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高海涛阿童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高海涛阿童木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
——米沃什《礼物》
1
我之所以引米沃什的这首诗，是其中有一句触动了我：“蜂鸟停在忍冬花上”。我喜欢忍冬花。小时候我家的南园子里，每年春天，至少有两个畦子，会开出黄白相间的忍冬花。栽忍冬花是刘子臣先生的主意，作为家乡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私塾先生，刘先生不仅熟读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也精通药理。他说忍冬花又名金银花，是禳灾祛病的好东西，科尔沁那边家家都种。刘先生的话首先打动了我母亲，我们家孩子多，难免三天两头，不是这个感冒，就是那个伤风的，这金银花又好看又治病，栽到园子里，就像家里有个女大夫，岂不太好了。于是就敦促父亲侍弄这花。
这花也真的很神奇。小时候每有微恙，母亲就会煮点金银花汤，全身搓洗两遍，睡一觉就好了。夏秋之际，采下几大捆，让我们搬梯子上房，晒金银花。金银花必须晒，却又不能暴晒。不过我家房后偏巧有棵大杨树，遮天蔽日的，把金银花摊开在房顶上，树荫自然就会罩上去，仿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父亲从来不叫金银花，而是直接叫忍冬。我家的忍冬是藤栽的，父亲用木棍搭起藤架，整个冬天都是绿的，像个小小的邮局，而到了三四月间，花叶就舒展开来，一瓣金一瓣银的，却又不显奢华和俗气，而是既蓬勃又素雅，既婀娜又勤奋，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花开得很“出挑”。这个词是方言，如果说谁家的姑娘“出挑”，那就是可爱和出众的意思，杨柳细腰的意思。而忍冬花无论怎么看，都是杨柳细腰的花。
我带个小凳子，坐在花架旁边看书。我喜欢忍冬花的香味，淡淡的、脉脉的、不言不语的。我看的书是从刘子臣先生那儿借的，主要是诗词歌赋，记得有一首与忍冬花有关：“独表芳心三月尽，忍冬宜唤忍春花“。这诗不错，但我很久没想明白，春天怎么还需要忍呢？现在我明白了，忍春就是不忍让春天归去的意思，因为春天走了，蜂鸟就会走了。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真是恰到好处的描述，因为像忍冬花这样的花，麻雀落下会显得太重，蝴蝶和蜜蜂又有点太轻，只有蜂鸟飞来，轻重才刚刚好。当然辽西很少有蜂鸟，或者几乎就没有蜂鸟。也许此刻，我的思绪就像蜂鸟，轻轻落在记忆中的忍冬花上，让花瓣微微颤抖，却又能撑住，构成一种很美的张力与平衡。
如果这时我听到自行车响，那一定是海华姐。
海华姐是五叔家的二姐，也就是我的堂姐。我家的姊妹虽多，但我和海华姐还是更亲。这是因为海华姐从小带过我。那是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说正好五叔没儿子，就把我送给五叔家了。当时海华姐已经七八岁，就让她哄我，整天拽着我院里院外地玩。可玩了几个月，母亲有一天忽然反悔了，又把我从五叔家要了回来。据说抱我回家那天，海华姐哭得昏天黑地，而且跟到我家不回去了，在我家哄我。直到她九岁上学，才回五叔家住，但赶上放学早或星期天，还是要过来看我。
海华姐把自行车停在外面，进院就直奔园子喊我，说走啊，陪姐练车子去。
2
从前慢，从前的自行车也好看。
但在我讲述海华姐的故事之前，我必须先说说树行哥，因为他仿佛就站在我面前，穿一身开花棉袄，瑟瑟地说：你就不能先讲我的事吗？我的自行车，那才是咱们湾南村的头一份啊！
我出生的那个村叫杨树湾子，但村南是个大队，村北却有座矿山，因此我们的整个村子是南北分治，工农杂居。矿是国营煤矿，而且规模不小，因此就叫杨树湾子矿，而大队呢，却叫湾南村大队。小时候到公社中学上学，自我介绍就说是杨树湾子的，这样含混着说，比较荣耀。但人家要细问，说你是湾南村的还是矿上的？就有些尴尬了。因此我们湾南村的姑娘，一长大了，普遍的想法就是嫁给矿工。这样的选择显然是有道理的，当矿工家属不用下地干活，而且有饭吃，有钱花，更重要的是，家里还往往有自行车。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整个湾南村都没一台自行车，有自行车的都在矿山。成百上千的矿工，有本村的，有外村的，他们每天听着矿山的汽笛上班下班。骑在自行车上的矿工多么令人神往啊！他们从山梁上沿公路直冲而下，就像从天而降的神兵。有的年轻矿工为了炫技，竟然撒开车把，两臂伸开，雄鹰展翅般从山坡上冲下来，让一群大姑娘小媳妇为之惊叫。
但忽然有一天，就像发生了湾南事变似的，跑盲流的树行哥回来了。树行哥从小没妈，兄弟三人都是光棍儿，他们的父亲我叫三大爷。可树行哥人长得很帅，在湾南村是数一数二的，只有一点，不安心农业劳动，喜欢出去跑“盲流”，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回家。树行哥那次回来是个秋天，他不仅衣冠整洁，还骑回了一台八成新的自行车，一路响铃。真让人难以置信，多年游手好闲的树行哥，一下子成了村民们的骄傲。从村口到地头，年轻人都围着他，听他讲外面的新鲜事。如果有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按一下车铃，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呵斥，而树行哥却笑笑说：没事，男孩子就是好奇。
树行哥甚至处上了对象，人们看到村西头的满桌姐让他骑车带着，有时去割地，有时去赶集，如果谁开句玩笑，满桌姐就满脸通红，或者跳下车捡块石头追打，很张扬也很浪漫的样子。
然而没过几天，树行哥却被公社抓了起来，说树行哥的自行车是偷来的。树行哥被拷打了两天两夜，甚至被吊起来打。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作为旁观者，只记得民兵们反复问树行哥一句话：你的自行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啊，别说树行哥说不清楚，就连我直到现在，也想不出为他辩解的理由。天上可以掉下林妹妹，却绝不会掉下自行车。何况你一个辽西乡村的农民，每天的工分不值两毛钱，就算你一天工不耽误，一年也挣不下个买自行车的钱啊。当然，树行哥是个盲流，可盲流又会有什么特殊办法呢？在那个年代，当我们谈论盲流，不就是在谈论小偷吗？
因为有自行车的基本上都是矿工，两天后树行哥的自行车就被送到矿上，问是否有丢的，或听说有丢的，让矿工们辨认。但一连几天，这自行车也没人认领。后来听大人们说，还是工人阶级觉悟高啊，终于几个矿工主动站出来了，说树行哥买自行车的钱是和他们耍钱赢的，树行哥之所以没交代是怕连累他们。
几个矿工说的是真是假不知道，可总算为树行哥的自行车找到了出处。耍钱虽然属于赌博，却毕竟不是偷，所以过了些天，公社就把树行哥放了。树行哥的自行车被公社没收了，他被打断了三根手指。
过了寒露，快到霜降的时候，西头的满桌姐要出嫁了。说是不远，婆家在北边，属于内蒙地界了。临行那天，北边来了驾马车，还有自行车，说这是满桌姐唯一的要求，要对方骑车带她一段，再坐马车。早晨吃过饭，母亲说她要亲自去满桌姐家随个礼，而让我抱着一捆晒干的金银花，到三大爷家去看树行哥，嘱咐用这花熬水喝，伤就会好得快些。我去了三大爷家，三大爷正在屋里骂着，树行哥拄着根树条，穿着棉袄，一个人在院门口发呆。院墙很破烂，而他的棉袄显然更破烂，看上去就像是一支狼群附在他身上，而他断了三根手指的那只手，则怯懦地隐匿在狼群里。
3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忘不了树行哥的那身棉袄。自从被打断手指之后，树行哥没有了跑盲流的资本，只好留在村里放羊，春夏秋冬，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那身狼群似的棉袄，这样的棉袄，会不会把羊群吓得不敢吃草呢？其实还是家乡人厚道，他们从不夸张苦难，像这样的棉袄，他们只叫“开花棉袄”，仿佛这样的棉袄，也能凌寒绽放，花开不败，开到荼蘼花事了似的。
现在我继续说海华姐。按理说我应该叫她二姐，但海华姐不让，因为我是她从小带大的，就让我叫她姐。这样她就和家族中所有的姐妹都区别开了，别人的姐前面都有个序号，而她对我来说就是姐，最亲的姐，最纯的姐。
海华姐是我们湾南村最出挑的姑娘，杨柳细腰，聪明能干，初中毕业后，因正赶上“文革”，就没上高中，回村当了赤脚医生。赤脚就是光脚的意思，英文是barefoot，可在我的记忆中，海华姐可从来没光过脚，她的鞋是全村最好看的。那种传统的、民间的、平底的、圆口的、系带儿的布鞋，穿在海华姐的脚上，怎么看怎么周正，怎么雅致，怎么俏丽。姐当然也给我做鞋，千层底的，她一双双地做，我一双双地穿。好像从小到大，我的鞋都是姐做的。
海华姐不仅会做鞋，还会梳头，记忆中她几乎天天都在洗头和梳头。那头发又长又密，有时梳成两条辫子，有时梳成一条辫子，也是怎么看都顺溜。母亲笑话她，说她上辈子肯定是个丫鬟，而不是小姐，因为小姐是不会自己梳头的。海华姐赌气，就经常支使我，她梳头，让我给她举着镜子。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哪怕两手酸酸的，也坚持举着。
但更让人羡慕的，是海华姐有自行车。那车子本来是大队的，因为村里支援过矿山，为表达谢意，矿上就送给大队三辆自行车，都是白山牌的。当时刚有了赤脚医生，上边很重视，老百姓也当回事，大队革委会于是决定，三辆车子，一辆书记用，一辆主任用，还有一辆，就归赤脚医生高海华了。
白山牌的车子结实，有点笨重，不过让海华姐一骑，那就不一样了，显得特别轻盈。姐骑车的样子好看，下车的样子也好看，就连她按响的车铃声也和别人不同，像是给谁做针灸，柔声细语的，玲珑剔透的，晶莹璀璨的。姐每天梳洗完毕，往往头发还没干透，就带着一种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清爽，骑车出发了。然后整整一天，从村里到公社，从学校到矿山，到处都能看到姐那杨柳细腰的身影。
海华姐的自行车是我陪着学会的，她学会了，我也学会了。可问题是海华姐有车骑，而我却只能步行。我走在乡间公路上，这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初，即使在辽西乡村，自行车也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骑车从我身边穿过，有矿山的工人，也有大连来的知识青年，沈阳来的下放户子女。特别是还有些孩子，他们比我还小，因为腿不够长，就“掏挡”骑车，左脚踏一个脚蹬，右脚从横梁下伸过去，踏住另一个脚蹬，这样骑自行车，身子难免要上下一耸一耸的。从远处看，十几个十来岁的小孩骑车穿行在绿树成排的乡村公路上，起起伏伏，就像是画在黑板上的一段曲线。那是春天，空气十分强大，有时连曲线也看不到了，就仿佛是春天的风在骑自行车，风本身打着口哨，左摇右晃，悠然自得地穿行。
4
米沃什是美籍波兰诗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去年夏天，有朋友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米沃什诗选》（Czeslaw Milosz：Selected and Last Poems），才让我对这位诗人产生了兴趣。我觉得他这首《礼物》（Gift），几乎是绝妙的诗篇。但也有些诗比较沉重，好像与战争有关，比如《黄色自行车》（Yellow Bicycle），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女孩，喜欢和她的自行车说悄悄话。
当年的海华姐，或许也是个喜欢和自行车说悄悄话的女孩吧。给人们的印象，就仿佛她是个女孩，她的自行车是另一个女孩似的。两个女孩都那么干净清爽，形影不离，走在路上，显得特别亲昵和美好。但突然有一天，这两个女孩却分手了。我坐在南园子里看书，听到自行车响铃，知道是海华姐来了，但那响铃的声音却与平日不同，就像某个刚入学的新生，显得既腼腆又兴奋不已。原来海华姐已经换了自行车，是飞鸽牌。看我一脸懵懂的样子，海华姐也不解释，直接到园子里，折了几枝忍冬花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海华姐处上对象了。母亲说那台新自行车就是男方家里送的，同时还送了几块布。原来的车子呢，说是还给了大队，归妇女主任了。
海华姐二十几岁。以前听说有人给她介绍过几次对象，但海华姐连看都没看，就一口回绝了。母亲说，你姐咋那么有主意呢？说这个对象个子不高，是河东村的民办老师，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何况还是个民办的，本来五叔和五婶都不太满意，可海华姐却点了头。据母亲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那人是个高中生，在县城里念过书，有点文化吧。
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姐是越来越顾不上我了。我继续在乡间公路上走着，来回二十多里路，到公社中学上学。每当有大人孩子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穿过，我就想起海华姐的不义。我甚至开始不珍惜海华姐为我做的鞋了，一边走路一边随意踢起石子。大概有两三双新鞋吧，就这样被我踢坏了。许多年后不知从哪里看到一句英文：If the shoe fits，it’sugly（如果鞋是合脚的，那就是难看的），我觉得这话真是太对了，海华姐给我做的鞋确实很合脚，但也确实很难看。恋爱中的海华姐，就像所有恋爱中的乡村女孩，脸色红红的，眼神傻傻的，她可能根本想不到我的感受。而且，她比以前更忙了，白天忙，晚上回家也忙，五婶对母亲说，人家晚上不是绣花，就是做鞋。
海华姐几乎是个鞋匠了。用母亲的说法，说那鞋做的，里是里，面是面的，鞋底不仅结实，而且还用针脚纳出了花儿，有梅花，有枣花，有打碗花。总之不论单鞋、夹鞋还是棉鞋，一双双都越来越像艺术品，或者，就像梵高那幅题为《农鞋》的画，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描述，这样的鞋就像是某种真理，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荒芜田野上那朦胧的冬冥。
我知道，梵高画中的那双农鞋是破旧的，而海华姐做的鞋是崭新的，我之所以这样比喻，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是指鞋的精神和灵魂。
可这样的鞋，谁配穿呢？?
5
事情已过去了许多年，很多细节可能被疏漏了。但毫无疑问，海华姐做的那些好看的鞋，都是给河东村那个高中生做的，这几乎让我悲痛欲绝。记得我曾跑到五叔家，问海华姐是不是真的找了个高中生，海华姐笑而不答，眼睛弯弯的，搂着我脖子说，高中生算啥呀，等将来弟弟你上了大学，比他还有文化。
有文化，这是多么奇妙的标准啊！在我们当年的辽西乡村，到县城读过高中的人的确不多，也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海华姐却能独具慧眼，义无反顾地找到了一颗，那颗星在河东村，在河对岸，朝海华姐闪耀着不可抗拒的光芒。也许那光芒是黄色的吧。米沃什为什么要写《黄色自行车》呢？而且在那首诗的开头，他还引用了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诗句，哈斯也写过《黄色自行车》。
哈斯是美国桂冠诗人，也是这本《米沃什诗选》的编选者和英译者，许多年前，他和米沃什都以《黄色自行车》为题，各自写了一首诗，这很有趣。但问题是，黄色自行车真的很好看吗？当年，我们是没有黄色自行车的，可能全中国都没有。所以海华姐的自行车上，唯一的黄色是忍冬花。特别是换了新自行车后，她好像更喜欢忍冬花了，三天两头就到我家园子里折几枝，然后别在车子上骑走，碰到谁家孩子头疼脑热，也不用开什么药，就随手把这花儿给谁家了。赤脚医生高海华，一根银针走千家，车子别着金银花——自行车和忍冬花，成了海华姐的精神标志。
我把米沃什的《黄色自行车》译成汉语，贴在我的个人博客上。本来想把哈斯的那首也译出来，却一时无法找到原文，就只好在博客上写几句话，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位大诗人都写了黄色自行车，这让我感到困惑，甚至也觉得不够美。
没想到几天之后，一个清华大学的年轻博士看到我的博客并回应了我的问题，他说他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后，而哈斯先生不仅是该校的英语教授，而且还正是他的指导教师。他说已经把我的问题转给了哈斯教授，并将哈斯的简历发给了我——
罗伯特·哈斯出生于旧金山，出版过多部诗集，后到伯克利任教。上世纪60年代有一天，哈斯发现不久前刚从波兰移居美国的那位名气很大的波兰诗人，不仅也在伯克利，和他同校教书，而且其住所离他只有三个街区，从此，哈斯成了米沃什最好的朋友，也成了米沃什诗歌最重要的英文译者。
大约又过了两三周吧，年轻的博士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转来了哈斯教授的回信，同时还转来了他的英文诗集及其中那首《黄色自行车》的照片。回信是这样写的——
请转告高先生：（1）之所以写自行车是因为它是一种谦逊质朴的交通方式，不同于摩托车或汽车；（2）之所以写黄色自行车是因为黄色是能让人联想到阳光的色调。米沃什所引用的我那首诗，其中所列举的意象，或许有助于解答高先生的问题。款冬花在美国是一种普通的野花，金黄色的。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也经常会有这种黄色的标牌，上面印着英文单词YIELD，意思是‘避让’，即应该彬彬有礼地为别的车让路。
确实，当我把哈斯的那首诗译出来之后，我看到了那些意象，它们稍显杂乱，但色调统一，构成了奇异的、爱情般的、赏心悦目的联想：“太阳、向日葵、路边的/款冬花，都是黄色的/就像金翅雀，和那块/写着“避让”的标牌/也像她的头发，一只/猫的眼睛，以及/这黄色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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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感谢哈斯教授，这个大洋彼岸的美国诗人，他眼中的自行车是质朴的，他心中的黄色是明亮的，那种明亮不仅赏心悦目，而且彬彬有礼，昭示着万物之间的规则、秩序和一种避让精神。或许此时此刻，当我回想往事，也正需要这种避让，至少，我应该让自己的讲述客观而平实。
所以，在高中生最后一次到五叔家串门的时候，我决定让他带来一束款冬花。
五婶和母亲都亲眼所见，高中生确实带来了一束花，母亲说是野菊花，在我此刻的猜想中，那可能就是款冬花。款冬花不仅在美国很普通，在我们辽西乡间也很普通，河边、林地、路边都有。在英语中，款冬花（coltsfoot）和忍冬花（honeysuckle）是两个词，在汉语中却只差一个字。一个字有很大的不同吗？或许有，比如它们都是黄色，但忍冬花比较浅淡，是玉黄色，而款冬花却是“明日黄花蝶也愁“的那种黄，黄得比较沧桑，让人有一点莫名的惆怅和心痛。
母亲说高中生那次来串门，是有意来退亲的。但他开始并不明说，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先说了些庄稼的长势，年成的好坏等等，而这样的话题显然最对五叔的胃口。五叔和父亲及我大哥陪高中生在屋里说话，五婶和母亲及海华姐在外面准备饭菜。可正要放桌子准备开饭的时候，高中生却下了地，说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把那辆自行车推回去，还说他爹说了，定亲时送的几块布就不要了，留给海华做衣服穿吧。
那是个临近中秋的中午，所有人都愣在了五叔家。只有海华姐特别镇静，每临大事有静气，她好像早就知道这个结局似的，很默契地打开柜子，拿出那几块布，连包袱皮都是原样的，到院里放在已被她前一天擦得干干净净的自行车上，连同高中生带来的两包月饼，然后对高中生说：你走吧，看别赶上雨。
高中生就这样走了，有人看见说，他是推着自行车走到村口，然后才骑上走的。什么东西！五叔和父亲一起骂着。而五婶和母亲更心疼那一桌饭菜，五婶抹着眼泪，把高中生带来的那束花随手就扔到院子里，说我早就该看出这小子是干啥来的，送一把破花，啥意思啊？不就是想让事情黄了吗！
海华姐一句话没说，她甚至还是笑吟吟的，找到一个空酒瓶，灌上水，然后默默地到院子里捡起被五婶扔掉的花，然后拿着插花的酒瓶，走进她自己的房间，然后关上了门。
其实关于高中生退婚的缘由，河东村都知道，很快就传到了我们湾南村，是因为他看上了一个女知青，那个女知青也在学校代课教书，家是县城的。高中生穿着海华姐亲手做的鞋，有时放学后和那个女知青一起走过树林，因为他在县城读过高中，就和人家谈些县城里的事，见多识广的样子。开始时他还很骄傲，故意把脚抬得高高的，那个女知青就问：这是你对象给你做的鞋啊？高中生脸红了，他看到女知青像所有县城的女孩那样轻佻地撇了撇嘴儿，然后说，很结实吧，但你到了县上可别穿，县上没有穿这种鞋的。一星期后，高中生就换上了一双解放鞋，一个月后又换上了一双球鞋。
据说高中生让他爹骂了整整三天，因为这不仅涉及河东河西老亲少友的脸面问题，而且那女知青无论哪方面，都不能和海华姐相比，比如长相啊，个头啊，心灵手巧啊，等等。但别人议论是别人议论，海华姐也并没把自己看得多好，她唯一有点想不通的是，那个女知青说是知青，其实也就是念过初中，文化一点也不比她高，凭什么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劫走了她的高中生呢？海华姐觉得心被砸得很疼，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星星，都稀里哗啦的陨落了。
我再次见到海华姐，大约是事情发生一两个月之后了。这期间我几次想去五叔家，母亲都拦着不让，说你姐病了，谁都不能见。我说那用不用送点金银花去呀？母亲说傻小子，你就知道金银花啊？直到初冬时节，天上飘起了雪花，母亲说去吧，你姐想见你。
7
海华姐明显有些见瘦了。事实上，我一见海华姐就鼻涕眼泪地哭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问五婶：我姐给那小子做的鞋呢，好几双呢，他凭啥不给退回来啊？
我记得姐突然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嫣然、灿烂，一点也不勉强。她说弟弟啊，你说姐做的鞋好看吗？我说好看。比解放鞋好看吗？比解放鞋好看。比球鞋好看吗？比球鞋好看。你敢穿着姐做的鞋去县城吗？我说，敢啊，那有啥不敢！海华姐就下地，从柜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边是一双里面三新的棉布鞋，说这是给你做的，冬天穿的。姐这大半年没顾上管你，看你这鞋穿的，都张嘴了，快换上吧。
我换上了新棉鞋，在地上连蹦带跳，走来走去，一副云开雾散、没心没肺、好了疮疤忘了疼的样子，就像我年幼时摔倒在地，姐把我扶起来，我哭喊两声，就继续到一边玩耍的样子。海华姐扭过头去，仿佛对着墙角说话：别美了！你去给姐拿镜子来，姐想梳梳头。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海华姐梳头，连洗头带梳头，足足有大半天时间。我两手举着镜子，看姐把辫子打开又编上，编上又打开，而镜子中她的头发越来越黑，脸色却越来越白，那种奇异的神态让我惊讶得差点喊五婶过来。
许多年后，我看到一幅俄罗斯油画，题目叫《巧梳妆》，是著名女画家谢列布里亚克娃的自画像，这幅画让我特别怀念海华姐，除了头发不是那么黑，脸色不是那么白，女画家的那份清爽，那份顾盼，那份自赏，都像极了海华姐当年。英文版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艺术、生活与文化》（Moscow & St. Petersburg：Art，Life & Culture of the Russian SilverAge）一书中，有一段对这幅画的评价，我翻译过来，意思是这样的：《巧梳妆》“表现了白银时代那种自我中心的倾向。镜中人通过镜子凝视本人，这既肯定了本人的存在，同时作为一种副本的、对立的映像，又对本人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是的，对于海华姐来说，没有什么能对她构成威胁，除了镜子中她自己的映像。我听到那个越来越苍白的映像在对我说话，它说一句，我应一句:?长大了可一定要有文化啊——嗯；一定要超过高中生啊——嗯；也要超过城里的知青——嗯；你要自己挣钱买自行车——嗯；你要一辈子有自行车骑——嗯；你要骑自行车带姐上县城，上省城，上北京……
这就是海华姐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故事的起点和终点都和自行车有关。没有自行车的海华姐是难以想象的。其实高中生走了以后，五叔家和我家的人都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自行车，高中生把自行车推走了，大队的自行车早已还给了大队，而没有自行车，海华姐还怎么当赤脚医生呢？更关键的是，怎么向父老乡亲们解释呢？为此，五叔和父亲及我大哥商量，决定大伙凑钱，再给海华姐买辆新的。可这个动议却被海华姐不由分说地拒绝了，说要买也得她自己挣钱买，还说她就是要看看，不骑自行车能怎么样，天会不会塌，人会不会死。
海华姐当然不会死，她坚韧不拔，甚至是风姿绰约地走过了那个年代，在我的记忆中，她至少走过了那个没有自行车的冬天。实际上，乡亲们心照不宣，没有任何人问起海华姐的自行车，连每天在山上放羊的树行哥也不问。在那个难忘的冬天，海华姐不卑不亢，往往是一个人踏雪走在乡间公路上，从村里到公社，从学校到矿山，她那杨柳细腰的身影就像是一簇火焰。而几乎所有骑自行车的人，见了她都会主动下车打招呼，包括矿上的工人，也包括下乡知青。海华姐背着小巧的药箱，手持一束忍冬花，有时把花举在眼前，仿佛那干枯的花仍然还是像春天的样子，金烛银钩，素馨舒展。
直到第二年春末，也许是第三年的春末吧，总之是我中学毕业之后，参军入伍之前的那个春末，我家南园子里的忍冬花正疏篱翠蔓、方兴未艾地开着，我在园子里看书，又听见熟悉的车铃响，一看果然是海华姐，她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头发像刚刚洗过，清清爽爽地站在门口。姐一脸微笑，眼睛弯弯的，说这是用自己挣工分的钱买的，是永久牌的。姐说，走啊弟弟，姐带着你去一趟县城，要不你带着姐也行。
高海涛，一级作家，辽宁省优秀专家、二级教授，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美国文学研究会会员，辽宁大学、东北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散文写作、诗歌翻译。曾任大学英语教师、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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