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是一篇哲学名著，它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认识论，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也就是以知为认识、行为实践。
认识与实践是一对矛盾，它们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一定要用矛盾的观点来阅读《实践论》。《矛盾论》曾普遍地分析了各种矛盾的特点，而《实践论》是从众多矛盾事物中，抽出认识与实践这对矛盾来进行研究。“知”与“行”并不是“合一”的关系，而是“矛盾关系”，即“对立统一”关系，王守仁说的“知行合一”既不唯物，而且也不辩证。
《实践论》出自《毛选》第一卷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裂什么是“实践”？首先，它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当然，不是脑袋里的活动，而是身体力行的活动——是物质性的活动。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并不是孤零零的来到世间，而是生存在家庭、城市、国家里，时时刻刻与他人之间存在联系，被他人所影响，因而人的实践乃是“社会实际生活”。
社会实践里，最基本的一种是生产性活动，人要吃、要喝、要消费，前提是他们能够进行生产劳动。原始人要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时刻与自然打交道，在脑海中产生对自然的认识。后来社会出现分工，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产生一些不从事于肉体劳动的祭师、巫师，他们凭借精神观念，虚构出一个神灵世界，说现实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彼岸世界才是真实的，把实践和认识割裂开来，这些人后来发展成了神父、僧侣和哲学教授。而那些从事肉体劳动的人，他们双手触摸着大地、眼睛眺望着天空，确信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坚定的唯物论者，承认自然界真实存在，也承认人类社会以及自己的实在性。
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事物总是个别的，我们谁都看不到“人类”，只能见到一个又一个的人。“人类”乃是我们从一个又一个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是一种认识。我们只有通过实践，跟一个又一个的人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特征，然后才能进行归纳总结，知晓人跟动物、植物的不同之处，形成“人类”这个概念。唯心主义者却相反，它们说共相、概念是天赋在人的脑海里的，有多少个“人类”共相就能够外化出多少个具体的事物——他们否定认识来自于实践。
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实践”与“认识”的对立方面《实践论》告诉我们：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排在第一位的始终是实践而非认识，认识还不够格与实践并列。列宁同志说得好——“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认识是主观的，它因人而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谁也无法代替他人去思考，故而每个人的认识都具有个别性的特点。实践却并非如此，伽利略的落体实验大部分人都能做，并不局限于他自己；只要身体健全，人人都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单手能否捏爆鸡蛋......这说明实践具有着普遍性，不局限于个人。
其次，认识没有超出精神领域，不会直接改变外物的形态、不具有现实性。一个人即使才高八斗，遍知万物，如果他不能说、不能做，那也毫无意义，对世界丝毫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理论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进而改变世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说：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实践是物质性的，认识是精神性的，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它们的对立之所在。任何混淆这种对立，试图进行“合一”的做法都是不高明的。
列宁著《哲学笔记》
“知行”是“合一”还是“统一”？《实践论》中说：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这里用的是“统一”而不是“合一”，并且强调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知和行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在某种情况下的统一。《矛盾论》告诉我们：
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知与行是一对矛盾，分属物质与意识两个领域，它们无条件的、绝对的对立着——有时候是认识跟不上行动，例如我们在几千年前就修筑起了长城等著名建筑，但工程学的出现却是晚近的事；有时候行动跟不上认识，例如电学理论先于电的应用等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外界环境阻力较弱时，我们才能够把理论成功转化为实践；或者通过实践，修正谬误，产生正确的认识。可是，环境总是在不断地变动，稍不留意，我们的认识就变得落后，实践也跟着走样。就像指针和秒针一样，它们只有在某个时候才重合，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追赶。重合是相对的，分离却是绝对的。
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乃是含有对立在其中的统一，是暂时的、相对的统一。我一定能把我的实践付诸行动，或我一定能理解我的实践、获得真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我明明知道该怎么去实践，但条件不充足，只得等待；或者，我明明已经实践过了，但我仍不理解它，甚至曲解它，就像哥伦布已经到了过美洲，却至死还误把它当作印度一样。
“知”与“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分离、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在历史长河中才充斥着那么多的谬误与懵懂；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而在某个历史时期才会出现启蒙、飞跃与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对“知行”关系的理解。
可惜许多不得矛盾的人常常把它给庸俗化，并且复活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将二者混为一谈。
“知行合一”忽略了分离的绝对性
什么是王阳明所说的“知”？“知行合一”既不唯物、也不辩证。我们根据王阳明的原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解释它，有异议者可参阅《王阳明全集》。《传习录》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这是指能够脱离实践的“良知”，它“不假外求”。“良知”是王阳明体系的核心，要想理解他的“知行合一”命题，先得抓住这个核心，这样才能避免断章取义、只取所需，歪曲古人、贻笑后人。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心的本体。《答欧阳崇一》又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可见，阳明所说的“知”都是“良知”，在“良知”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的“知”。他所理解的知不单是知觉、知识、认识，而且还含有“至善”在其中，不单属于认识论，还是本体论，他说：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阳明认为人的“良知”是万物所赖于存在的条件，这其实是杨简《己易》的进一步发展。阳明又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熟悉道学的人都知道，阳明的这个论断是从《大学》里的这句话演绎出来的——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因为“知”是“心”的本体，而“意”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知”也就是“意”的本体。而“意”的所在就是“物”。阳明所说的“物”并不是自然界中物质，而是社会伦理中的“物事”，在《答顾东桥》里他就明确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这样推下来，也就得出“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的结论了。
因此，我们知道阳明所说的“知”是心的本体，含有知觉、认识、至善、良心等含义在里面。与辩证唯物论的“知”即“认识”不同。
《大学》是王阳明思想的诞生地
什么是王阳明所说的“行”？阳明所说的“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也不同于实践，在阳明看来，“行”是用来说明“意”的。顾东桥在信中主张先知后行，为了反驳他，阳明特别对“行”进行了解释，他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意”就是意念、欲望，它会促使我们去行动，所以叫“行之始”，而王阳明直接把这个“行之始”混入“行”之中，认为意念也属于行动。在回答徐爱的问题时，阳明说：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
“好色”是一种好看的颜色，我们见到它、感觉到它，自然属于“知”；可是我们喜欢好看的颜色，这并非是行为，而只是欲望，怎么能说“好好色属行”呢？如果把欲望当作行动，那么法律中恐怕要多出一项思想犯罪了。阳明又说：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我动了一个念头，这怎么就是“行”了呢？念头并不具有现实性，并不超出我的精神之外，它跟实践有天壤之别。我们都知道，在认识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个意志，意志才促使我们去行动，而意志是属于精神层次的，并不具有物质性，不属于“行”。
阳明却认为“意”是“行之始”，所以也属于“行”，这就好比说静止是运动的开始，所以静止就是运动一样。他把实践融入认识中，王夫之敏锐地发觉了王阳明的这个弱点，说他“销行以归知”。
王夫之的《尚书引义》用唯物论来反对“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既不唯物、也不辩证阳明的“行”其实把“诚意”也混杂在里面，“诚意”就是真实的意念、欲望。阳明认为只要不被“私意”阻断，我所想要做的必然是我所认识的，而我所认识的也必然是我想要做的。如果我一时迷糊，做了自己不该做的，那便是因为没有“真知”的缘故，为私欲阻断。阳明说的“行”并不完全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性实践，所以说它“不唯物”。
而且“知行合一”把统一当作绝对的，它忽略了实践与认识的对立，阳明总是说知和行“不可以分为两节”，可它们本质上就是对立的两节，这是无法抹煞的。并且，他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是一种机械的“合一”，是为了附和《大学》中“知至而后意诚”的说法，把知和行用“意”来粘合成一个功夫的上下半段，说它们一个是“始”，一个是“成”，不相分离，却也不曾走入对方，实现转化。
这种机械的“合一”消灭了斗争，也就使认识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知行合一，得到那个完美的“真知”了，那么认识也就不会随着具体条件、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矛盾双方不会相互分离斗争、上升。认识不再追求跟上变化了的实践，最终变成僵化的教条。而且把“知”抬到“行”的高度，也就使矛盾的主次之分失效，“行”不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变成了折中、平衡。所以我们又说“知行合一”是非辩证的。
阳明在三十八岁提出“知行合一”，初衷是为了纠正二者分裂的问题，鼓励人兼顾。五十岁后，他的心学体系成熟，专门讲“致良知”，结果自己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了知行对立，流入清谈。诚如《实践论》所说：
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