宋江以江湖朋友间的小“义”为纽带，聚集了各色各样的英雄好汉。
当聚义厅内坐满了一百单八将时，梁山好汉们也迎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梁山好汉因“义气”而聚，也因“义气”而忠，这里的“忠”，在未归顺朝廷之前，是忠于宋江这位带头大哥，是忠于梁山“替天行道”的大义。
古时候“天”一直是人类敬畏的存在，它不单纯是自然界中的天，更是造物主的神格化身。而儒家又赋予其至高的道德意义，代表着“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至于俗世的君主更是以“天子”自诩，以表明君权神授，代天施政，具有无上的正统和公义。
可梁山好汉们却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劫富济贫，为穷苦大众伸张正义。试想梁山的如此做派将置大宋朝廷于何地？
大宋朝廷本应是道义的践行者，可皇帝“无道”、奸佞当政、贪官横行，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局面，从行为上看宋廷已经失去了大“义”，沦为不“义”的存在。那以“义”相聚的梁山好汉们，便扛起了义旗，“替天行道、匡扶正义”，走上了反抗腐朽统治，为劳苦大众争取生存权的道路。从这一点上讲，尽管梁山好汉们的出身并非都是农民，却也是封建专制时代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正义斗争。因此建国以来，研究《水浒传》的文史学者们，多称赞其为“农民革命的史诗”。
无疑，梁山好汉所伸张的大“义”是崇高的。
愚忠的可悲在宋江带领的梁山好汉们两赢董贯，三败高俅，沉重打击了宋军的气焰时，全书也因此达到了高潮，“义”似乎得到贯彻。
但却从此时开始，梁山好汉们的命运却迎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在宋江的不懈努力下，宋廷与梁山达成和解，梁山好汉全体接受招安，成为了宋皇治下之臣。
原本“替天行道”站在地主阶级对立面的梁山英雄们，转眼就完成了身份的改变，反倒成为了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种近乎矛盾的立场转变或许显得有些生硬，但绝不突兀。
早在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时，梁山的立场其实已经悄然改变。
梁山早期以“义”当先，忠于大宋赵官家的想法是不存在的。但在宋江上山之后，尤其在接替晁盖成为梁山之主后，便开始大谈忠君思想。把“聚义”改为“忠义”，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梁山全体由“义”向“忠”的跨越，进而为之后的招安做足准备。
封建伦理标榜的就是“天地君亲师”那一套，在天地之间，君主高于一切，需要臣民无条件服从，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便是此理。
在今天看来荒谬不堪的“愚忠”思想，却是专制王朝统治秩序的根基，而宋江恰恰正是践行这套迂腐“忠义”观的最佳注脚。
所以小说后半段的主旨，由“义”向“忠”无条件妥协，所谓的“替天行道”变成了“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无论梁山好汉们再如何抵触招安，忠于宋江就势必要压抑“义”，还是无法跳出“忠”的窠臼，以矛盾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将“义”消弭于“忠”当中，成全了宋江小忠得大忠的追求，但也埋下了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
因为封建忠义伦理本就是悖论，对皇权的“忠”和天道之“义”两者并不是对等的，君主虽然自称天子可往往不具有世人心目中的完美道德。纵观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真正一心为民的君主是不存在的，所以求“义”必然反君，忠君自然弃“义”，在封建皇权下，忠义根本就不可能两全，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也在宋江等人践行封建忠义伦理时注定。
不管《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还是有学者考据的罗贯中，或两者合著，对于生活在元末明初理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作者也不可能跳的出历史的局限，为义军找到真正的出路。“酷吏贪官都杀尽，尽心报答赵官家”的不协调剖白，反倒成了梁山好汉最好的结局，而李逵“愚忠”式的死，也升华了英雄末路的悲情。
只是书中人无怨无悔，唯有一声“哥哥”成了一抹鲜红的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