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秉德系周恩来总理侄女1964年8月2日中午，西花厅好不热闹，后客厅里坐了周家三辈十五六口人，沙发上坐着伯伯、七妈（伯伯在周家大排行中排七，故伯母邓颖超让我们喊她七妈）、八妈陶华和爸爸、妈妈几位高辈分的，我们兄妹五人和堂哥周尔辉夫妇、周尔萃，远堂侄周国盛、周国镇，搬来椅子、高背竹椅同坐成一圈。我找了个合适记录的位置坐定。可能是职业习惯，也可能是当大姐的责任感，每次伯伯、七妈的谈话都是我记录，我的笔快，回去再整理出来，抄给每个弟弟、妹妹。这已经成了家中的惯例。
周恩来与侄子侄女们。右一为周秉德
先是七妈给我们讲怎么正确处理家庭中的关系，如何看待劳动、党团员和非党团员的关系和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讲完之后，我们就跟七妈一起到厨房端菜端饭。
偌大的一张饭桌坐得满满当当，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但吃得很香，伯伯、七妈不断招呼大家：多吃菜，别客气。不到半小时，大家饭饱汤足，知道伯伯事情太忙，很快又回到客厅刚才落座的位置上，等伯伯讲话。
伯伯双臂抱在胸前，在客厅里踱着步，这是我们都看惯了的，他走到秉宜面前停下来，对着秉宜以清亮的淮安口音发问：
“小咪，你说说我们国家有多大面积？”
周尔辉的爱人孙桂云脱口而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你是小学教师，当然应该知道！”伯伯转脸对着孙桂云接着问，“你再说说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亩?”
“这……”孙桂云的脸一下红了。
看得出，伯伯并不想为难侄媳，他又收回自己的目光继续问秉宜：“小咪，你知道你和国镇是怎样的关系？到上边哪一辈是一个人（同一个祖宗）？”
“不知道。”小咪摇摇头。
伯伯又转身问秉华：“小四儿，你知道不知道你和尔辉、尔萃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个什么祖？我和你父亲是不是同一个父亲？”
“我不知道。”秉华老实地同答。
“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应该了解嘛！”伯伯有些意外，他转过身，坐在身边的一张高靠背的小竹椅上，很耐心地对着大家侃侃而谈：
“我、同宇（我们的父亲周恩寿）和尔辉的父亲（恩硕，号潘宇）是同一个祖父。我们这辈人按大排行就算不清了，人太多了。我们这同一个祖父名攀龙、字云门，这名字有封建思想，想中科举。结果是秀才还是举人，不清楚了。他下面只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儿子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我的四伯贻赓（字曼青）无子嗣，行七的劭纲（字懋臣）生有我们三个，就是我、博宇（博宇是号，名恩溥）、同宇，我们的八叔贻奎生了潘宇一个，十一叔贻淦也没有孩子。
“我们的曾祖父光勋公，号樵水，这个名字还好些，还有个务农之意，他是地道的绍兴人，绍兴有他的坟。1939年我在新四军作战时，曾路过绍兴，公开回老家去看看，我们老家的地址是在绍兴保佑桥百岁堂。1939年那次，一位本家拿出了家谱给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四哥恩夔的名字，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六伯嵩尧回绍兴时写上去的。那位本家带我撑一条小船，看了这位曾祖的坟和本家其他十几个人的坟，坟在外凰山上，我还上了坟。那时已讲统一战线，如果不上坟，人家会说你共产党不认祖宗。”
“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十六亿亩耕地，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这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是城市个人增产，利用城市可利用的土地为自己补充食品，为国家减轻粮食负担，但绝不许走私，高价出卖。尔辉、孙桂云你们两个共产党员要做榜样。曾祖樵水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如果他们修，我一是要付钱，二是仍要平掉。当然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共同研究把坟平了。”
“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问题还很费了些脑筋呢！”
绍兴保佑桥百岁堂祖居
“说是绍兴人，不仅是因祖坟和家谱，更重要的是我们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你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不了。”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的房屋内景。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的房屋室外景。
“我们家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绍兴师爷的行会，把持、垄断师爷职业，全国两千多个县，多是绍兴师爷，上一级的府也是，哪个县的案子如果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上一级就不能让你打赢。做师爷的没有不贪污的，所谓‘清廉’，只是少拿些钱就是了。绍兴人大部分在外面当师爷，有了钱就回家置地，进行封建剥削。有人到外边办南货庄，进行商业剥削。”
“我的曾祖父下生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是老四，从绍兴师爷升到县知事，做官还不是剥削人？也可能不太大，因为他没买下土地，只留下了一处房子，在淮安驸马巷。还是我二祖父和我祖父合买的。”
伯伯接着说：“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六伯学得较好。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还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娶了两个妾。他的儿子恩夔，从小不读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负人，生了10个儿女，自己没能力供养，靠他父亲供养。封建家庭，上一代钱来得容易，就不会教育出好子弟来。”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八叔腿瘫了，十一叔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20岁，我刚1岁，就把我抱过来，过继给了十一婶。只有四伯到东北做了科长，我父亲老七能力不行，老实得很，不会扒钱，从我记事时，家里就破落了。具体地说，我们这个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没土地，只有房子，也不出租。”说实话，长到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周家是个这么庞大的家族。
伯伯喝口水润润嗓子，又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外祖父姓万，他被选在淮阴县做知事及淮安知府30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一般人都称赞他。他只有一个姨太太，共生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他身体非常好，活到90多岁，他最喜欢我们的妈妈——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小名叫冬儿。她从小开朗活泼，虽身为贵族小姐，却不像大家闺秀，不肯缠足，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一直到十一二岁才缠足。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
“万家在淮阴河北石版十里长街有所大房子，有90间房子、几进院子。我的父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来时，两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
“我上一代的四个兄弟中，十一叔死得早，我父亲和四伯父到外边去做事，家里的男人只有八叔一个，但他腿瘸，不管事。我7岁时，四妈死了。我9岁时，我妈和十一婶也死了，只有一个八妈带着我们这一辈兄弟四人，家中生活靠把房子押出去、到当铺去当东西，或者借钱过日子，有时四伯寄钱回来，还一笔账。但就是这样，还要装门面。
“小时候在家里，有两件事我最看不惯，一是破落下来还要装门面；一是搞。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
“我父亲和十八舅舅合起来买了一张，头彩是一万元，摆在我母亲手里，号码被一个亲戚知道了，开彩号码登出来后，他知道父亲他们得了头彩，想骗过去，对我父亲说他要帮助查号，要把拿过去。我母亲精明，不肯给那个亲戚，怕他给调了包，一定要自己对，一对，正得头彩！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讲排场。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债主们听说，又都来讨债，亲友们又纷纷来祝贺，住下来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压力沉重，想躲一躲，决定暂时搬到她的娘家淮阴。只有父亲、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和十一婶我们六人搬去了，是住在外祖母家（我刚出生时外祖父就去世了）。但人家人多，我们刚发了财，长住人家也不好，就搬到西头的陈家花园住了一年多，这所房子有14间屋子。但父亲做事一个月只有16元，钱很快就花完了，别人给他介绍到湖北做事，家里就借钱过日子。
战争年代周恩来贴身携带的黑皮夹，皮夹左边是父亲的遗像。
“母亲又劳累，又愁闷，得了肺结核，半年就死了，父亲都没来得及见上她一面。她死后，十一婶对我说：‘我也活不长了。’不久她也死了。这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9岁，母亲死时，棺材是借钱买的，是楠木的，已经很好了。但外祖母还一定要搞什么七层漆，五层麻，逼得我9岁时就要拼命想办法再去借钱。
“得，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了。
“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和同宇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是从小就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从10岁到12岁，我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们的生日、祭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到外婆家要走30里地，还要坐船过河，连吃饭都困难，还要搞这种虚排场，就想这家真难当！
“我12岁，四伯把我接到东北去读书了。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
1911年初，周恩来在沈阳留影
“我身体好，是到东北以后跟四伯父住在一起。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上学，冬天夏天每天都要有室外的体育锻炼，把身体锻炼好了；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另外学会了交朋友，我由南方到了东北，说话口音重，同学们骂我是‘南蛮子’，每天打我，欺负我，大同学还扒下我的裤子打我，我被打了两个月，被逼得想出办法，我就交朋友，他们再打我，我们就对打，他们就不敢再打我了。东北的几年对我很有好处呢!
14岁的周恩来
“四伯接我出来念书，念中学时，先供我一年，后来因我成绩好，就公费了。到‘五四’时，对家庭有认识了，想脱离家庭。后来到日本、法国去学习，都靠同学、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奋斗。以后加入了党，与家不通信，怕我加入了党，连累了家庭。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没说是伯父。
青年周恩来
“我在24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我对家庭这样的认识，是一步步来的。
“好，对我们周家情况就先讲到这里。下星期天再来，我们接着谈。”
“伯伯，下星期主要谈什么？”我放下笔记本忙着问。
“听你们七妈说，你们都想去听我给大学生作的过‘五关’的报告，七妈没答应是对的，凡事应按组织原则办。下星期。我专门为家里人讲一次，你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则是尽义务吧!”
“太好了!”大家一片叫好声，真为有这样的荣幸感到自豪和骄傲！确实，在那个时代，我们从没想过因为有个当总理的伯伯可以开什么后门，生活、工作上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但很看重政治上能得到伯伯直接的关怀和帮助！因为他太忙，像这样一次两个小时的与家人谈话的机会实在也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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