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地，燕赵文化生生不息的沃土。之中，来自山西的晋剧派生为井陉晋剧，成为河北一个新剧种，并于2011年6月，正式列入全国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戏剧文化层面属性的包容与创生，是燕赵文化盛世魅力惊艳的话；一个三十三万人口山区县拥有一个剧种，且久唱不衰，更是燕赵文化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用山西戏曲文化学者话来讲，晋剧冀地派生井陉晋剧恰似“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有一比。
晋剧，山西省地方戏代表性剧种，名正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个剧种解放以前名叫“山西中路梆子”，俗称山西梆子，发祥于山西省中部晋中地区。然而，关于晋剧形成以及戏脉传入河北井陉，又是如何派生为井陉晋剧，却鲜为人知。
（一）根植沃土
井陉，以地形得名。宋代《太平寰宇记》说：“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陉，故谓之井陉”。据《述征记》和《吕氏春秋》记载，井陉是“天下九塞之六塞，太行八陉之五陉”，为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通衢咽喉。从文化属性上讲，井陉既是三晋文化与燕赵文化分水岭，也是两个边缘文化“井陉化”的千年古县。
“拉大锯，扯大剧，姥姥门前唱大戏！叫闺女、叫女婿，外甥乖乖也要去……。”这是一首在井陉沿传已久的古老童谣，也是幸存在井陉民间妇孺口中的戏缘，启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据有关专家学者从古镇天长城隍庙庙宇乐楼建筑风格上推断，戏在井陉出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而“井陉人儿路上走，山西梆子不离口”的文化现象，应该启于明盛于清。据山西省方志——《并州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已有“三倒腔”、“并州腔”的南路梆子戏（蒲剧），在太原府及平定州东四处（平定、昔阳、井陉、盂县）流行。文献记载：明末清初，山陕商业贸易向河北延伸，晋中酿造、皮货、染坊、当铺等商贸，出于生意拓展需要，晋商便把家乡梆子戏引进所经营地方以此取悦于顾主和壮其声势，多为店庆“打彩”（促销）、庙会礼神、城厢元宵节助兴压轴戏，也称唱“大戏”，而大戏只是有别“曲、道情、秧歌、花鼓、莲花落”等小戏而言。一是伴奏阵容大。梆子戏的乐队以“九手面”著称，分文武场。文场有呼胡（胡琴）、二弦、三弦、四弦，称“十一根弦”；武场有鼓板、铙钹、马锣、小锣、梆子。二是“角色脸谱化、剧目故事情节化”大场面。三是大戏台。台面有前后台，正面开“引商”、“刻羽”门供角色上下转场，两厢分置文武场伴奏。四是，“唱、念、做、打”表演程式。这种以唱功见长，文武帯打表演的“忠孝伦理、节义操守、善恶报应”故事情节戏，在晋商作俑下，很快博取了民众欢心，其忠孝节义、弃恶从善教化，不仅观众喜爱，而且官府认可。
从史学角度分析，井陉人喜爱山西梆子戏，源出有三：一是井陉半数以上明代晋中和晋南移民后裔，熟悉晋语；二是井陉与晋东山水相连，地处晋文化圈；三是“忠、孝”思想教化，有益社会风气，符合井陉县治文化。有关专家考证，这一时期流行的山西梆子戏属于蒲剧，也就是晋剧的母剧。
蒲剧源远流长，且命运多舛。史称：早在北宋年间，当北宋王朝的国都汴京的演出场所还被称作“勾栏”、“瓦舍”、“乐棚”的时俟，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砖木建筑、被称作“舞亭”、“舞楼”、“乐楼”的正式戏台了。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蒲州梆子戏日盛，有“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晋西古戏台楹联）”之势。清朝中叶，中国戏曲开始了“花部”（即梆子戏）和“雅部”（即昆曲）之争，山西民间赛戏之风也日趋炙热。大村镇往往同时邀两个戏班演出，叫做唱“对台戏”，还有同时邀请三个戏班的，以至出现了“连二舞台”、“连三舞台”、“品字舞台”之类的戏台布局。据《朔州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朔州有个知府叫汪嗣圣，颁布了一个《禁夜戏令》，企图改变这种风气。这个禁令说：“朔、武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而愚夫愚妇方且杂沓于稠人广众之中，倾耳注目，喜谈乐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风俗不正，端由于此。”另据《定襄志》载：乾隆年间，定襄县有个叫樊先瀛的举人给皇帝上了一个《保泰条目疏》（见《定襄补志》），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裁演剧，止夜唱，戒淫戏”。时，宫廷内部争斗，多以颂古非今演绎。蒲州梆子古装戏盛行诱发“扰民并有伤风化”奏呈御案，恰遇圣上余怒未消而横遭责难……。几经盛衰，到了道光初年（公元1820年），蒲州梆子才再度复兴，也就是所谓的“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
据《晋剧文史》记载：蒲剧由陕西秦腔派生，发祥于晋南蒲州，就是现在的临汾地区（永济县）。蒲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地域文化和方言归化，在晋北派生为北路梆子；在晋东南派生为上党梆子；在晋中派生为中路梆子。因此，蒲剧又有山西梆子母剧之称。相传，道光初年蒲梆再度北上来到晋中（太原），不仅喜逢晋阳文化复兴，而且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这些商人就以承包形式，容留蒲梆班社在中路地区长期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着手戏班的开始，而蒲梆在晋中地区漫长而又艰辛的繁衍过程中又因方言归化，并吸纳汾（阳）孝（义）干板秧歌和祁（县）太（谷）秧歌精华，逐步派生为中路梆子。显著特点为：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当时，为使唱腔和文武场面日趋完善，戏班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
相关史料显示：晋商东移繁荣了商路也沟通了戏路，井陉人不仅与晋中民众共同分享这个派生剧种，有的还能搭班唱戏。公元1842年，井陉县核桃园村有了子弟戏班，其当红戏角（兼班主）吴喜昌道光九年从艺平定梨园科班，业成出科后在平定州唱戏，闲暇之余将平生所学传回村里。所传剧目有：永寿庵、火焰驹、淮都关、反大同、明公断、回荆州、芦花河、打金枝、二进宫等。这既是井陉民间较早的戏班，也是山西中路梆子戏井陉本土化的开始。
史上，以戏为乐、以戏糊口，是唱戏的初衷。井陉本土戏班出现，引发了戏剧爱好者学唱中路梆子狂热，民间自乐班应运而生。咸丰初年，山西中路梆子迎来盛期，随着中路梆子戏脉急剧向东蔓延，晋中资深名角应邀或迫于生计先后弃唱改教，来到井陉“打戏”，众多古老剧目靠艺人口传心授流传下来。
井陉是个纯山区县，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而清代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又屡遭虫灾旱涝。苦涩岁月人们看戏往往是为了寻求安慰与乐趣，使艺术之“乐”与劳作之“苦”在心理上调节平衡，精神上得到一丝宽慰。因此，山西梆子戏有着广大的观众群体，这也是戏剧文化在井陉历经坎坷顽强生存的缘由。有史记载：南障城戏班建于咸丰六年（1856年），戏由昔阳艺人“小眼”传教；大小梁江戏班建于清末，戏由平定张庄艺人“锅底旦”传教；杨庄、柿庄、王邦、罗峪戏班均于清末，分别由昔阳艺人“小眼”、平定艺人“锅底旦”、榆次艺人“万人迷”传教；常坪戏班建于1890年，戏由晋中艺人“疙瘩黑”传教；台头戏班建于19世纪末，有晋中艺人张来喜传教；微水村戏班（新乐会）师承晋中艺人，建于清末；凉沟桥下的洪河漕、石瓮等村与山西盂县相连，最初戏由山西雁北艺人所教，唱的是北口调（北路梆子）。光绪年间，晋中艺人任申申落户井陉洪河漕教戏，石瓮村也请了平定艺人春成教戏，都改唱中路梆子（晋剧）。
据史料显示：清代中后期，井陉民间雅俗文化步入盛期。不幸的是，没落王朝难敌自然灾害横生，尽管民生泣血，中路梆子仍以雅文化魅力苦寒凝香，职业半职业戏班相继出现。如：南障城“苏太班”、“狗不理班”；王邦村的王小娃班；柿庄村的尹秉钧班；台头村的“母猪班”、“小不理班”、“玉小班”等等，在县内外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一些小村的折子戏，班底虽小但不示弱，常常在城隍坛韩信庙和城厢“同城戏”中抢尽风头，令大戏班颜面失色。这种艺术境界的“你无我有，你有我精”比拼，时刻激励着中路梆子在井陉不断推陈出新。据统计，县内一般村庄，每年至少唱一台戏，中心乡镇每年则多达五至十台戏，戏剧顺应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观众之中学唱、会唱中路梆子腔调的越来越多，哼唱中路梆子成为人们宣泄喜怒哀乐的时尚！而唱腔、唱词以及剧目典故也渐渐融入井陉方言俚语。
与此同时，民间吹奏班还把中路梆子的管乐和弦乐曲牌植入行乐，作为城乡婚丧寿庆“喜怒哀乐”流行乐。还有一点就是，戏剧百年向善教化让目不识丁的山乡观众入心入脑，并在戏理之中明礼美德，养成了“寓教于乐”的戏剧观和“苦乐交错，苦始乐终”的唯美欣赏传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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