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即布朗宁夫人(1806~1861)英国诗人。出身于富裕的家庭，自幼聪慧，在乡村度过幸福的童年生活。15岁时从马上摔跌下来，伤了脊椎骨，长期卧病在床，博览群书，醉心于诗歌创作。
伊丽莎白是一个位很有天赋的女性。能阅读希腊文原版的荷马史诗和希伯莱语的《圣经》。早在13岁时，其父便私下出版了她称之为"伟大史诗"的作品以及《马拉松战役》。20岁时又出版她的第二部诗集。1833年她翻译的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问世。同年随家迁居伦敦，结识了华兹华斯等诗人。1838年，她以诗集《天使及其他诗歌》成名。她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1844年发表了短诗《孩子们的哭声》，愤怒抗议资本家对儿童的摧残和剥削。这首诗对敦促国会讨论反奴役儿童议案起过一定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诗人的声望。
1845年她第一次与罗伯特相见，此前他们已为诗歌神交已久，据说有一段时间两人每天一封信。罗伯特与她见面后，便开始了热烈的追求，丝毫不介意她大他6岁，年已39，且久病在床。
在罗伯特的爱与鼓励下，她创造自己的奇迹，她开始离开她蜷缩了多年的屋子，先是被人抱着下楼，接着可以在搀扶下自己下楼了。第二年的春天，在遇见勃朗宁之前在病床上躺了24年的巴莱特可以自己走到大街上了，爱情所创造的生命奇迹终于使她可以回报勃朗宁的执着了:"如果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我的健康更好一些，那么到那时候，由你决定吧。"
1846年，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和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私奔，在教堂举行简单的婚礼后，各自出发逃往意大利，并在比萨会合，去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成功了。三年后，即1849年，他们已在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定居。一日，伊丽莎白送给她的丈夫一件珍贵的礼物--44首她为丈夫写的十四行诗，里面有开始时的怀疑，与家庭抗争的恐惧，与爱人的甜蜜，及最终爱的胜利的喜悦。据说勃郎宁夫人是在婚前的恋爱中写下这40多首爱情十四行诗，直到婚后才悄悄放入丈夫口袋，并说如果他不喜欢就烧掉它们。勃郎宁读后说，我决不敢私藏自莎士比亚以来无论任何语言中最美的十四行诗。因此，这些诗得以印行。1850年，勃朗宁夫妇出版了那44首诗，但做了些伪装。他们用"葡萄牙十四行诗集"为这44首诗命名。伊丽莎白的浪漫婚姻促成了她的，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最美丽的爱情商籁体诗。
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15年。15年中从不曾有一天分离过，就像他们结婚前从不曾有一天中断过情书一样。1861年6月29日，勃朗宁夫人只是患了轻微的感冒，晚上，她依偎着她的爱人，"用最温存的话表达她对他的爱恋"，直到她在他的胸前睡去。
伊莉莎白·巴莱特·勃朗宁再也没有醒来。
在意大利期间，除发表了《葡萄牙十四行诗集》(1850)外，还写下《圭迪公寓的窗子》(1851)和《在大会以前写的诗》，同情并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直至1861年突然去世前，她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达了激进的观点，她痛斥为追求女权而斗争。她说:"我深信，这个社会的破灭需要的不是关闭门窗，而是光明和空气。"
1799年的亲笔信
奥斯汀笔下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但却都体现了奥斯汀本人的婚恋观。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影响了各个阶层，当时的乡村贵族、地主青年在婚恋问题上也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资产阶级关于人性和人道的一些思想观。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充分体现了奥斯汀所向往的婚恋模式，伊丽莎白在和达西的交往当中，崇尚男女平等的原则，摒弃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点，并且认为高尚的情感是人们的正常需要。同时，奥斯汀笔下的理想婚姻除了平等、尊重以外，还有自由和理解，她希望以此来帮助人们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从而找到自我，实现自我。
艺术特色
简·奥斯汀作品《爱玛》封面奥斯汀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由于奥斯汀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封建势力强大的乡村，加之家境殷实，所以生活圈子很小。这使得她的作品往往局限于普通乡绅的女儿恋爱结婚的故事当中，而她的作品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封建势力的观点。作品主要通过淑女绅士们的社会交际，日常对话来反映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标准。这使得奥斯汀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通俗读物。但是，尽管奥斯汀的作品被比喻为"两寸象牙雕"，但是她仍然通过绅士太太们的日常对话交际来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百态，用幽默的语言来讽刺了惟利是图、爱慕虚荣的现象，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
人物影响
签名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奥斯汀的小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奥斯汀的小说出现在19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18世纪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做了准备。虽然其作品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被誉为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
简·奥斯汀不缺乏读者，就连当时还是摄政王的乔治四世都痴迷于她的作品。
简·奥斯汀印在10英镑纸币上1923年，简·奥斯汀小说被查普曼(Robert Chapman)校勘之后再版，终于让她的小说上升到"严肃文学"的殿堂，从此对她小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视角，可以把她的作品诠释成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文化保守主义、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讽刺中产阶级的虚伪、同性恋。
新一轮的全球性"奥斯汀狂热"是从1995年开始，出发点是1995年BBC拍摄的6集电视连续剧《傲慢与偏见》，其高水平的编剧、精准的角色选择以及详尽的历史细节，一下子在英国造成轰动，引发一系列的改编。一两年内，相继出现了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两个版本的《爱玛》、电影《劝导》等等。简·奥斯汀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地被重拍，她本人的经历也几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
2013年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出版200周年，继英国皇家邮政专门发行邮票纪念之后，英国中央银行宣布，简·奥斯汀的头像将被印制在新版10英镑纸币上，以此向她致敬。
人物评价正面评价奥斯汀在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感情以及许多错综复杂的琐事方面，确实具有才能，这种才能极其难能可贵，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能以细致的笔触，把平平凡凡的事情和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英国作家司各特评)
奥斯汀远比她表面上看来的那样更具有深刻的情感。她激发读者去填补语言之外的内容。她提供给读者的看似琐屑，但其中的内涵却足以拓展读者的思维，赋予读者以各种生活场景的永恒形式。(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评)
负面评价奥斯汀的视角过于狭隘。(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评)
一个图书馆只要没有奥斯汀的书就是好图书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评)
1811年7月18日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萨克雷是独生子，他父亲是英国人，任职于东印度公司，母亲比父亲要年轻许多。1817年父亲去世后，他被送回英格兰继续上他憎恶的私立小学，随后又转入查特豪斯的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他经常受人欺侮和鞭打，境况更加悲惨。6年以后，也就是1829年萨克雷离开那所公立学校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大学里他只待了一年多一点。对于萨克雷来说，在大学的日子比在查特豪斯的日子要快乐一些，但在这两个地方，他在社会活动上成绩斐然而学术上却平平庸庸。
剑桥期间，萨克雷为本科生期刊《势利人》撰稿，曾发表过一篇针对丁尼生的获奖诗歌《廷巴克图》写的滑稽戏，并且还同丁尼生、《鲁拜集》的翻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威廉·布鲁克菲尔德等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谊。他参加学生会的辩论活动，而且挥霍无度，没有取得学位就离开了大学。
初入社会父亲为萨克雷留下了大量的财产，因此他有经济能力四处旅游以及活跃于他所热衷的社会活动。离开剑桥的那年，他到德国魏玛学艺术，在那里度过几个月的时光，并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歌德。回到伦敦以后，他又开始研究法律，断断续续一年以后，感觉对法律也不感兴趣，便放弃了这一职业。1833年，他因购买和经营一份昙花一现的报纸《国家标准》而赔了一大笔钱。萨克雷盲目投资，生活上挥霍无度，到1834年时他便把父亲留给他的遗产挥霍一空，于是他不得不开始为自己生计而奔波。他一直以来就在绘画方面有些天赋，于是决定到巴黎学绘画。可是同以往一样，也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功，但他掌握了卡通绘画的基本技巧并能够在日后为自己的作品做插图。1836年《匹克威克外传》面世以后，他曾申请为狄更斯的作品配图，没有获得成功。在一周8畿尼金币收入的诱惑下，他进入《立宪》报社担任驻巴黎的通讯员。这是一份激进的报纸，萨克雷的继父是该报社的社长。
婚姻家庭1836年8月，萨克雷同一名叫伊丽莎白·肖恩的爱尔兰姑娘结婚。他们一共生了3个女儿，只有两个活了下来。大女儿叫安妮，也就是里奇夫人，后也成为了一名小说家和散文家。第三个女儿出世以后，萨克雷夫人精神失常的症状与日俱增，到1842年，她神经完全失常，不得不被隔离起来。她比萨克雷多活了30年，但精神再也没有恢复过正常。由于婚姻的悲剧，萨克雷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的责任。妻子活着，他没有条件再娶，因此他的家庭生活无疑孤独凄惨。
声名鹊起萨克雷结婚后没几个月，《立宪》报破产，他不得不为其它期刊包括《泰晤士报》写稿，充当雇佣文人。在新创办的《弗雷泽杂志》上他发表了第一部成名之作《尝试记者》(1837-1838年)。在该作品中，萨克雷虚构了一个爱出风头而又自以为是的男仆，装模作样令人觉得荒谬可笑。后来的作品中他也常常表现这一主题。萨科雷的评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在《弗雷泽杂志》上相继发表，其中1839-1840年创作的《凯瑟琳》最引人注目，讽刺了类似《纽格特的日历》的犯罪类小说。1841年的《霍家蒂钻石》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商场上的腐败和投机。1844年的《巴里·林登》是一部关于一个18世纪的爱尔兰传奇人物自传的作品，故事从主人公年轻无赖时起一直写到狱中死亡。萨克雷从1842年开始陆续给新办的杂志《反击》供稿，同时也给《势利人》写稿。1848年，他把在《势利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集结成册，取名为《势力集》。该书的出版为萨克雷赢得了社会讽刺作家的头衔，从此声名鹊起。
萨克雷在《势利人》工作时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名利场》(1847-1848年)的创造，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采用每月连载的形式发表。故事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英国，而对势力和愚昧的宏观见解却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全书以家庭女教师以瑞比卡·夏普在名利场中的冒险为中心展开，她大胆泼辣，为求名利不惜代价，是英国小说中描写最为生动的文学形象之一。继《名利场》之后，萨克雷于1848-1850年间连载了《潘丹尼斯的历史》，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可爱而又出手大方的年轻人的经历，很明显其中许多描述的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
四处讲学萨克雷热爱社交，非常向往上流社会的舒适生活。一方面他同上层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往往又是他作品中的讽刺对象。由于妻子精神病无法治愈，萨克雷不能跟她沟通，只有同朋友交流才能遣解心中的郁闷。在妻子精神失常后的几年，是他剑桥的密友之一威廉·布鲁克菲尔德给他安慰，让他度过了极度悲伤的时光。但随着时间推移，萨克雷真心爱上了布鲁克菲尔德的夫人。1851年秋天，布鲁克菲尔德明智地告诉妻子要少同萨克雷交往。这段友谊是萨克雷的精神支柱，由于关系的断绝，他本人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感情打击。
为了忘记这段伤心史，为了让女儿们在经济上有更大的保障，萨克雷开始四处讲学。尽管在公众讲学时也遭遇许多尴尬境况，但是他关于"18世纪英国幽默作家"的六个演讲获得了极大成功。受此鼓励，他决定到美国去讲学，因为他对幽默作家做过仔细研究，所以有较好的条件。到美国之前，他出版了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该作品是以他最喜爱的一段历史时期，即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为背景创作完成的，书中所讲的艾斯芒德和凯斯特伍德的爱情故事，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对布鲁克菲尔德夫人的情感写照。这部作品也许是萨克雷作品中唯一没有采用连载形式写成的小说，因此这部作品在结局和组织结构安排上比其它任何一部都更加成功。1852-1853年，除了收入2500英镑，萨克雷还在美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萨科雷的得意之作，童话《玫瑰与戒指》于1855年正式出版，《钮可谟一家》同时也开始连载。《钮可谟一家》也是萨克雷自己年轻时的生活写照。男主角克第夫是一个天资聪明的年轻人，一直梦想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生活中遭受了挫折。男主角的第一次婚姻也是萨克雷早期不幸婚姻的追忆。然而，全书在人物刻画方面最引人入胜，最突出的是克第夫难以捉摸却又魅力四射的情人埃塞尔，和可敬而又无辜的老上校纽卡姆。
1855年，萨克雷再次去了美国，这次是为他自己已经出版的作品《四个乔治》做学术演讲。回国以后，他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与了1857年7月在牛津举行的议会大选，但未获成功。10年以后他又参与《改革法案》的起草，主张扩大选举权。
叱咤文坛这时，他已经开始与狄更斯齐名。他们的关系虽谈不上亲密无间但一直以来都很友好。但他们曾有过一次争吵，而这仅有的一次争吵直至萨克雷临死之前才得以平息。他同狄更斯一样对人民遭受的苦难给予了深刻的同情，他作品中感情脆弱的"好女人"有时会对社会冷嘲热讽甚至产生愤世嫉俗的情绪，这在当时有点不易为人们接受，但却很容易为现代人喜爱。萨克雷尤其擅长创作滑稽作品，在《笨拙先生的获奖小说家》这部嘲讽与他同时代作家的系列作品中，他这方面的才能得到了最好的阐释，这部滑稽戏1856年又在《名家小说》中再版。萨克雷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但他几首欢快的律诗，如《法国炖鱼民谣》则被认为是他此类作品中的经典。
萨克雷的另一部伟大作品是《弗吉尼亚人》(1857-1859年)，继续讲述了英国人亨利·艾斯芒德的两个双胞胎孙子的命运。小说通过两条主线分别展开，一个是以当时生活节奏加快且追求时尚的英国为背景，另外一个则是以正在进行国内统一战争的美国为背景。
受丰厚薪水诱惑，1860年他开始担任《康希尔杂志》第一任主编，尽管他并不太适合那项工作，但做起来还是得心应手。他的编辑风格和标准与他生活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他曾经拒绝刊登布朗宁女士为杂志写过的一首诗，就是因为她诗中"有一段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合法的情感叙述"。由于萨克雷本人的声望加上《康希尔杂志》所附的极高酬稿，不少名家纷纷向该杂志投稿，著名的有马修·阿诺德、丁尼生、特罗洛普、罗金斯及萨克雷的女儿安妮等。
萨克雷的最后三部小说也是在《康希尔杂志》上刊登的，即1860年的《鳏夫洛弗尔》，1861-1862年的《菲利普历险记》，1864年的《丹尼斯·杜瓦尔》。《鳏夫洛弗尔》是由早期一部并不成功的两幕剧改编而成的简短小说。《菲利普历险记》一共有10集，其中最后一集是作者根据自己早期生活改写而成的。《丹尼斯·杜瓦尔》没有全部完成，该作品讲述的是他特别喜爱的18世纪的一个历史浪漫作品。在《康希尔杂志》上刊登的还有他晚年最好的作品，趣味闲谈系列以及大家较为熟悉的随笔集《拐弯抹角的随笔》。同其他精彩作品一样，这些都是作者的回忆与自传。
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萨克雷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健康，1863年12月他在伦敦的肯辛顿骤然辞世。
地方色彩
哈代的小说以他所生长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
他将这些小说大体分为3类:性格与环境的小说、罗曼史与幻想的小说和精于结构的小说。其中以第一类最为重要。属于此类的长篇小说有《绿林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居人》、《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一般认为它们是哈代思想、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其中又以悲剧故事《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最为杰出。前者写贫苦美丽的挤奶女工苔丝因年轻无知而失身于富家恶少亚雷·德伯，受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煎熬，最后失去自己真心爱恋的安玑·克莱，悲愤绝望之中，杀死亚雷，坦然走上绞架。后一部小说写贫苦善良的孤儿裘德·范立奋发自学欲赴高等学府深造，但无入门之道。他与志趣相投的表妹淑·布莱德赫双双摆脱法定配偶而自由结合，但为社会所排斥，流浪街头，最后家破人亡。
这些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先进思想，向维多利亚时代旧有习俗观念和制度提出严正挑战，在当时遭到非议。他的性格与环境的小说，大多是通过描述男女主人公一生的奋斗、追求、幻灭，反映人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与环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剧烈冲突，因而富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哲理。属于罗曼史与幻想的小说，大致包括《一双湛蓝的秋波》、《司号长》、《塔中恋人》、《意中人》，侧重描绘以浪漫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人生图景。精于结构的小说有《计出无奈》、《埃塞贝妲的婚事》、《冷淡女子》等。在这类作品中，哈代着意进行了小说结构技巧方面的实验，从中可以看出哈代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所作的多方面探索和尝试，以及他与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潮流的联系。后两类作品的思想主题往往也与性格与环境的小说相通，而且更加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其中也不乏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佳作。他的中短篇小说，或嘲讽世事人生，或探索心理活动，或记述浪漫传奇。其中如《三怪客》等，已跻入世界中短篇小说佳作之林。哈代小说风格多变，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他因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成为英国19世纪后期的代表作家。
哈代把坦诚表现现实当作他文学创作的最根本原则。他没有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赞美自然，号召人们回归自然，以此表现对人类社会的厌恶。他的作品主要关注的不是自然，而是人本身。因此，他不满足于"事物的表象"，而"要探寻事物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深刻现实"。对他来说，自然并不是值得人们羡慕的东西，值得钦佩的是人的理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由于哈代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描绘现实生活，他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是社会中的普通人，身上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出于艺术上的原因，他也不愿意塑造彻头彻尾的恶棍。他的所有人物都有着人性，即使《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亚雷也不例外。
哈代作品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在普通人生活中搏动的强烈兴致、激情和生活谋略"是足以让艺术家创作一生的主题，所以，文学作品应当是"普通生活的精确描述"。他在作品中描写自己所熟悉的乡村生活，表现人们壮志未酬的悲剧。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是由菲尔丁开创、哈代忠实效仿的英国小说传统。
然而，普通人的生活也许会很平淡。哈代认为，艺术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既要忠实于生活，又要吸引读者，因此，艺术家应当描写"人类精神和肉体方面非同寻常的爱情"。所谓"非同寻常"指的是事件，而不是人性，因为"人性决不可以是变态的，否则就会失去可信性"。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在平凡与不平凡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引起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增加作品的现实性。
哈代的诗冷峻、深刻、细腻、优美，言简意赅，自成一格，较他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意识。诗剧《列王》是哈代思想艺术集大成之佳作。它以拿破仑战争为题材，囊括了欧洲与战争有关的种种地区和场所，出场人数达数百人。它属于不供演出用的案头剧，气势宏伟，语言优美，运用无韵诗、有韵诗及散文3种文体形式。哈代凭借战争进程中的各个重要环节，进一步深入阐发了他以往在小说和短诗中表达的思想。这部诗剧是作者近60年文学创作的深化和总结。
悲剧色彩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他认为苔丝和裘德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他把工人、农民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作弄，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有时作者还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由于他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留恋，他在小说中常常很细致地描写古老的风俗习惯和农村的自然景色。
在悲剧的探索中，哈代发现了最高层次的悲剧主题:"有价值的事物受到不可逃避的环境的扼杀"。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环境是巨大的异己力量，非人力所能抗拒的悲剧所表现的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悲剧主人公在寻求自我实现中表现出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不管生活多么悲惨，也不管结局多么惨烈，他们决不回避生活，而是正视残酷的生活现实。他们没有去阻止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因为他们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悲剧创作中，哈代肯定人的感情、追求和在逆境中的抗争精神，因为悲剧与清静无为无缘。作为一位关注生活悲剧性的作家，哈代努力探索生活悲剧的成因，并试图找出摆脱生存困境的途径。
宗教反叛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发展，哈代的故乡这个英国南部残存的宗法制农村受到了猛烈冲击，农村社会走向毁灭，农民阶级逐渐解体。从农民遭受的不幸与灾难的社会现实中，哈代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与自私的本质，并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基督教的悲观与绝望中。
1864年前后，哈代开始抨击基督教道德的虚伪性与僵死教条，对基督教提出质疑，并显露出叛逆的倾向。而在他的众多小说里，尤其是在后一阶段的作品当中，都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叛。
哈代小说中的反基督教倾向之一，体现在作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和歌颂上。哈代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反对压抑和摧残人性，讴歌人的自然、美好的感情和爱情，热情颂扬积极、进取、自由的人道主义精神。
哈代小说中的反基督教倾向之二，是体现在作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上帝和基督教伦理精神。这种倾向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艺术特色在19世纪末期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哈代也积极在思想内容、题材和技巧方面力求创新，如在表现女性形象时，力求展现真实女性及其生活体验，摆脱将女性形象进行"天使""魔鬼"式简单二元性分化，展现她们丰富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思想见解。但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这是男权社会文化和男性身份在他思想意识和作品中打上的双重烙印。如他仍旧带着男权中心文化的思想来看待女性和描写女性，在表现她们时将其塑造成男性双重的客体仍旧以第二性的"他者"身份存在:在同情她们不幸遭遇的同时也谴责她们的欲望对男性和秩序的威胁和破坏。
但同时，在哈代身上及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性是建立在时代变革的客观根基上，他自己也无法从男权思想主导的历史语境中抽身而出。此外，他时常在小说中流露出唯心主义和宿命论色彩，人不过是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一种产物，女性的不幸也是命定的，是个无意识的意志力在操纵一切，女性的抗争也是徒劳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力度。
人物评价哈代在小说中，在主人公微小的行动背后设置一个莫测的大自然可怕的行动背景，将人类的意识所把握和构建的小道德体系置于大自然或生活本身那庞大、难以理解并且是不可理喻的道德体系之中，它超越了人的意识。(英国作家D·H·劳伦斯评)
哈代是英国小说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哈代绝非一个武断的悲观论者，虽然他有时在表现上不能制止他的愤慨与抑郁……哈代在他最烦闷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为他的思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他的写实，他的所谓悲观，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实与勇敢。"(徐志摩评)
哈代比当时的后浪漫派要朴素、深刻，而他土生土长的气质和英国传统的艺术手法又使他截然不同于当时正在风靡西方世界的现代派诗人如艾略特。事实上，后者是攻击哈代所作的，而且颇多附和者，然而时间是公正的评判者，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出哈代诗作的内在优点，而艾略特等人炫奇的手法则已过时，以致有的论者认为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旁支，哈代才代表了英国诗歌的主流。(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英国诗选》评)
1759年，罗伯特·彭斯出生于苏格兰西南部的艾尔郡阿洛韦教区的一个佃农家庭。全家共有七个孩子，他是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佃农，尽管土地贫瘠且地租高昂，他的父亲一生都在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拼搏，但从未获得成功。因为要帮助父亲，青年罗伯特工作极其辛劳。尽管家境困难，父亲还是与邻居们一起为他们的孩子雇了一位叫约翰·默多克的老师，教孩子们知识。罗伯特与弟弟吉尔伯特跟着默多克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全家于1765年搬迁到了另一个社区，两个孩子在一所正规学校上了一段时间学。
罗伯特·彭斯从小在田里干活，幼时只上过2年多的学，好在父亲虽为辛苦操劳的农民，却也明白知识对于孩子的意义，夜来在繁重的劳作结束后，他亲自教导彭斯文法及神学知识。12岁后彭斯又继续前往离家很远的村落上学，学习英文之余还学习了优美的法文。他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各国文学无不涉猎。
1777年，他们再次搬家，然而家境并未因此好转。1784年，罗伯特的父亲去世，罗伯特把家搬到了莫克林教区的莫斯吉尔。那时，他对教派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支持自由主义观点，反对正统的卡尔文教派。他已经开始创作诗歌，他把诗写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注了对自己诗作的评语。
彭斯与一位名叫吉恩·阿默尔的女子相爱，他们打算1786年结婚。然而，吉恩的父亲没有答应彭斯，并阻止他们结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非正统宗教观。同一年，吉恩和罗伯特的一对双胞胎诞生了，这是他们九个孩子中的头两个。后来，彭斯开始与玛丽·坎贝尔(《高原玛丽》)恋爱，打算结婚并移居牙买加，但是玛丽在分娩时不幸去世。
期间，彭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苏格兰方言诗集》(1786年)。该诗集的成功使他放弃了离开苏格兰的全部计划。相反，他去了爱丁堡，并成为社交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在爱尔兰和美国，他的著作被盗版印刷，这使得他成为国际名人。1787年，他夏天在苏格兰游历，冬天在爱丁堡过冬。翌年，他与吉恩·阿默尔结婚，在埃利斯兰(Ellisland)的一个农庄定居，靠近邓弗里斯。
晚年事迹尽管彭斯是个名声卓著的诗人，但他从诗歌创作中挣到的钱却寥寥无几，而种田显然赚不到什么钱。1789年他得到一份税务检查员的工作，1791年全家迁往邓弗里斯。1792年他受到政府官员的审查，原因是他对法国革命事业的强烈同情。他只是受到谴责，不管怎样还是保住了这份工作。
在埃利斯兰农庄和后来的邓弗里斯期间，彭斯不断把诗稿投到几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杂志社和报社。然而，他在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工作却是收集、编辑和整理苏格兰民歌。从1787年直到去世，他协助编辑了詹姆斯·约翰逊的《苏格兰音乐博物馆》(1787-1803年)。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与乔治·汤姆森合作创作《苏格兰原创音乐精选集》(Select Collections of Original Scottish Airs)(1793-1841年)。
许多研究彭斯的早期传记作家认为过量饮酒和生活放荡导致他英年早逝。最近，有证据显示--彭斯尽管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童年时在农田过度劳作造成的心脏损伤从来没有完全康复。
在接近40岁时，彭斯患有风湿热，而且恶化为严重致命的心脏病。他死后被安葬在邓弗里斯墓园。他的朋友们通过订阅他出版的诗集来帮助赡养他的家人。
英国浪漫主义起始于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其最优秀的诗歌作品产生于1785~1790年 ，收集在诗集《主要以苏格兰方言而写的诗》中。诗集体现了诗人一反当时英国诗坛的新古典主义诗风，从地方生活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以虔诚的感情歌颂大自然及乡村生活，以入木三分的犀利言辞讽刺教会及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虚伪。
诗集使彭斯一举成名，被称为天才的农夫。后来应邀到爱丁堡，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显贵中间。但发现自己高傲的天性和激进思想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乃返回故乡务农。一度到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游历，后来当了税务官，一边任职一边创作。
个人作品彭斯的诗歌作品多使用苏格兰方言，并多为抒情短诗，如歌颂爱情的名篇《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和抒发爱国热情的《苏格兰人》等。他还创作了不少讽刺诗(如《威利长老的祈祷》)，诗札(如《致拉布雷克书》)和叙事诗(如《两只狗》和《快活的乞丐》)。作品表达了平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同情下层人民疾苦，同时以健康、自然的方式体现了追求"美酒、女人和歌"的快乐主义人生哲学。彭斯富有敏锐的幽默感。对苏格兰乡村生活的生动描写使他的诗歌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除诗歌创作外，彭斯还收集整理大量的苏格兰民间歌谣，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的《苏格兰音乐总汇》和八卷本的《原汁原味的苏格兰歌曲选集》。其中《往昔的时光》不仅享誉苏格兰，而且闻名世界。
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他继承了亨利·詹姆斯开始的英语小说的实验与改革。他像詹姆斯一样，为杰出的维多利亚小说与最出色的现代派作家提供了一个过渡。他的作品不但以印象主义著称，更以其悲剧性的特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悲剧性康拉德作品中的悲剧性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康拉德来说，大自然是一种人格化的力量。正如在哈代的小说中一样，生活就是人与宇宙较量的一场战。而康拉德把这场靡战看作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一本以航海为题材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海洋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环境，它是残酷自然力的一个缩影，它以它的狂暴和无情向人们的道德观念与意志力提出挑战。在这汹涌的大海上，死亡时刻伴随着水仙号上的人们。但是渴望生存下去的愿望占据了他们的整个精神世界，生存的欲望给予他们活下去的力量，使他们坚韧地面对大海的挑战。
康拉德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老水手辛格尔顿的形象，辛格尔顿与狂暴的大海较量了半个世纪，从未认真考虑过生死。他遭遇过无数次的暴风雨。经受过无数的苦难，然而他竟活了下来，仿佛他是不可摧毁的。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暴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在风暴中傲然挺立，沉着地掌握着关系生死的航舵和水手们齐心协力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暴。当然，也许与宇宙的抗衡结果最终是失败，就像辛格尔顿后来由于体力不支倒下来时所领悟到的那样:"老了!终于要败下阵来了"但是那种明知结局失败，却仍同命运抗争的精神体现了人的伟大，体现了人的意志的力量。即使这种斗争失败了，这种结局给人们的感受只能是悲壮，而不是悲惨带;给人们的是振奋，而不是消沉。这样的作品是悲剧性作品，这样的人物也是悲剧性人物。
康拉德作品中的悲剧性特质还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和其他伟大作家一样，康拉德力图反映时代精神，表现出那个时代人的遭际和命运、情感生活和观念意识。康拉德关注和探讨的是现代文明危机以及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人性的完整、人的存在价值和终极意义。《黑暗的心》是康拉德以自己1890年刚果之行为基础而写的中篇小说，是本世纪最深刻有力的小说之一。在这本小说中，康拉德的代言人马洛目睹外国殖民者像"充满了强烈欲望、暴力及贪婪的魔鬼"，在他们的掠夺奴役下，非洲丛林里村舍凋蔽，饿碑遍野，一片阴森恐怖。在刚果的贸易基地，科兹贪婪成性，疯狂掠夺，在丛林深处的贸易点上聚敛了大量财富。但这个常年孤独、被贪婪和掠夺驱使发狂的人已经完全被蛀蚀空了。他不久即死于船上，临死前连声大呼"可怕呀，可怕!"。黑暗的心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小说所描述的刚果之行是进入黑非洲腹地的航程，同时也是一个探索自我、发现人内心的黑暗世界的历程。科兹原本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几乎是西方文明中青年的楷模，是罪恶的殖民主义扭曲了他的灵魂，使他丧失了人性。悲剧的悲剧性源于人最为珍惜、无限向往或孜孜以求的某种理想或价值的被否定和被毁灭。科兹在生命最后时刻于昏迷错乱中的狂语"可怕呀，可怕"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谴责与反省。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他全部罪恶的可怕与残忍，他在最后时刻的呼喊是对他一生的否定。他在将别人投入恐怖深渊时自己也堕入了无边的痛苦。科兹的悲剧也正是人性悲剧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同时，康拉德在这里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造成的人被异化丧失自我之后的盲从与可悲。
黑格尔说过，悲剧人物必须在他的性格、意志中体现某种人的本质，某种超越个体的本质力量。这种力量恰恰是道德的力量。在《吉姆爷》中从始至终充斥着这种力量。康拉德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失去尊严的痛切感"，是人的内心及自我的强烈冲突。这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恰恰是康拉德一生中所刻意追求的艺术的本质力量。正如康拉德所说"道德上的发现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目标"。康拉德并不追求引起轰动的阔大场面，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愿望与情感以及人的抱负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冲突。他描写人的行为本身，是要表现导致这种行为的心灵变化。吉姆深刻的反思是为了寻求"道德上的发现"。康拉德用充满智慧的象征主义的笔法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这一道德发现以及人格完善的艰苦历程。苏联美学家鲍列夫认为，悲剧的规律是死亡向复生的过渡。吉姆所走的离弃~忏悔~赎罪的过程恰恰是痛苦的复活过程。其行动是悲壮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内涵。
这一过程实现了人的自我否定，并在趋于毁灭的过程中重建起人的崇高精神，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和魅力。人是平凡的，他们生下来，受苦，死去，默默地走完短暂的生命历程。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历程中却充满了无数英勇抗争的故事，构成了一幕幕伟大的悲剧。而康拉德的作品无一不充满了这种悲剧的震撼力。正是这种震撼力使康拉德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康拉德看来悲剧并不是坏事，而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富于生命力的推力，悲剧正是伟大力量的源泉。人们将从悲剧中获得更多的东西，那将是胜利的喜悦，更将是一生的渴望与信心。
印象主义印象主义者也是心理学家。《吉姆爷》便是康拉德运用心理学方法来表示感官印象的样板。他的印象主义技法的一个特点，是表达得不连续性，叙述的散漫性以及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以致乍一看来，他的小说根本没有方法可循，不过是由这个人、那个人所讲的航海故事的综合而已。而不同的目击者的叙述又难以调和。这正是《吉姆爷》中那个调查委员会了解事故的由来、帕特那号被抛弃的原委时面临的困难扩读者要了解主人公的经历也不得不费点脑筋。康拉德在两个方面与斯泰恩颇相似:他们都是印象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对人们的心灵难以沟通这一事实感兴趣。普通的小说家看出事物固有的逻辑性，表现事件的因果关系:这是受理性支配的现实主义。
印象主义者却不理会事物的逻辑性，他给我们显示的是人物对外界的瞬间反应，事物在感官上形成的效果，而不是对感觉到、看到或听到的事物作合理的描述。但是通过这些印象生动有力的作用，传达了我们与事件直接接触时的感觉。康拉德说过，"一切创造的艺术都是魔术。他自己的确经常唤起这种幻觉-这是他讲故事的唯一方式。这类印象主义要比注重平凡事物的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富于动力感，它的效果更象是未加工过的感觉，象是原始状态的心理体验材料。
在印象主义者看来，真实性不一定存在于易于理解的故事之中;这类故事一般按印象的先后次序加以整理，表现为简化了的可理解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的理解力立即捕捉住汇集的事物，并领会它们时，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要生动活泼得多，对它们的把握也牢固得多，因而小说更接近生活。完整的意义立即逐渐从汇集的印象中浮现出来;同时我们可以从混乱中看到秩序，而且错综复杂的生活的幻想，或者如康拉德所说的"大自然的整个幻觉，由此被唤起。
《吉姆爷》自始至终是这样的印象主义的产物。小说中充满偶然发生的事件(例如帕特那号发生的事故)，一切事情由此而来。故事便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构成;这些事件只偶尔关联，而不是作为密切衔接的事件展开。所有互不关联的景象、个人的猜测、各自独立的报道和偶然的观察渐渐凑到一块让读者自己去串连这些插曲。康拉德造成一种形式，让读者和他一起阐释每一个事实，因此使读者感到每个时刻都是紧张的。无论从景物或非凡的自然现象的描写来看，还是从故事安排的方式来看，康拉德都是个印象主义者，尽管在以后的作品中，他己不常使用《吉姆爷》中那种复杂化的迁回方法。表面看来，康拉德与詹姆斯的技法颇相似，例如他们都看到动机的复杂性，并从不同角度来观察情况。但是，相似不等于一致。康拉德向詹姆斯学习只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完善而已。许多小说家都注重视觉和面面表现的效果，哈代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但是从没有一个作家像康拉德一样完全仰仗感官印象，他几乎排除了理智的作用。
如果说在《吉姆爷》中，康拉德讲述的是他看见的或推测的东西，那么，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1897)、《青春》(1902)、《黑暗的心》(1902)、《台风》(1903)等小说中，他则详述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康拉德说过，在他的航海小说和关于航海的散文作品《大海的镜子》(1906)中，他"真诚地试图描述海洋世界中的生活以及过了大半辈子孤独生活的纯朴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并试图描述似乎只有在船上才会产生的某种感情……"按照传统观念，长篇小说要有一定篇幅和描写的广度，要有情节、基本观念、题旨、情感，要求有明确的结局、适当的内在联系和完整性。
以这个标准来检验康拉德的小说，的确有点离谱。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圆熟的、扎实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统一性。它们像史诗一样，由一连串插曲构成，详述英雄的坚毅性和忍耐精神;海洋的故事展示了海员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冷酷、庄严、卑劣和怪僻。《水仙号上的黑水手》是给康拉德带来声誉的第一部小说。它的题材并不新鲜，只不过写一艘名叫"白水仙"号的船绕过好望角往回驶的航程 ，主题却表现得卓绝超群。它的新颖之处在于，以印象主义手法描绘了船上粗野的生活由于水手们与外在势力的超人的冲突而显得高尚、意气风发 ，且因一名黑人的到来。船上的情境转化成一出可怕的悲喜剧。这个黑人在未料到的时候死去了，而他的死对船上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康拉德说来，大自然是一种人格化的力量，正如在哈代的小说中一样;生活就是与宇宙的力量的一场鏖战。但是康拉德把这场座战看作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在他看来，生活经常在考验人们;任何偶然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检验自身人格的机会。
人物影响康拉德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英国现代八大作家之一，他最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中国作家老舍称他为"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康拉德的创作熔传统与现代于一炉，写作手法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擅长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作品多带有悲观神秘色彩。他是从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影响了福克纳、海明威等众多20世纪的著名作家。
人物思想康拉德从小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却不承认任何宗教，他写下有关超自然的文章，他只目之为一种迷信。他在商船上当了二十年水手，最先接触到的是自然界，所以不相信自然的神秘。他嫌恶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感伤情调，心中的大师们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和亨利·詹姆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心向，曾经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一书的序言里写道，他呼吁读者一改他们的脾性，因为这些大师们的书"使你听到，使你感觉到……使你看到。"但他是个满怀激情的道德家，一位哲理的作家，主要的对象是个人，以及这个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康拉德看来，悲剧不是坏事，而是赏心悦目的、富于生命力和推动力的事情，简言之，这是一种胜利。这难道是怜润的胜利吗?决不是，怜悯包含了轻蔑。这是人类品格的胜利。优美的悲剧并不使旁观者充满无限的懊丧，而是让他怀着一种惊奇感和对光辉的成就的喜悦。我们因人类的精神力量战胜了一切邪恶和道德上的灾难一宁静地对结局而感到自豪。虽然命运似乎占了上风、但那是虚假的表象;精神比命运更尊贵、更崇高。
康拉德不谴责宇宙，也不象哈代一样诅咒命运。他认为人世间最糟糕的邪恶是人自身的弱点，是人的意志薄弱。他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天命可以帮助人来摆脱困境，人类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康拉德塑造的一个形象，是一个名叫詹姆斯·韦特的黑人。他看起来沉着、冷静、魁梧、剽悍，但在轮船启航后，他却声称自己重病缠身，随时就要死去，他不但不干活，还呻吟不止，让别人为他奔忙，在水手中造成一片恐慌。可以说韦特就是一个邪恶的化身，他虚伪、懦弱、缺乏生存的精神支柱。康拉德借这个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他对邪恶的蔑视。他借助辛格尔顿之口说出他的感想:"喂，要死你就快死，别在这件事上弄得大家大惊小怪，我们可帮不了你的忙。"康拉德认为韦特的长吁短叹沾污了人们夜以继日地劳作，是懦弱的表现。这种叹息终究要被无声的苦痛和劳作所取代，被默默无闻、坚忍不拔的人们的无声的勇气所取代。康拉德崇尚人的不屈的精神，他认为精神的丧失结果将是灵魂的死亡，而灵魂的死亡必然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
康拉德似乎对乔治·艾略特或哈代不甚感兴趣。他不大理睬前者的教导主义，但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悲剧性的解释却与这两位小说家的最精彩的见解相似。他的绝大多数故事的结局类似哈代的《森林居民》的结尾那样严峻，也与乔治·艾略特的《佛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场使汤姆与麦琪达到相互谅解的灾难相似。像乔治·艾略特一样，康拉德有时候也借助热闹的场面和情节来表现这样的危机。他也探讨抽象的忍耐和忍从等德行问题。他悲伤地意识到，邪恶居于主导地位，以致他间自己，是否任何伦理的宇宙观都是不合理的。须知他是在罗马天主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抛弃任何超自然的信条。他的宗教以人的神性为基础。显然，在他看来，人是整个宇宙中自觉的一个元素。体现冷漠的、不可思议的宇宙中人的特性和孤独，人的尊严和人的自我负责的敏锐感觉，以及一种同样敏锐、同样深刻，不只是抽象的正义，而是对勇敢、坚定、忠诚于伙伴的人具有无比价值的感觉--这些构成了康拉德的宗教。
乔叟以犀利的笔锋尖锐地揭露了教会僧侣们欺诈、贪婪和淫荡的本性，以及愚民政策和"禁欲主义"的本质，勇敢地冲破了宗教思想的藩篱。讽刺腐朽的世俗统治阶级，濒于衰亡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乔叟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颂扬自由忠贞的爱情。乔叟也大胆揭露了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
乔叟身处新旧制度交替时期，是脚跨两种社会的人，但他同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不仅是封建社会的逆子，同时还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者。一方而他反封建、反教会，另一方而又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的金钱利害关系也进行了无情揭露。
艺术特色乔叟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①法国影响时期(1359~1372):主要翻译并仿效法国诗人的作品，创作了《悼公爵夫人》，用伦敦方言翻译了法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玫瑰传奇》等。
②意大利影响时期(1372~1386):诗人接触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这一时期的创作如《百鸟会议》、《特罗伊勒斯和克莱西德》、《好女人的故事》，反映了作者面向生活现实的创作态度和人文主义观点。
③成熟时期(1386~1400):乔叟在这最后15年里从事《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创作。无论在内容和技巧上都达到他创作的顶峰。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所广泛采用，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早期的创作受意大利和法国文学的影响。他把法国文学中的骑士传奇、抒情诗和动物寓言故事等引入英国文学。其早期作品《特罗勒斯和克莱西德》(1385)，人物性格塑造生动细腻，语言机智幽默。
从1377年开始，乔叟多次出使欧洲大陆，接触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反封建反宗教的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使乔叟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转向现实主义。
乔叟作品中的叙述者的共同特点就是热衷于读书，同时又是爱情的局外人。他对爱情的了解并非来自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大量的阅读。而乔叟本人作为诗人来讲，他写作的大多数作品，特别是梦幻诗，都取材于他的阅读，而非来源于生活。"权威"而非"经验"或现实是他的写作来源。这也是符合中世纪的文学传统的。中世纪的主流文学，无论是宗教文学还是宫廷文学，实质上都是远离现实生活，沉淀于人们头脑中设计的，并通过"权威"而为人们所认可的世界里。中世纪人生活艰难，战争、疾病、天灾、人祸无不威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要么寄望于宗教，要么沉迷于理想化、程式化的宫廷爱情和骑士精神，要么幻想一个遥远而美好的古典"黄金时代"。中世纪典型的文类如梦幻和寓意，都集中地反映了中世纪入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心理倾向，也确实能够让诗人摆脱现实生活的范围，而自由地倘样于一个由"权威"构建的虚幻的世界。乔叟的主要作品对梦幻和书籍的倚重证明了他作为一个中世纪作家的时代特性。
乔叟对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兼收并蓄。他最大的特点便是幽默，乔叟的幽默生动活泼，或恬淡尔雅，或粗犷浓郁。
人物影响乔叟那个时代还没有印刷的书籍问世，英国各地之间又很少接触，因此各地区所说的英语之间差别颇大。再者，当时宫廷语言是法语，学术语言是拉丁语。乔叟是第一位使用英语创作的宫廷作家。他居住在伦敦，使用的自然是英国中部各郡的英语，而不是英国北部或南部方言。他的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乔叟是第一个突出地运用独白来塑造人物的作家，这种手法的绝妙之处在于不是由人物直接说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让他在独自中往往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本质、性格戏剧性地暴露出来。比如，卖赎罪券教徒的卑劣主要不在于他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贪婪与无耻，而更在于他对此津津乐道。他不是在悔罪，而是在宣扬。
乔叟不仅创造了戏剧性独白，而且为英国文学引进了许多其它文学体裁。《坎特伯雷故事》堪称文学体裁的宝库。虽然乔叟的故事集里只有21个完整的故事和另外一些未完成的片段，它们却包括了当时欧洲的大多数文学体裁，如骑士故事、市井故事、悲剧故事、喜剧故事、传奇、圣徒传、历史传说、宗教奇迹故事、动物寓言、宗教寓意故事、布道词等等。乔叟把悲剧故事体裁引入英国文学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乔叟不仅创作出了饮誉世界的作品，而且还开创了传统。他的实验和探索开辟了英国文学的新时代，特别是为伊丽莎白时代英语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莎士比亚等后来者是乔叟时代的探索与创新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乔叟的成就首先是作为传统的开创者、奠基者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主要英国文学家中，乔叟受外来影响无疑最为广泛，但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他又最具有"英国性"，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
人物评价除了莎士比亚，乔叟要算是英语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评)
乔叟是伟大的翻译家，高尚的诗人，他语言准确，文笔清晰，高瞻远瞩，为英国带来光明，为不懂法文的人们开辟了一个文学大花园。(法国诗人尤斯塔什·德尚评)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光辉的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煌煌巨著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等。在这些被世人誉为"抒情史诗"的辉煌作品中，诗人拜伦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将自己亲身游历欧洲诸国的切身体会融入作品之中，用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笔触，展示了辽阔雄壮的时代画卷，抒发了豪情万丈的诗人情怀，表达了傲然不屈的斗争誓言。拜伦的"抒情史诗"随着诗人的萍踪浪迹，呈现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风景画面，"从地中海到爱琴海的异域风光一览无遗，从葡萄牙绵亘起伏的山峦、西班牙壮观的斗牛场，到希腊、罗马肃穆的古迹废墟和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既有莱茵河岸的秀丽景色，日内瓦湖畔的苍茫暮霭，也有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滑铁卢的古战场。拜伦将他诗人的无比热情首先倾注于对这些国家的风光的描绘上，目的是激发出这些国家人民的爱国热忱，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战斗。拜伦深情地歌颂太阳、月亮、海洋、高山，热烈地赞美神话英雄、古代豪杰、历史遗迹、文化珍品，其主旨都是为召唤人们的反抗意志和斗争决心。拜伦热情的呈现是多界面的，拜伦的作品中既有同情:对遭受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王室和统治阶级奴役和压迫的西班牙人民频频发出叹息。他的作品中也有悲叹:深切地哀伤希腊人民在土耳其铁蹄下遭受蹂躏的凄苦命运。他的作品中还有颂扬:对古代艺术中诸如阿波罗神像、拉奥孔群雕、垂死的高卢人雕像等稀世珍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薄伽丘等人的遗迹的由衷的赞美。他的作品中更有豪放:缅怀意大利往昔的荣光，以高昂的战歌激励意大利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推翻异族入侵者的暴虐统治。诗人的热情在作品中是无处不在和无可遏止的，如他对海洋辽阔无垠的崇高礼赞:
奔腾吧，你深不可测的靛青色的海洋!
千万艘船舰在你身上驰驱，痕迹不留。
又如他对月亮充满诗情画意的动人描绘:
月亮升起了;呵，是多可爱的夜!
流水般的月光向着海波倾泻;
也许姑娘们正为少年的情话所颠倒，
至于我们呢，且等上岸再尝这种味道!
在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笔下，时时洋溢着奔放的热情，虽然拜伦诗歌的基调有时会激越昂扬，有时又会讽刺辛辣，但不论是带有悲观情绪还是满怀战斗豪情，其诗歌"始终浸透着抒情的气氛和爱憎分明的深沉感情"。不仅如此，诗人还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夹叙夹议的艺术手法，结合对景物的描写，由触景生情而直抒胸臆，随处畅叙他对哲学、社会、政治、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精辟见解。所以，若论拜伦抒情叙事诗的卓然不凡，则不仅在于其视野的开阔，文笔的美妙，更在于它的人文知识内涵的丰裕与广博，所以，拜伦的诗作被世人誉之为"抒情史诗"，可谓当之无愧。
拜伦是个热情如火的诗人，其热情还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之中，他面对统治阶级的不公和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和压迫，在许多诗作中提出过强烈的反抗与辛辣的讽刺，但拜伦不仅讽刺社会的黑暗，他更将热情倾注于战斗的呐喊之中，他在一首著名的战斗诗篇《路德分子之歌》中就振臂高呼:
等我们把自己织的布织完，
等我们把织梭换成了利剑，
我们就要把布匹
向脚下的暴君掷去
我们要把它染在他流出的血里。
作为浪漫派诗人，拜伦还将巨大的热情融入了借景抒情与叙事技巧的完美结合中，这显示了其诗作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也呈现了浪漫主义新诗的特殊艺术魅力。"抒情史诗"展现的一幅幅雄壮撼人的时代画卷:西班牙弥漫着拿破仑侵略战争的硝烟，意大利在奥地利统治铁蹄下颤抖，而希腊则呻吟在土耳其的奴役之下。在如潮的思绪中，拜伦哀痛地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悲伤，并无情地揭露了压迫者和侵略者的贪婪和残暴。他凭吊滑铁卢战场，评说拿破仑的是非功过。他在风光秀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湖光山色之中昂然高歌，赞美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在希腊，诗人置身于光荣的古战场，不禁思潮汹涌，壮怀激烈，对希腊人民正在遭受外族压迫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已遗忘了古代祖先的辉煌业绩表示出不满和愤怨，他要用嘹亮的战歌唤醒人们，改变他们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浑浑噩噩的消极态度。
拜伦式英雄在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中，出现了一批侠骨柔肠的硬汉，他们有海盗、异教徒、被放逐者，这些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们与罪恶的社会势不两立，孤军奋战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同时反映出自己的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这些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拜伦式英雄"。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例如，抒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贵公子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之一《海盗》(The Corsair，1814)中的主人公康拉德，哲理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等等。
这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制度，与社会恶势力誓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好走极端，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斗争中单枪匹马，远离群众，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弱点。"拜伦式英雄"比喻的是悲剧性的孤傲叛逆者，他们都有非凡的才华和力量，但在腐败的社会中无法施展，他们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痛苦，因自己的感情虚耗而感到绝望。
"拜伦式英雄"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又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
拜伦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孤傲、狂热、浪漫，却充满了反抗精神。他们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却又蔑视群小。恰尔德·哈罗德是拜伦诗歌中第一个"拜伦式英雄"。拜伦诗中最具有代表性、战斗性，也是最辉煌的作品，是他的长诗《唐璜》，诗中描绘了西班牙贵族子弟唐璜的游历、恋爱及冒险等浪漫故事，揭露了社会中黑暗、丑恶、虚伪的一面，奏响了为自由、幸福和解放而斗争的战歌。
人物评价拜伦搜寻英雄，并不是非限于东地中海各国和中世纪不可，因为给拿破仑加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是不难的。拿破仑对十九世纪时欧洲人思想的影响深极了;克劳泽维茨、斯坦达尔、海涅、费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爱国者的行动，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阴魂在整个时代昂首阔步，这唯一强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业主义和商业贸易的力量，对和平论与经营商店倾注一阵嘲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打算破除这个幽灵，但是劳而无功，因为这鬼怪从来也没有比现在势力更大了。
只有一度他暂时对他的英雄感到了厌恶:那是在1814年，当时自杀(在他认为)要比退位来得体面。那时候，他从华盛顿的美德寻求安慰，但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一回来，这种努力就不再需要了。当拜伦死的时候，在法国"许多报纸上讲本世纪的两大伟人拿破仑和拜伦几乎同时弃世了"。卡莱尔在当时认为拜伦是"欧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觉他好像"丧失了一个弟兄";他后来喜欢上歌德，但是仍旧把拜伦和拿破仑相提并论:
"对于你的那些高尚人士来说，以这种或那种地方语言发表某个这样的艺术作品，几乎成了必需的事。因为正当地讲，除了说这是你在跟恶魔堂堂正正开始交战以前同它的争论而外还是什么呢?你的拜伦用诗和散文及大量其他东西发表了他的《乔治勋爵的悲伤》:你的波拿巴特以惊人的大气派上演了他的歌剧《拿破仑的悲伤》;配的音乐是大炮齐鸣和满世界的杀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韵律和宣叙调就是列成战阵的军士的步伐声和陷落中的城市的声响。"的确，再往后三章，卡莱尔发出断然的号令:"合起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但是拜伦是渗在他的血脉里的，而歌德始终是一个志趣。
在卡莱尔看来，歌德和拜伦是对立人物;在阿尔夫雷·德·缪塞看来，他们是往快活的高卢灵魂中灌注忧郁毒素这场罪恶勾当里的同谋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法国青年似乎只是通过《维特的悲伤》(TheSorrowsofWerther)认识歌德的，根本不认识奥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缪塞责备拜伦没有从亚得里亚海和贵丘里伯爵夫人得到安慰--这话不对，因为他在认识她以后就不再写《曼弗里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国和歌德的比较愉快的诗同样少有人读。尽管有缪塞的恶评，从那时以来大部分法国诗人一向以拜伦式的不幸作为他们吟咏的最好材料。
在缪塞看来，只是在拿破仑以后拜伦和歌德才算世纪的最大天才。缪塞生在1810年，是属于他在一首关于法兰西帝国的盛衰荣辱的叙事抒情诗里形容的"concusen tredeuxbatailles"(两次战役之间孕育的)那个时代的一人。在德国，对于拿破仑的感情比较分歧。有像海涅那样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传播者，农奴制的破坏者，正统主义的仇敌，让世袭小邦主发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敌，以高贵的德意志民族的破坏者自命的人，是一个彻底证明了条顿美德只有靠对法国的难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义之徒。俾斯麦完成了一个综合:拿破仑总归还是基督之敌，然而不是单单要憎恶的、而是应效法的基督之敌。尼采承认这个折衷，他怀着令人毛骨悚然他喜悦讲古典的战争时代就要到来了，这恩惠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拿破仑给予我们的。就这样，拜伦的遗产--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复合体的一部分。
《拜伦传》的作者鹤见佑辅对拜伦至高的评价:"拜伦挥动着他那热烈如火的诗笔，震撼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他的声音像天的声音一样，穿透了地上万民的心胸。他的真实，以宇宙大真实的威力，降落在一般大众的头上。……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爱国、民族独立和个性发扬的思慕与渴仰，诗人拜伦的气魄便会永久地阔步在大地之上。"
人物影响乔治·戈登·拜伦是举世公认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他倡导热情，倡导想象，他的诗作被世人赞誉为"抒情史诗"，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的叛逆者，被称作"拜伦式英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人物思想拜伦在当时是贵族叛逆者的典型代表，贵族叛逆者和农民叛乱或无产阶级叛乱的领袖是十分不同类型的人。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精心雕琢的哲学来刺激不满或者给不满找解释，任何这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有闲富人的娱乐。很明显，一个贵族如果他的气质和环境不有点什么特别，便不会成为叛逆者。拜伦的环境是非常特别的。他对最幼小时候的回忆就是他父母的争吵;他的母亲是一个残酷得叫他害怕、庸俗得让他卑视的女人;他的保姆兼有恶性和严格无比的加尔文主义神学;他的跛脚让他满心羞惭，在学校里阻碍他成为群体的一员。度过了一段穷苦生活后，在十岁时他突然作了勋爵，成为纽斯提德府的业主。他继承的是他的叔祖父，他那位叔祖父"恶勋爵"三十三年前在决斗中杀了一个人，从此以后四邻见弃。拜伦族向来是个放纵不羁的家系，他母亲的先辈哥登族甚至更是如此。这孩子在阿伯丁的一个贫巷的污秽中生活过之后，当然为自己的爵号和府第而欢欣，一心愿取得他祖先的性格以感谢他们给予的土地。
拜伦的气质和行动混合着撒旦的成分。其少年时代不止一次被称为"小恶魔乔治·拜伦(The little devil Georgie Byron)"，此称号带给他极大的心灵创伤。不难想象一个孤独而敏感、极度自尊而又极度自卑的孩子对此绰号是怎样的感觉。他常常发怒，而其狂暴的脾气和整日闷闷不乐的坏心情又真的使他看起来拥有恶魔气质。拜伦将自己看作一个背离宗教、被国家驱逐的恶魔式人物，他时常在耻辱中狂欢。我们不能认同其放荡，但却可以理解其作为反叛者的心理:既然被世界弃绝，就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恶魔，与上帝彻底决裂，公然蔑视教会、教徒和礼拜仪式。他在声名狼藉中游弋，残忍地享受报复世界的快感。在给托马斯·穆尔的信中，他戏谑地提到自己的放荡和混世，并以看似随便的语气提到:"有一首反拜伦的长诗要发表了，要证明我已组织了一个长诗来推翻一切宗教和政府的阴谋集团而且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扭曲的反抗恰恰体现了拜伦和恶魔的精神相通。撒旦式人物也受到拜伦的认同和赞许。如该隐，在圣经中，他因杀害亚伯而受到诅咒、驱逐。但在剧中，其形象却大大改变，因和上帝对抗而成为拜伦赞颂的英雄。该隐不屈服于任何力量，骄傲、不逊。拜伦说:"我不得不让该隐和卢西弗意见一致地交谈，确实这在诗歌中总是允许的。该隐是个骄傲的人:如果卢西弗答应给他一个王国等，这会使他得意洋洋:魔鬼的目的是使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让他看到世界的无限和他自己卑微，直到他陷入导致大灾难的精神状态，而这只是由于心里一时动怒，而不是出于预谋或嫉妒亚伯(这会使他可鄙)。"该隐骄傲的性格和拜伦惊人的相似。而拜伦被上流社会放逐之后，也像该隐一样过着不愉快的、孤独逃亡的生活，因此面对该隐时总不自觉地倾向于他。
拜伦后来写出了大量歌颂自由的崇高诗篇，他所歌颂的自由是德意志邦主或柴罗基人酋长的自由，并不是普通凡人想来也可以享有的那种劣等自由。拜伦虽然感觉自己可以和撒旦匹敌，却从来不十分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傲慢的发展过程中以下这一步尼采做到了，他说:"假使有众神，咱不是神怎么能忍受?所以没有众神。"注意这个推理中没吐露的前提:"凡是伤咱的自尊心的事情，都必须断定是错的。"尼采和拜伦一样，也受了宗教的教养，甚至程度更深，但是因为他具备较高明的理智，所以找到了一条比撒旦主义高明的逃避现实的道路。不过尼采对拜伦始终是非常同情的。他讲:
"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和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经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的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至死的危险。"
伟大人物在尼采看来像神一样;在拜伦看来，通常是和他自己在战斗的泰坦。不过有时候他也描绘出一个和"查拉图士特拉"不无相似的贤人--"海盗"，他在和部下们的交往上，更掌握他们的灵魂用那制人的手段领导卑劣的人心，使之寒栗昏乱。就是这位英雄"过分憎恨人类以至于不感觉痛悔"。这里的一个脚注断然地讲这"海盗"是符合人性实际的，因为汪达尔人的国王干瑟里克、皇帝党暴君艾济利诺和路易西安纳的某个海盗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人物轶事拜伦在剑桥念大学时，经常有一些古怪行为:不顾禁令偷偷地跑到喷泉池里游泳;宿舍不让养狗，于是他就特意养了一只熊，放到塔楼左边的屋顶阁楼里喂养……
他对于女性总是容易动感情。
在拜伦15岁的一个夏天，他回到了纽斯台德，和一个名叫玛丽·安·查沃思的少女接触并产生了爱情。尽管拜伦很爱她，但在1805年，她却和一个贵族公子结了婚。青年的拜伦曾回忆早年同她的交往时，曾十分遗憾地说:"热情只是我单方面的……她喜欢我只像喜欢一个弟弟一样。"
18岁的时候，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皮戈特的姑娘突然闯进了拜伦的生活。在女友的鼓励下，年轻的拜伦努力作诗。次年，第一本诗集《闲散的时光》出版。这时的拜伦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他俩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拜伦获得文学士学位为止。但由于种种原因，拜伦的恋爱又没有成功。
很快，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恋爱--一个名叫塞莎的少女对才华横溢的拜伦产生了爱情，这马上博得了诗人的共鸣。在相交期间，诗人曾为她写下许多诗篇，后来拜伦的研究者还称之为"塞莎组诗"。谁知正当诗人处于热恋的时候，塞莎却不幸病逝，这使诗人感到十分痛苦和惋惜。
即使有三次恋爱，拜伦对妇女巨大的吸引力也从未消失。他在1812年到1815年飞黄腾达、出够了风头，然后莫名其妙地和安·米尔班克结了婚。她是一个冷漠的、严肃的、有理智的妇女，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合适--只是有很多钱。米尔班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他，暗示他和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关系暧昧。这使整个社会转而对他采取敌对态度，对他进行恶意的诽谤和诬蔑，其过分的程度就如当初对他进行赞美和吹捧那样。拜伦不愿继续忍受这种侮辱，便离开了英国，一去不复返。以后几年他主要是在威尼斯度过的，但即使这样他也搞了不少风流韵事。
1819年4月，拜伦在威尼斯的边齐翁宫被介绍给泰雷萨·格维奇阿利伯爵夫人。他当时已年近三十二岁，而泰雷萨年仅十八岁。就在相识的第一天，拜伦就建议泰雷萨随便在什么地方同他单独约会。后来泰雷萨·格维奇阿利收到了经梵蒂冈批准的离婚书，离开了泰雷萨，这使得拜伦和她的关系更进了一步。1822年，诗人的女儿阿列格拉又因病死去，这以后拜伦与泰雷萨便相依为命，直到1824年拜伦逝世。
爱过的人，拜伦都为他们写诗--正因为丰富的感情生活，拜伦写下许多优美抒情诗。在哈罗时，拜伦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一般的性取向。入剑桥后，开始一段终身难忘的同性恋情:他在剑桥遇到了十五岁的唱诗班少年约翰·埃德勒斯顿。多年以后，拜伦把这段恋情描述为"强烈的、纯真的爱和激情"，并写道:"我爱他胜过世间万物。"拜伦随身佩戴埃德勒斯顿给他的信物直到去世(有说是一颗玛瑙石英做的心形饰物，也有说是戒指)。
多丽丝·莱辛莱辛笔耕五十多年，是位多产作家，花样层出不穷，有前期的批判写实，也有中期的心理分析和苏菲主义迷思，更有晚期的“内太空”探索——而她就是执拗，不愿意称之为“科幻小说”。它既写人的生存处境，也写动物（尤其是猫）的生存之道；既写成人复杂而多变的阴暗内心，也写儿童的丑陋与野蛮。其风格独特多变，思想深邃，观点锐利，见解新颖，极具创造力。除了长篇小说，还着有诗歌、散文、剧本、短篇小说等。
莱辛小说的主题和风格，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以非洲殖民地生活为背景，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为题材的作品，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包括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短篇小说《非洲故事集之一：这是老酋长的国度》、《短篇小说五篇》、《非洲故事集之二：阳光洒在他们脚下》以及散文集《回家》等。
第二类以现代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和她们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题材，在艺术形式技巧上大胆实验，并且试图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更深层次。此类作品包括著名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脍炙人口的《金色笔记》以及表现中老年家庭主妇悲惨命运的《黑暗前的夏天》。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莱辛偏爱描写婚姻破裂的女人，确切地说，是描写因为失去丈夫而生活支离破碎的女人。她的作品有的带有半自传色彩，描写她在非洲的经历，有的着重刻画人和动物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些带有心理分析和科幻色彩。 诺贝尔文学奖把莱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先锋战士来奖赏，可这对于莱辛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莱辛本人说过：“我在六十年代不是一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从来不是。我从来不喜欢女权运动，因为我认为这项运动的基础太意识形态化。”——莱辛似乎不太乐意被定型为“女性主义作家”。
第三类，是用寓言、幻想形式来显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并且预言世界的未来，包括长篇小说《简述地狱之行》、《幸存者的回忆》、系列小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
第四类，莱辛又回到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然而文风更为简洁，每部小说针对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小说的结构和风格由题材来决定。小说《简·索默斯日记》写独身妇女的困境，《好恐怖分子》写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斗争，《第5个孩子》写一个怪诞而令人震惊的青少年暴力故事。散文集《风儿吹走了我们的话》支持阿富汗民族独立斗争。《又来了，爱情》写老年人的感情纠葛。在莱辛心目中，爱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是追求复归整体的人生基本权利。然而，有些人却非常不幸地被剥夺了这最基本的人权。为了维护这最基本的权利，莱辛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了极其痛切的呼吁。
人物评价
多丽丝·莱辛2007年10月22日，住在伦敦西郊的多丽丝·莱辛迎来88岁寿辰。这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生日——十几天前，她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称莱辛是"that 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who with scepticism，fire and visionary power has subjected a divided civilisation to scrutiny"（“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
媒体上发表的各种评价贬褒不一。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对美联社记者说：“莱辛过去15年的作品不具可读性，是第四流科幻小说”。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认为，莱辛“绝对配获得此奖”。英国作家A·S·拜厄特对《卫报》记者表示，莱辛是极少数天才的文学预言家之一，她预见的很多问题，后来的确成为现实。《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此次莱辛获奖“是对文学原点的一次真正回归”。
小说家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她1999年的小说《大女人》（Big Women），描绘的就是一个70年代的女出版人。她不同意“60年代的运动转错了方向”，但也认同莱辛的一些说法。“1960年代的运动没错。在那之前，男人对女人可恶至极，”她说，“但是转变太大了。我对某些女人对男人的说话方式感到吃惊。”戴维·托马斯（David Thomas）的书《无罪》（No Guilty），为今日男人辩护而写。他同意莱辛所说“妇女让女权主义的政治日程给搞得分散了精力”。他也赞同她指责今日妇女过于粗鲁。“妇女能说出男人不敢对女人说的话。男人应该停止对自己身为男人而道歉。”他说。
文学评论家樊星：多丽丝·莱辛是一位高产且多变的作家。
莱辛旺盛的创作活力令人惊叹，这是诺贝尔文学奖所鼓励的，也是她能获奖的原因。”
中国旅英女作家虹影：说：“多丽丝·莱辛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并驾齐驱，同时在西方国家英文写作中占据重要位置......人物个性鲜明的多产作家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广泛涉及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隔离等社会和政治热点问题，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她的作品思想深邃，极具挑战性。”
人物思想写作思想莱辛认为，小说应该是反映社会紧迫问题的政治性文学形式，作家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启发读者去思考。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以暴风雨般的文学震荡。莱辛是一位不倦的求索者，她以毕生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种族矛盾、两性关系、美苏争霸、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青年暴力、老人权利等等社会紧迫问题。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思考的结晶。
哲学思想关于莱辛作品的哲学思想及其小说形式联系的评论，试图探讨她的生命哲学理念及其小说形式的关系，对莱辛提出的漩涡与喷泉、“双性同体的人”和“大家人物”、流动的时间、比喻的世界和苏菲主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批判女权要辩证地思考问题。莱辛认为，男性与女性，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因此她在《金色笔记》序言中说：“人们相互之间都可以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引起思考，相互促成各自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安娜在尝到“自由女性”滋味之后，反而再想找个男人重组家庭，向对立统一的整体复归。但是，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整体性已经消失，她已无从复归。这不仅是安娜的悲剧、女性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这不仅是女性危机，也是整个社会危机。然而，女权主义者们却不懂得矛盾对立的男女双方应该互补整合的道理。她们片面强调两性的矛盾对立，敌视和打击男性。莱辛认为，女权主义已经演变成一种偏执的教条，无谓地浪费了女性的宝贵潜力。 莱辛认为，在自我封闭、相互隔绝状态中，男女均有各自缺陷，他们必须相互沟通、结为一体，方能臻于完善。在相互隔绝状态中，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也各自面对自身缺陷与生存困境，只有通过文化交流，相互沟通，互补互利，才能合作共赢。当然，交流合作必须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绝不能以一方为中心，而迫使另一方被边缘化。莱辛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自我封闭以及交往过程中强势一方的自我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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