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秉德系周恩来总理侄女

1964年8月2日中午,西花厅好不热闹,后客厅里坐了周家三辈十五六口人,沙发上坐着伯伯、七妈(伯伯在周家大排行中排七,故伯母邓颖超让我们喊她七妈)、八妈陶华和爸爸、妈妈几位高辈分的,我们兄妹五人和堂哥周尔辉夫妇、周尔萃,远堂侄周国盛、周国镇,搬来椅子、高背竹椅同坐成一圈。我找了个合适记录的位置坐定。可能是职业习惯,也可能是当大姐的责任感,每次伯伯、七妈的谈话都是我记录,我的笔快,回去再整理出来,抄给每个弟弟、妹妹。这已经成了家中的惯例。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1)

周恩来与侄子侄女们。右一为周秉德

先是七妈给我们讲怎么正确处理家庭中的关系,如何看待劳动、党团员和非党团员的关系和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讲完之后,我们就跟七妈一起到厨房端菜端饭。

偌大的一张饭桌坐得满满当当,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但吃得很香,伯伯、七妈不断招呼大家:多吃菜,别客气。不到半小时,大家饭饱汤足,知道伯伯事情太忙,很快又回到客厅刚才落座的位置上,等伯伯讲话。

伯伯双臂抱在胸前,在客厅里踱着步,这是我们都看惯了的,他走到秉宜面前停下来,对着秉宜以清亮的淮安口音发问:

“小咪,你说说我们国家有多大面积?”

周尔辉的爱人孙桂云脱口而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你是小学教师,当然应该知道!”伯伯转脸对着孙桂云接着问,“你再说说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亩?”

“这……”孙桂云的脸一下红了。

看得出,伯伯并不想为难侄媳,他又收回自己的目光继续问秉宜:“小咪,你知道你和国镇是怎样的关系?到上边哪一辈是一个人(同一个祖宗)?”

“不知道。”小咪摇摇头。

伯伯又转身问秉华:“小四儿,你知道不知道你和尔辉、尔萃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个什么祖?我和你父亲是不是同一个父亲?”

“我不知道。”秉华老实地同答。

“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应该了解嘛!”伯伯有些意外,他转过身,坐在身边的一张高靠背的小竹椅上,很耐心地对着大家侃侃而谈:

“我、同宇(我们的父亲周恩寿)和尔辉的父亲(恩硕,号潘宇)是同一个祖父。我们这辈人按大排行就算不清了,人太多了。我们这同一个祖父名攀龙、字云门,这名字有封建思想,想中科举。结果是秀才还是举人,不清楚了。他下面只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儿子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我的四伯贻赓(字曼青)无子嗣,行七的劭纲(字懋臣)生有我们三个,就是我、博宇(博宇是号,名恩溥)、同宇,我们的八叔贻奎生了潘宇一个,十一叔贻淦也没有孩子。

“我们的曾祖父光勋公,号樵水,这个名字还好些,还有个务农之意,他是地道的绍兴人,绍兴有他的坟。1939年我在新四军作战时,曾路过绍兴,公开回老家去看看,我们老家的地址是在绍兴保佑桥百岁堂。1939年那次,一位本家拿出了家谱给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四哥恩夔的名字,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六伯嵩尧回绍兴时写上去的。那位本家带我撑一条小船,看了这位曾祖的坟和本家其他十几个人的坟,坟在外凰山上,我还上了坟。那时已讲统一战线,如果不上坟,人家会说你共产党不认祖宗。”

“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十六亿亩耕地,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这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是城市个人增产,利用城市可利用的土地为自己补充食品,为国家减轻粮食负担,但绝不许走私,高价出卖。尔辉、孙桂云你们两个共产党员要做榜样。曾祖樵水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如果他们修,我一是要付钱,二是仍要平掉。当然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共同研究把坟平了。”

“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问题还很费了些脑筋呢!”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2)

绍兴保佑桥百岁堂祖居

“说是绍兴人,不仅是因祖坟和家谱,更重要的是我们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你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不了。”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3)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的房屋内景。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4)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的房屋室外景。

“我们家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绍兴师爷的行会,把持、垄断师爷职业,全国两千多个县,多是绍兴师爷,上一级的府也是,哪个县的案子如果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上一级就不能让你打赢。做师爷的没有不贪污的,所谓‘清廉’,只是少拿些钱就是了。绍兴人大部分在外面当师爷,有了钱就回家置地,进行封建剥削。有人到外边办南货庄,进行商业剥削。”

“我的曾祖父下生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是老四,从绍兴师爷升到县知事,做官还不是剥削人?也可能不太大,因为他没买下土地,只留下了一处房子,在淮安驸马巷。还是我二祖父和我祖父合买的。”

伯伯接着说:“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六伯学得较好。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还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娶了两个妾。他的儿子恩夔,从小不读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负人,生了10个儿女,自己没能力供养,靠他父亲供养。封建家庭,上一代钱来得容易,就不会教育出好子弟来。”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5)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八叔腿瘫了,十一叔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20岁,我刚1岁,就把我抱过来,过继给了十一婶。只有四伯到东北做了科长,我父亲老七能力不行,老实得很,不会扒钱,从我记事时,家里就破落了。具体地说,我们这个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没土地,只有房子,也不出租。”说实话,长到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周家是个这么庞大的家族。

伯伯喝口水润润嗓子,又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外祖父姓万,他被选在淮阴县做知事及淮安知府30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一般人都称赞他。他只有一个姨太太,共生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他身体非常好,活到90多岁,他最喜欢我们的妈妈——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小名叫冬儿。她从小开朗活泼,虽身为贵族小姐,却不像大家闺秀,不肯缠足,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一直到十一二岁才缠足。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6)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

“万家在淮阴河北石版十里长街有所大房子,有90间房子、几进院子。我的父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来时,两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

“我上一代的四个兄弟中,十一叔死得早,我父亲和四伯父到外边去做事,家里的男人只有八叔一个,但他腿瘸,不管事。我7岁时,四妈死了。我9岁时,我妈和十一婶也死了,只有一个八妈带着我们这一辈兄弟四人,家中生活靠把房子押出去、到当铺去当东西,或者借钱过日子,有时四伯寄钱回来,还一笔账。但就是这样,还要装门面。

“小时候在家里,有两件事我最看不惯,一是破落下来还要装门面;一是搞。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

“我父亲和十八舅舅合起来买了一张,头彩是一万元,摆在我母亲手里,号码被一个亲戚知道了,开彩号码登出来后,他知道父亲他们得了头彩,想骗过去,对我父亲说他要帮助查号,要把拿过去。我母亲精明,不肯给那个亲戚,怕他给调了包,一定要自己对,一对,正得头彩!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讲排场。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债主们听说,又都来讨债,亲友们又纷纷来祝贺,住下来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压力沉重,想躲一躲,决定暂时搬到她的娘家淮阴。只有父亲、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和十一婶我们六人搬去了,是住在外祖母家(我刚出生时外祖父就去世了)。但人家人多,我们刚发了财,长住人家也不好,就搬到西头的陈家花园住了一年多,这所房子有14间屋子。但父亲做事一个月只有16元,钱很快就花完了,别人给他介绍到湖北做事,家里就借钱过日子。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7)

战争年代周恩来贴身携带的黑皮夹,皮夹左边是父亲的遗像。

“母亲又劳累,又愁闷,得了肺结核,半年就死了,父亲都没来得及见上她一面。她死后,十一婶对我说:‘我也活不长了。’不久她也死了。这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9岁,母亲死时,棺材是借钱买的,是楠木的,已经很好了。但外祖母还一定要搞什么七层漆,五层麻,逼得我9岁时就要拼命想办法再去借钱。

“得,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了。

“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和同宇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是从小就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从10岁到12岁,我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们的生日、祭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到外婆家要走30里地,还要坐船过河,连吃饭都困难,还要搞这种虚排场,就想这家真难当!

“我12岁,四伯把我接到东北去读书了。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8)

1911年初,周恩来在沈阳留影

“我身体好,是到东北以后跟四伯父住在一起。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上学,冬天夏天每天都要有室外的体育锻炼,把身体锻炼好了;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另外学会了交朋友,我由南方到了东北,说话口音重,同学们骂我是‘南蛮子’,每天打我,欺负我,大同学还扒下我的裤子打我,我被打了两个月,被逼得想出办法,我就交朋友,他们再打我,我们就对打,他们就不敢再打我了。东北的几年对我很有好处呢!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9)

14岁的周恩来

“四伯接我出来念书,念中学时,先供我一年,后来因我成绩好,就公费了。到‘五四’时,对家庭有认识了,想脱离家庭。后来到日本、法国去学习,都靠同学、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奋斗。以后加入了党,与家不通信,怕我加入了党,连累了家庭。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没说是伯父。

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周总理讲家事忆童年)(10)

青年周恩来

“我在24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我对家庭这样的认识,是一步步来的。

“好,对我们周家情况就先讲到这里。下星期天再来,我们接着谈。”

“伯伯,下星期主要谈什么?”我放下笔记本忙着问。

“听你们七妈说,你们都想去听我给大学生作的过‘五关’的报告,七妈没答应是对的,凡事应按组织原则办。下星期。我专门为家里人讲一次,你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则是尽义务吧!”

“太好了!”大家一片叫好声,真为有这样的荣幸感到自豪和骄傲!确实,在那个时代,我们从没想过因为有个当总理的伯伯可以开什么后门,生活、工作上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但很看重政治上能得到伯伯直接的关怀和帮助!因为他太忙,像这样一次两个小时的与家人谈话的机会实在也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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