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说孔子是“一位实际的世间智者”，其学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没有一点思辨的东西，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哲学史讲演录》）。作为一名《论语》的受益者，被深深刺痛着。一定要读通论语，这也是自己为何会有些逻辑控的缘故。在我看来，《论语》是一部编排自然、精妙且不失情趣、哲理的匠心之作，值得与大家分享。本文所要分享的是《论语》的第一篇第九章。同时，欢迎大家就《论语》和孔子的相关问题，一起探讨与交流。
【原文】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参考译文】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杨伯峻·《论语译注》
自己给出的译文，则是，曾子说：“谨慎结果、追求长远，社会风气便会归于淳朴厚道。
清明节祭祀先祖是应该且必要的，但是否可用“慎终追远”，则有待商榷
非充分条件坦率地说，伯峻先生的译注是主流译注，钱穆先生、李泽厚先生、杨朝明先生主编的《论语诠解》都是这类译注，只是文字大同小异罢了。之所以会弃主流，是因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作为社会风气淳厚的条件，是不够充分的，尽管其老师孔子，的确说过“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
然而，如果将之作为充分条件，那么是否意味着：贫穷人家，为了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其儿女便会硬着头皮对父母说，并非是我们做子女的，有意亏待二老的衣食住行，而是实在想为二老积攒些棺材钱，以免将来社会舆论到处戳着我们脊梁骨，骂自己是不孝子孙；而有钱人家，亦可通过“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一事，赚足孝心：不论父母生前是否尽孝，只需将后事办得隆重、悲戚，就可以为自己博得一个孝顺美名。
是否这就算作“慎终追远”
敢情“薄养厚葬”的陋习就是由此而来。倘若再结合“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篇）来“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则更简单：只需在父母死后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时不时追思下祖先，便可“民德归厚”。我想，孝若真是如此，只是做给别人看的，形式主义，又何必呢。
也难怪黑格尔先生会说孔子是“一位实际的世间智者”，其学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没有一点思辨的东西，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哲学史讲演录》）。尽管黑格尔所说是孔子而非曾子，不过平心而论，本章如照此译注，确实是既无逻辑，亦无深度，且容易歧义。
那么本章该怎样译注，才会更好些呢？
《说为解字》，“慎，谨也”，谨慎、慎重；“终， 丝也”，意思是将丝线扎紧，象征结束，可引申为终点、结果。“慎终”，即谨慎结果。孔子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述而》篇），旨在希望世人不要仅凭感情或意气行事；这样，便容易冲动鲁莽，造成“冯河暴虎”的后果。“慎终”亦是如此：行事前，谨慎结果，便可为自己预留下思考的时间：此事是否可做、怎么做才能更好，以免只是一时兴起或是头脑发热，便仓促决定，造成胎死腹中或者是事与愿违。
终
《说为解字》，“追,逐也”，追赶，引申为追求、追取；“远，辽也”，引申为长远、久远。“追远”，即追求长远。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篇），旨在希望世人不要目光短视，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没有长远的打算与规划；这样，便不能防患于未然，甚至有可能会死于安乐。“追远”亦是如此：追求长远的利益，便不应仅顾眼前的利益，以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民《说为解字》，“众萌也”，百姓、民众，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人员。孔子虽然没有明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从其言行来看，孔子是赞成这种主张的。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篇）”，可见，在孔子的心中，并没有地位上的贵贱，而只有学问上的高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从这一的志向来看，其亲民思想亦见一斑。
孔子所敬重、推崇圣王亦无一不是重民：如尧“唯天则之”（《泰伯》篇，下同），效法于天，天生万物而不居功自傲；又如舜与禹“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禅位而得，又禅位而去，并未将权力之公器私用。尧、舜、禹，均是由民而来，其本质上来讲，仍是民，只不过是万民之首，“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罢了；且如果“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尧曰》篇）。
当然，孔子亦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按照钱穆先生所译“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论语新解》），这不是明显愚民吗？
然而，该章只需换一句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成“如果民众听从差使、劳役，那就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如果民众不听从差使，那就对其教化，启其心智”，如此理解，则更符合孔子“使民如承大祭”（《泰伯》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尧曰》篇）等重民主张。作为孔子的高徒，我想，曾子很有可能秉承了老师的重民主张。
在现代汉语中，“道德”通常被视作一个概念，指的是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然而，在古代，“德”与“道”，则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
什么是“德”？管仲说“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三国时候的王弼在注释《老子》时说“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而南宋理学家朱熹亦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四书集注·学而篇》），可见“德”有“得”之义。
在《论语》中，“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篇）、“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下同）、“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孔子心中，“忠、信和中庸”等，均属“德”的范畴；而“乡愿、道听途说”等，则属于无德的范畴。
同时可说明，《论语》中的“德”不仅包含有今天普遍认为品行，而且包含有正确思维方式，即我们所称的智慧。因为一个人无论是拥有“中庸”这样的“至德”，还是“道听途说”这样的“德之弃”，其折射出来的，不仅是该人的品行，还有智慧。有鉴于此，自己将《论语》中的“德”，定义为“人们改造事物的正确方法”；在西方哲学体系属“方法论”的范畴。
尽管“德”与“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联系十分紧密。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便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生长万物，而“德”养育万物；而孔子亦说“志于道”而“据于德”。
不妨打个比喻，有甲、乙两地，乙为风景名胜区，但由于甲、乙之间正式线路尚未开通，那么对于甲地之人，虽然很想去乙地游玩，奈何小路比较险阻，去的人自然便少。如今正式的线路虽然开通，从理论上讲，甲地之人，人人都可以去了，但并不见得人人便必去乙地游玩，比如有些压根就不想去；即使去，其速度亦不尽相同，有的人步行，有的人骑自行、摩托，有的人则开着小车。在这个比喻中，甲、乙之间是否开通正式线路，便属有没有“道”的问题；而正式线路开通了，想不想去、又选择何种方式去，便属有没有“德”的问题。
同理，虽然孔子认为，“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孔子亦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篇）。也就是说，即便天下有道，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通过诚实的劳动，改变“贫且贱”的面貌，即便“执鞭之士”，亦能“富而可求也”（《述而》篇）；但由于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其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如慵懒散等，那么这种人很是缺德，依然会被孔子以为“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知，所谓“民德”，即：民众的品行和智慧，类似于现在常说的国民素质，当然如伯峻先生译作“社会风气”，也是不错。“厚”，淳朴、厚道。谨慎结果、追求长远，社会风气便会归于淳朴厚道。
当然，如此译注，并非自己的首创，而是从南怀瑾、何新等少数几位先生。因为如此译注，既可使本章富有逻辑，又可使本章饱含深度：世间几乎所有的纷争，都来自于非理性因素，或感情、意气用事，或目光短视、追求眼前的利益。如果大家都能“谨慎结果、追求久远”，理性行事，那么世间的纷争将会大大减少，社会风气自然可以归厚。
故，虽然小众，自己亦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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