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出身社会底层，但在科举之路旁凿出了另一条格致的道路。他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格致书院，留下百万字的科技译著，创立了一整套沿用至今的化学元素译法。尽管科学教育理想未尽，布衣而终，但他还是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
记者/张从志
徐寿（1818～1884）
江南第一巧人
1987年，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的过刊室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找到了一捆已有百年历史的英国《自然》杂志。在1881年3月10日的那期上，他意外发现了一篇名为《声学在中国》的论文，作者是中国人，文章报道了他在声律方面的研究成果。
经过王扬宗的考证，这应该是中国人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第一篇论文，作者徐寿，是清末著名科学家。
1880年，徐寿写了一篇名为《考证律吕说》的论文，在上海的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上发表。论文成果直接推翻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在《声学》中的一条定律：“有底管无底管生音之动数皆与管长有反比例。”徐寿请自己的好友、《格致汇编》的主编傅兰雅（英国人，原为传教士，后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写信转告丁铎尔，请他解释其中原因。傅兰雅把徐寿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给丁铎尔去了信，同时抄送英国的科学杂志《自然》编辑部。丁铎尔没有回信，《自然》杂志却发表了徐寿的成果，并赞誉道：“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这出奇地在中国发生了。”
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的王扬宗告诉我，那个时代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固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徐寿的意义也并不是一篇论文能诠释的。
1818年，徐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徐文标是个读书人，一心科举，但26岁早逝，徐寿那时4岁，是母亲把他和两姐妹拉扯成人。在家族的支持下，少时的徐寿也走过追求功名的道路，但17岁时母亲离世，使他不得不放弃科举。无锡手工业发达，有许多能工巧匠，也许是受到这种乡风的熏陶，徐寿从小爱鼓捣手工。这为他后来转向格致之学埋下了伏笔。
徐寿成了一名手工匠，以制器闻名乡里。据说，他早年制造过指南针、象限仪，还有各种古代乐器，尤其善于仿铸墨西哥银圆。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用真墨西哥银圆跟他换得数十枚仿制品，如今还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在青年时期，徐寿与无锡同乡、小他15岁的华蘅芳相识，两人都对格致之学颇有研究，经常互相切磋，一起四处访学。
所谓“格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原本是儒家的一个哲学概念，强调穷究事物原理而得出理性认知。到了清末，随着西学的引进，人们把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统称为“格致之学”，即后来的“科学”。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不久，英国传教士麦都恩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印刷《圣经》和布道单之类的传教品。为了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信仰基督教，墨海书馆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技著作，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1855年，英国传教医生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出版，书中介绍了包括近代化学知识、蒸汽机原理及应用、天文学说等西方科学基础知识。徐寿和华蘅芳此时正在墨海书馆访学，读此书后激动不已。一回无锡，两人就按书中的介绍动手实验起来。他们后来建造蒸汽机轮船“黄鹄号”，主要参考的就是《博物新编》中的火轮船和蒸汽机图式。
在墨海书馆，徐寿还结识了伟烈亚力、李善兰（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进入墨海书馆，其间结识清代数学家李善兰，两人合作翻译多本西方数学著作）等人，真正开始了科学启蒙，这段经历也让这个无锡的手工匠得以进入国内当时很小的科技圈，从而有了被请入曾国藩幕府，在江南制造局（又称“沪局”）施展的机遇。
长江流域允许通商后，外国轮船开始出现在江上。据传，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有一次骑着马在长江边上巡视，见到两艘外国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立马“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后来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发现太平军用外国走私轮船运送粮草物资，效率十分之高，这助推了他造船的决心。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都被曾国藩揽至府中，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造船团队。
1866年，徐寿主持建造的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在南京江面下水试航，轰动全国。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报道：“黄鹄号”约16米长，载重25吨，使用了高压蒸汽机，顺逆水平均船速可达每小时12公里。该船的设计、建造均由中国人一手完成，没有聘用任何外国工匠或技术人员，也没有使用任何国外机器。所用材料，除了回转轴、烟囱和锅炉所需的钢铁系进口外，其余均为国产，全部费用仅8000两白银。作为“黄鹄号”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徐寿被曾国藩称赞为“江南第一巧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史上的第一人。
江南制造局翻译处成立于1868年，徐寿（右）、华蘅芳、徐建寅（左）翻译了许多西方军事科技著作
沪局译书
1867年4月，应曾国藩邀请，徐寿携其子徐建寅，与华蘅芳到上海就职，任江南制造局委员，负责沪局造船一事。到制造局后不久，他就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呈递了一份“条陈”，提出四件要务：开煤炼铁、自造大炮、操练轮船水师、翻译西书。此前一直大力支持他的曾国藩这次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认为徐寿的建议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对徐寿最关切的译书一事，曾国藩批示说，外国书买来容易，但上哪儿去找既通外文又谙科技的人来翻译呢？
曾国藩希望徐寿一心做好造船工作。但洋务运动后，一套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迅速建立起来，还引进了外国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黄鹄号”的土办法已经不再适用。虽然名义上是中外人员合力造船，但中方技术人员缺乏现代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实际上只能给外方技术人员打下手，即使是建造了“黄鹄号”的徐寿也难以在技术上获得话语权。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专家大多也只是工匠水平，难以讲清造船涉及的原理。徐寿感到了培养中国科技人才的必要。
尽管“条陈”被批驳，但译书一事得到了制造局总办冯俊光和沈保靖的支持，他们出面说动了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一番。就如曾国藩所担忧，译书并非易事，徐寿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合适的翻译人才。墨海书馆的翻译模式给了他启发，由懂汉语的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述的方式来翻译科技著作，当时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翻译的《续几何原本》《代数学》等书都是这样翻译出来的。
徐寿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外国翻译。他四处奔走，见到了傅兰雅。傅兰雅是英国圣公会派驻在中国的传教士，精通汉语，能用文言文撰文，当时正与教会产生矛盾，他很快就接受了聘请。后来，徐寿又相继请来了伟烈亚力和玛高温等人。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成立。傅兰雅与英国教会脱离关系，从租界搬到了制造局内，开始专职翻译科技著作，从此与比他大21岁的徐寿成为紧密的搭档。
翻译馆成立不到一年，在徐寿及其子徐建寅和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的合作下，译出了《汽机发轫》《金石识别》等四部科技著作。曾国藩由此改变态度，转而支持译书，同意沪局扩大翻译馆规模，兴建翻译学馆。
在翻译馆建立之前，西方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还没有专书介绍，学习西方制造技术所需的技术科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徐寿改变了这一局面。据王扬宗的统计，从1871年开始，沪局译书开始出版，到1884年徐寿去世之时，已刊行译书总计89种，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等。此外，还有40余种译书已经译成等待出版。在翻译馆45年的历史中，此后28年（1885～1912年）的全部译书也没有徐寿在世的这17年多。
徐寿在馆期间，共翻译了近30种科技著作，约250万字，全部是他与傅兰雅合作完成。他最大的兴趣和贡献都在化学方面。他和傅兰雅翻译的第一本化学书是《化学鉴原》，原作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本化学教科书。在这本书中，徐寿创立了一整套沿用至今的化学元素译法。他们根据化学元素的英文音译出汉字，再加上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从而造出一批专门用于表示元素的新汉字。后来人们常用到的碘、钙、钠、硒等近40个元素译名都是由他们创制的。这以后发现的新元素的汉译名也都如法炮制。
当时的翻译馆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格致之学的翻译人才，他们有的无心科举，有的名落孙山，有的仍在科举与格致之间徘徊，但通过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他们共同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引入中国，在近代科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然而，王扬宗告诉我，沪局译书在当时并未产生很大的实际影响。他曾在湖南省图书馆找到了一批初刻本的沪局译书，装订精美，版式漂亮，据推测为制造局特意送给地方官僚的，但这批书籍似乎从未打开过，崭新如初，甚至连书目顺序都没有打乱。要到甲午中日战争后，国内掀起新一轮西学热潮，沪局译书才被大量盗印重刻，更多人开始从中挖掘科学的价值。
对这段历史，梁启超后来在《五十年中国进化之概论》中评述道：“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多亏了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格致的遗憾
书译成后，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徐寿当初筹建翻译馆时就想到的问题。因此，在获得曾国藩的支持后，他们计划同时开设学馆，招募学生入馆，聘请授课老师，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为此，翻译学馆将上海另一家教授西学的广方言馆并入。但后来曾国藩去世，李鸿章接手，时势变化，学馆的计划只实现了一半，广方言馆仍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科学教育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当傅兰雅邀请徐寿参与筹办格致书院时，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格致书院是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恩之子）提出的。1874年，他致信《华北捷报》，建议在上海租界开设一所名为“格致书院”的藏书楼，作为宣传科学知识的场所，以促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麦华陀的倡议下，格致书院开始筹办，经商议决定采取中外合办的模式，董事会里，中外董事各占一半。1874年，身为外国董事的傅兰雅邀请徐寿加入进来。
在筹办阶段，德高望重的徐寿发挥了最大作用。董事会原本预算建院经费1500两，但这实际上远远不够。徐寿利用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关系，上书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并获得了支持，募来近5000两捐款，建院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又屡次出现经费短缺的问题，均由徐寿出面募款。到1876年书院建成，募集到的捐款共7700两，其中八成为徐寿筹得。
年近花甲的徐寿还亲自担任了书院院舍的设计和监工，在他的监理下，建设工期大大缩短。开院后，徐寿等人又到处购置仪器、书籍，邀请名家到院开办讲座。后来，他干脆搬到了书院。尽管旁人对中外合办书院一事疑虑重重，但徐寿显然顾不上这些，他迫不及待地想让书院尽快走上正轨，培养出科技人才。
1879年，徐寿邀请老友华蘅芳到书院主持工作，并在上海的《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刊登招生启事，准备招收学生入院就读。然而，启事登出后，应者寥寥。徐寿办学的努力还是付之东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董事在书院管理方面的隔阂与分歧越来越大。徐寿想把书院办成一个进行专门科技教育和研究的机构，但傅兰雅等外国董事只是想办一个展览馆，以吸引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在宗教问题上，双方也走到了对立面。当初确立的建院章程里规定，书院不得收藏传教书籍，但伟烈亚力等西董坚持将《圣经》纳入，这遭到了徐寿的强烈反对。到后期，加上经费短缺，书院的发展近乎停滞。直到去世，徐寿也未能看到书院培养出一个科技人才，抱憾而终。
墨 海 书 馆墨海书馆创立于1843年，英文原名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即“伦敦会馆”，其前身为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印刷机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为传教所设立的翻译、印刷机构。上海开埠以后，搬迁至上海，馆址位于今上海山东路麦家圈。
墨海书馆是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社，书馆的管理经营模式与西方出版社相似，机器设备最初由麦都思从南洋带过来。
在西学初入中国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教士大部分不懂汉语，不能熟练运用汉语，这对翻译书籍造成了巨大阻碍。后传教士发现必须聘请熟谙中国传统儒学的“秉笔华士”来合作翻译，即翻译书籍的工作由传教士来完成，几个中国文士根据大概意思，讨论得出最恰当的中文句式、用词。王韬是第一位进入墨海书馆从事翻译的中国文士，时人称其“通西学，有时略”。
1860年，美华书馆迁到上海后，取代墨海书馆而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直到1877年真正停业，墨海书馆走完了它的30多年的历史。（文/郑院鸳）
后 记格致书院在19世纪末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厦门、宁波等地后来都模仿上海的“格致书院”筹建了本地的书院。在筹办格致书院的同时，傅兰雅和徐寿还推动创办了一本中文科技杂志——《格致汇编》，主要刊登科学论文、科技新闻（格致杂说）、通讯（互问互答）三类内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格致汇编》于1876年2月正式出版，徐寿亲自撰写了创刊序言，后来还在上面发表了化学、医学、汽机等方面的科技文章。科普性质的《格致汇编》受到了当时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其出版的7年里，发行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沪局译书，包括梁启超、王韬在内的许多维新人士都是它的忠实读者。
1884年，徐寿逝世于格致书院寓舍。他去世后，书院被英租界工部局接管，变成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格致中学。沪局翻译馆也日渐衰退，徐寿生前译书经费每年平均有两三千两，最多可达6000余两，他死后，经费减至不足千两。徐寿的两个儿子徐建寅和徐华封仍继续着父亲的格致事业。徐建寅曾被光绪帝委派负责调查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后来受张之洞之邀，徐建寅赴汉阳兵工厂研制无烟火药，1901年，在一次爆炸中不幸遇难，事故原因至今成谜。
参考书目：《过渡时代的奇人——徐寿的故事》，王扬宗著；《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汪广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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