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前几天见到的Lens视觉的1月画册的主题，很契合看完《野马》的感受。
每年都会出现那么几部亮眼的土耳其电影，去年有努里·比格·锡兰导演的作品《冬眠》摘得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今年是蒂尼斯·艾葛温的导演处女作《野马》代表法国入围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少女，禁锢，反抗，死亡。
这是一个发生在土耳其北部小镇的故事。矛盾在开场10分钟就迫不及待爆发。年轻的五姐妹放学后跟男孩在海边的戏耍玩闹，被镇上别有用心的毒舌妇传成某种“性丑闻”，在人言可畏的伊斯兰教国度，只言片语都能发酵成巨大道德危机。所以最直接的结果是——奶奶对五个女孩进行“贞洁检查”然后实施禁足，限制禁锢逐步升级，蛮横隔离了他们与外在世界的关联，她们不准去上学，不准见男孩，不准穿暴露的衣服，不准去看球赛。相亲结婚，按部就班。从安装铁窗到门口的铁栅栏，这个“家”变得愈是像一座监狱。
《野马》里的拉蕾是五姐妹里最淘气机灵的“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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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特别是这个最小的女孩拉蕾。她在前两位姐姐出嫁之后迅速成长为姐妹团最诡计多端的小英雄，正如《瓦嘉达》里的12岁女孩为了买到心爱的自行车可以费尽心机去研读毫不熟悉《古兰经》，拉蕾可以为了帮助四姐逃脱包办婚姻，也会到奶奶房间偷钱，偷溜出门找货车司机亚辛学习开车，带着四姐跑到遥远的伊斯坦布尔。
这种古灵精怪的孩子形象在第三世界的电影里尤其吃香，电影双周刊在评论阿巴斯作品时曾描述过缘由：“或依稀混杂着丝丝成熟世故后的自惭形秽，以及丝丝对于自身童年的依恋...他们不仅自然得完全不像演戏，而且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把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至善至真的纯真表露无遗。”
《野马》里的拉蕾和《猎犬》里的女孩莱维伦
类似的表达在美国电影里也多有出现，1997年《猎犬》里狂热爱着猫王的达科塔·范宁，《阳光小美女》里跳爷爷舞蹈的阿比盖尔·布蕾斯琳，甚至《海扁王》里的“超杀女”科洛·莫瑞兹都有同类叛逆特质。《野马》里的拉蕾也是如此，通过儿童明澈的内心世界，以诗意的表达来映射成人社会。她们还在随心所欲的年龄，还没有形成顺应社会舆论需求的“人格面具”，还能让人“不小心窥见”真实温暖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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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在其《原始意向和集体无意识》书中提到过“人格面具”的概念。人格面具在希腊文里原指演员为出演某个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后来泛指人在环境压迫下，采取相对应态度去应对不同境况。在社会规范里每个人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双重，甚至多重性格。人类是一种要遵循文化习俗的社会动物，但因此生成的人格面具，并非我们真实的自己。
在《野马》里不仅是主角女孩们，对艾敏阿姨这个人物也有双重表达。土耳其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艾敏阿姨常年在这种传统教义熏陶下，不仅自己成为男性话语的顺从者，更身体力行地监督和传递这种观念给年轻女孩，但电影情节又让我们看见她私心“叛逆”的一面，比如她可以为了掩护五个女孩偷溜出去看球赛这件事，破坏家里的电闸，拿石头去砸镇上的供电器，让全镇都看不了电视。
《处女之死》和《野马》同样有遭受家庭禁锢的五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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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的故事构架跟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很相似，两部片也都有同样的别名《锁不住的青春》。都是五个女孩因传统教义被家人禁锢（虽然这个宗教不同），都有自杀情节，但是《野马》的热血抗争和《处女之死》的压抑阴郁还是拉开距离。
《处女之死》对女孩抗争的处理极度艺术化，除了最小的妹妹西西莉亚措不及防地跳楼，其他四人均有预谋地在某个晚上集体自杀，还刻意吸引男孩进家，来见证这场死亡盛会。整个情节安排透着强烈的仪式感，且全片不少桥段都如是。但《野马》里五个女孩的抗争爆发是奔放强烈的，见筋见骨，有血有肉。虽也有惨烈如三姐埃杰的骤然跳楼自杀，委曲求全如二姐受婆家屈辱，但大姐索纳伊还是如愿以偿嫁给了心爱的男孩艾金，四姐努尔在妹妹拉蕾的帮助下逃离被安排的命运，整场抗争看下来有喜有忧，至少取得局部胜利。
《处女之死》五姐妹自杀之后，出现的“窒息派对”有浓烈仪式感
而且不同于《处女之死》大篇幅阴暗窒息的画面，《野马》对五个女孩在房间里的玩闹刻画得唯美梦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五姐妹被禁足的阴郁萧瑟感，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让这群女孩在镜头里充满青春的活力，野性的长发在风中狂纵舞蹈，如同无法压抑的自由欲望。这种美好，跟《我在伊朗长大》里玛姬的奶奶每天往Bra里放茉莉花的细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是受困于“牢笼”，她们依然不放弃对美的渴望。对比《处女之死》里随处乱丢衣服和圣母像的家、自暴自弃每晚在屋顶上和不同男人做爱的蕾克茜，《野马》更有股“立象以近意”的讲究，让你看见腐烂黑盒里装满香气诱人的鲜花，巨大反差激发观者保护的冲动。
《成长教育》里16岁的珍妮意外“被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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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男性话语里成长起来的女性，要形成独立自我意识举步维艰。2009年英国的《成长教育》里就曾以16岁女孩珍妮“被小三”经历来讽刺父权制社会结构。珍妮原本一直遵照父母意愿学习生活，考牛津大学。机缘巧合碰见风趣博学的男人大卫，他带她去她梦寐以求的巴黎，带她见识灯红酒绿——音乐会舞会赛马赌博，这个男人甚至虏获珍妮父母的心。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卫其实已婚，在珍妮发现这件事之后他甚至逃避责任，彻底消失了。电影前面80分钟构筑的完美男性形象在结尾轰然崩塌，反倒早前被珍妮视为刻板的女老师和校长，此刻成为她自由创作的守护人。
《野马》里的大姐索纳伊因为被心爱的男孩迎娶才“逃出火坑”
土耳其的《野马》同样有这层意思，只是不像《成长教育》点明说透。它有激烈尖锐的自杀情节，却又留下未尽之意诱人浮想联翩。五位女孩诚然有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父权制社会结构，但这所有的对抗都必须依赖其他男性。大姐的所谓“幸福”是靠男人给的，因为她爱上的男孩刚好愿意前来迎娶她把她救出火坑；二姐新婚之夜被婆家揪去医院验处女膜，给她做检查并善意表示可以帮她说谎的医生是男人；拉蕾帮助四姐逃婚，也是找来货车司机亚辛来帮忙，送她们去车站搭上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车。桥段细节明晃晃，说的都是对当下境况的无奈。男性依然是女人们的出路，是她们强有力的倚靠。
没人知道蕾拉和努尔逃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是否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留点分寸，反倒诱人。让观者笃定，即便禁锢在黑盒里的鲜花枯萎败落，仍留馨香满怀袖。比如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美学——身上的最后一块布拿掉后，就不性感了。
你看，《野马》的性感全在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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