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海明威在写给一位文学编辑的信中写道： “你读过柏瑞尔·马卡姆的《夜航西飞》了吗？在非洲时我和她很熟，从不怀疑她有朝一日会在记录飞行日志之外，拿起笔写写别的。如今所见，她写得很好，精彩至极，让我愧为作家。我感觉自己只是个处理词语的木匠，将工作所得拼装在一起，有时略有所成……由于我彼时正在非洲，所以书中涉及到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我希望你能买到此书，并读一读，因为它真的棒极了。”它真的棒极了，也许只是因为，她不是用词语在写作，她是用自由的灵魂在写作。
本报特约撰稿 丛 云
柏瑞尔·马卡姆，一生只写过一本书，《夜航西飞》。
柏瑞尔·马卡姆，1902年出生于英国，“我四岁那年来到英属东非，少年时光都光着脚和纳迪人一起捕猎野猪，后来以训练赛马为生，再后来驾驶飞机在坦噶尼喀湖，以及位于塔纳河与阿西河之间的干旱丛林地带中寻找大象。我一直是个快活的乡下人，直到我在伦敦生活一年之后，才明白需要用脑的生活多么无聊。无聊，就像钩虫，是挑地方的疾病。”
这是她在《夜航西飞》开篇的自我介绍，多么轻描淡写的履历，也许她觉得根本不需要强调，只需要娓娓道来：18岁成为非洲首位持赛马训练师执照的女性，1931年成为非洲首位职业女飞行员，1936年成为首位从东到西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
非洲生活
这一切的起点是因为非洲——
自童年时代起，非洲就是呼吸一般的存在，是我的生命源泉。
它依旧主宰着我内心最深切的恐惧，总是孕育着复杂而又无法解答的谜题。它是记忆中的阳光与青山，清凉的河水与暖黄色的灿烂清晨。它和海洋一样冷酷无情，比沙漠更加顽固不化。它从不隐藏自己的好恶。它不会有分毫妥协，却又对全人类奉献良多。
但是非洲的灵魂，它的完整，它缓慢而坚韧的生命脉搏，它独特的韵律，却没有闯入者可以体会，除非你在童年时就已经浸淫于它绵延不绝的平缓节奏。否则，你就像一个旁观者，观看着马赛人的战斗舞蹈，却对其音乐和舞步的涵义一无所知。
大旱导致父亲的农场破产，生活很早就教会了她重要一课——
我学会了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的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它们已经消亡。过去的岁月看来安全无害，被轻易跨越，而未来藏在迷雾之中，隔着距离，叫人看来胆怯。但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我学会了这一点,但像所有人一样，待到学会，为时太晚。
接下来的描述充满画面感，隔着100年的时光，我们看到一个17岁的少女，孤身站在茫茫的非洲大地，怎样走上自主之路——
我有两只马鞍袋，一匹珀伽索斯（马的名字）。马鞍袋里装着小马的毯子、刷子，一把铁匠用的刀子，六磅重的碎燕麦，还有用来预防马匹的病的温度计。我用得上的东西有睡衣、马裤、一件衬衫、一把牙刷和一把梳子。我拥有的东西一直就这么些，我也不确定自己会需要些别的什么。
我的道路一直向北。这块土地上流淌着冷冽的泉水，山谷中长满蕨类，山坡上覆盖着苏格兰人歌颂的石楠。没有一块石头是我熟悉的形状，天空与地面像陌生人般相逢，阳光有气无力地照在身上，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和你打招呼。
这就是莫洛。第一眼看见的景象就预示了我以后对它的认识：一片严峻的土地，高而冷，在这里生活的人必须付出更多的辛劳，必须倾尽全副身心才能与它顽强的本性抗衡。
赛马师&飞行员
抗衡的结果，是柏瑞尔赢下人生中第一场重大战役，获得赛马训练师执照，在描述赛马比赛的段落里，你会知道她多么配得上这个职位——
我怎么能将这样的比赛和音乐做比较呢？但又为什么不呢？某个在贝多芬大理石雕像的注视下端坐于扶手椅中的完美主义者，会不会被这个想法吓一跳？我想会的。
但如果有人刚学会音符和节拍，不想重复过去的麻木不仁，想为一首狂想曲寻找新的主题，他可以在随便哪个入口买张票，看看马是如何奔跑的。他能做到我无法做到的事，他将改编、重组、再现马蹄声，它们像雨点般落下，像雷声般轰隆作响，像渐弱鼓点般慢慢远去。他会找到适当的乐器重现观众的呼声，为寂静找到休止符。他会在无序中找到节奏，让叹息逐渐加强。如果他听得足够仔细，会找到适合英雄主义表现手法的段落，然后用一阵狂野的节奏演奏出高潮，并用一系列泛音织就激昂的旋律。
然后，看上去是一些巧遇一些机缘，不如说是一颗不羁灵魂命中注定的选择，柏瑞尔飞上了天空——
即便在有航道的地区，即便有仪器的帮助和无线电的指引，夜航依旧是种孤独的工作。而飞越牢不可破的黑暗，没有冰冷的耳机陪伴，也不知道前方是否会出现灯光、生命迹象或标志清晰的机场，这就不仅仅是孤独了。
有时那种感觉如此不真实，相信别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毫不理性的想象。山丘、树林、岩石，还有平原都在黑暗中合为一体，这黑暗无穷无尽。地球不再是你生活的星球，而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只不过星星会发光。飞机就是你的星球，你是上面唯一的居民。
开始这样的飞行前，正是对这种孤独的预料比身体可能遭遇的危险更令我忧虑，也让我怀疑这份工作究竟算不算世界上最好的差事。而结论永远是：不管孤独与否，它都让你免遭无聊的荼毒。
1936年从东到西飞越大西洋是人类飞行史上的一次壮举，柏瑞尔在书中把它写成了散文诗——
天已经黑了，我正飞行在南部爱尔兰上空。有来自科克郡的灯光，湿漉漉的，它们都被爱尔兰的雨水浸透了。我凌驾于这一切，保持干爽。我凌驾于这一切，飞机轰鸣在一个潮湿的世界，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伤怀。我感到独处的圆满，逃离的愉悦。每当我看见灯光，想象着人们在灯下行走，就感到自私的成就感，仿佛我逃避了责任，将雨水带来的小愁绪留在了他人的手里。
距离我离开阿宾登已经超过一小时了。经过这么些时间，英格兰、威尔士还有爱尔兰海已经被抛在身后。长途飞行和时间流逝是一回事。但有那么一个时刻，时间停止了—距离也一样。就是那个时刻：当我驾驶蓝银相间的飞机从机场起飞，当摄影师举起相机对焦，当我感觉到飞机抵抗自身重量并战胜地面引力。最后，只需听从操纵杆升降舱的指示。计划书上那些一成不变的参数说：飞机必须要飞，因为数据已经验证过。所以飞机起飞了，一旦升空，一旦它屈从于游戏规则，它会说：“好了，我飞起来了。现在，我们去哪儿？”——答案让我畏惧。
“我们要去距离这里三千六百英里的地方—其中两千英里是连绵不绝的海洋。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夜晚。我们将趁着夜色西飞。”
于是科克郡被抛在我身后，前方是柏哈芬的灯塔。它是最后一座灯塔，站在最后一片陆地上。我看着它，计算着它闪烁的频率—每分钟闪好多下啊。然后我经过它，飞向海洋。
现在恐惧已经消散了——不是被克服的，也不是靠说理摆脱的。它消失了，因为有些别的东西替代了它的存在：自信与依赖，对脚下那片土地与生俱来的依赖——如今已转化为对飞机的信赖，因为大地已经消失不见，没有其他事物可做寄托。
有人诟病柏瑞尔的书不够完整，那位在她小时候离开她的母亲呢？那三段婚姻呢？那些绯闻呢？那个在1929年生下的儿子呢？不都应该是一部自传应该有的部分吗？感觉不过瘾的后来者拾起这些旁枝末节，写出诸如《绕日飞行》，力图让柏瑞尔的人生展现得”更丰富“。就好像《走出非洲》的电影再壮观，主题还是纠缠于得不到的爱，《走出非洲》的文字却更辽阔，展开的是大时代图卷下的失乐园。任何添加都显多余，我们只需要清晰地去看到柏瑞尔走出的那条路：1919年，她17岁，决定靠自己去生存，后来，她不仅是生存，而且在创造，因为她“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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