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串在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吗？ 虽然这听起来很幽默，但实际上却是个严肃的话题。
在法国，除了汉堡，一种名为“doner kebab”的烤肉串（doner kebab：早年人们将羊、牛、鸡肉用会旋转的贴扦插好放在炉上烤，现也像三文治般用阿拉伯面包夹着吃）也是最受人们欢迎的快餐食品之一。 它引起了极大意想不到的关注和争议，并带来了许多之前人们从未探索过的文化问题。
2017年12月，欧洲议会健康委员会投票禁止在冷冻“doner kebab”中使用磷酸盐添加剂。 出于为了公共健康的考虑，这本应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调整，但这一决定却引发了强烈抗议。
烤肉串的保存
德国欧盟议员雷娜特•索默(Renate Sommer, CDU)开了第一枪，她在自己的 Facebook上声称，这一决定可能导致数千人失业，为此买单的是无数小餐馆的所有者。
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欧洲媒体的关注: 《图片报》(Bild)重申了索默的担忧，《卫报》(The Guardian)、《共和报》(La republic blica)和《国家报》(El Pais)也迅速跟进。
由于反响过大，两周后，欧盟议会以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即将进行的评估为借口，推迟了这一决定。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件事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那样微不足道。人们的反应从绝望、愤怒到娱乐和喜悦，不一而足。这表明，在“doner kebab”普普通通的外表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当今欧洲社会面临的社会与身份认同问题。
对烤肉串的爱与恨
首先要说最重要的一点，在欧洲，这种烤肉串（doner kebab）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赢得了成千上万人的喜爱。它排除万难，成为了欧洲劳动者们的首选餐，堪称欧洲最典型的午夜小吃。
“doner kebab”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传入欧洲，当时，几位多年前从安纳托利亚流亡出来的希腊和亚美尼亚餐馆老板决定在菜单里添加这种菜品。当时，这是一道只有移民才知道的不起眼食物，他们认为这种烤肉串不仅廉价、好吃，也能使得自己与祖国保持象征性的联系。
当时这道菜名为döner kebap，与其它类似菜肴一道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有gyro (希腊语)、shawarma (阿拉伯语)和al pastor (西班牙语)等多种名字，各地之间叫法差异巨大。
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烤肉串才真正在西欧流行起来。随着去工业化的冲击，许多下岗工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土耳其的工人，决定转做食品服务。
由于缺乏丰富的烹饪知识和资金，这些人中的许多选择了做烤肉串。他们所开的平价餐厅主要针对工人、学生和移民——这些顾客只想找个朴实无华的地方随便饱餐一顿。 事实证明，这种烤肉串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欢迎，并逐渐在欧洲城市的社会和烹饪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产量巨大
“doner kebab”在欧洲越来越普及，受欢迎程度令人震惊。据报道，现在仅在巴黎，就有550多家烤肉串店；在英国，有17000家销售烤肉串的企业；而在德国，这个欧洲烤肉串的中心地，2017年人们每天会吃掉200万份“doner kebab”。
能取得这一成功十分令人惊讶，因为它并不依赖于全球食品集团的垄断，而是靠着成千上万独立食品销售商的“天才”。“doner kebab”不仅是种令人满意的、符合消费者文化和道德标准的饭菜，而且还能跟上欧洲饮食习惯的迅速变化。
然而，成功是有代价的。随着烤肉串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对它越来越警惕。已经有无数的文章报道了一些商店的不卫生状况，这将公众心目中的“doner kebab”与不健康划上了等号，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脂肪含量高、令人生厌的食物。
移民送给欧洲的礼物
尽管“doner kebab”的形象有时并不吸引人，但却得到了大量欧洲居民的热情支持。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顿平价、美味又可口的饭菜，还是是文化交流价值的生动体现。
在1999年的研究文章Döner Kebab and the social positioning struggle of German Turks中研究员Ayşe Çağlar 探讨了德国烤肉与土耳其移民之间的积极联系。她引用了上世纪80年代柏林支持外国移民的示威活动中喊出的口号:“Without foreigners, no doner kebabs!” 这种文化和政治联系远非仅限于德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点评，doner kebab简直就是“土耳其移民送给德国的礼物”。
土耳其研究中心(Centre for Turkey Studies)主席易卜拉欣•杜(Ibrahim do u)也表示:
"不起眼的烤肉串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它把移民和本地人团结在了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