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
我收拾着妈的遗物，似乎收拾起她的一生。我想着，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地结束了，结束在一筒所剩不多的牙膏和一柄还残留着牙膏的牙刷这里。不论她吃过怎样的千辛万苦，有着怎样曲折痛苦的一生。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读张洁的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是一篇一看到题目就能打动人让人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文章。当然，打开阅读之后，就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初看之时，并不知这篇令人读来潸然泪下数千字的散文，只不过是提取了张洁在母亲去世后写的同名书中极少的一部分，如今我也到了当年张洁写这本书的年纪，比起当初，感受显然不一样了。翻开整部书细细来读，感受更为真切，读来缕缕引发叹息。
回看整部长达十万多字的同名书，张洁从八十岁的母亲确诊脑垂体瘤开始，写到她在面对母亲要不要进行脑垂体瘤手术前后的纠结，母亲术后看似带来的希望却又最终离去的无奈和绝望，母亲去世后的悲痛欲绝和自我反思。更多的是从母亲生病这几个月的生活片段扩展到了母亲艰难的一生，那些母女相依为命五十四年时光中每一个记忆深刻的片段，母亲为了“我”无私付出的那些过往，一笔一画都诉诸纸间。
张洁和母亲，1953年摄于西安
张洁一边诉说，一边在自问：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到临终，至亲之人该以怎样的方式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面对垂垂老者已然病入膏肓，他们不能说或者为了不想麻烦儿女不愿意说，甚至什么都说不出来的时候，怎样理解他们的痛苦和无奈？儿女们又能给予他们怎样的关怀和照顾？怎样让老人在最后的时光里活得既不痛苦又保持尊严？
父母到了耄耋之年，儿女们通常也到了中年往老年迈进的年龄，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加在一起，深感力不从心，又如何想方设法来更好地照顾年迈的父母，让他们在离开人世前能够过得更好？这虽然是张洁本人的体会和感受，更可能是所有面对此类的问题的人的终极考问。书中有意无意还提到了普通人面对医疗资源不足的就医困境，中年人的面对诸事的无力感，也是一言难尽。
1935年春，张洁母亲婚后第三天
掩卷之后，我陷入了深思。
都八十岁了，要不要做手术？
张洁母亲患的是脑垂体瘤，因为脑垂体瘤压迫神经，视力越来越差。其实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刚开始发现视力不好的时候，定点医院的医生一直误诊为是白内障，后来确认是脑垂体瘤的时候，已是八十岁的高龄。医生诊断，不做手术，很有可能不久就会失明，做手术呢，八十岁高龄，很有可能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相熟的医生在晓之以利害明白告诉她：“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1942年冬，张洁母亲年轻的时候
医生会将手术中所有的可能都告诉患者家属，这是医院方面的惯例，是为防万一出事的时候患者家属不来闹事。可是，医生毕竟见多了，这样的话语一旦落到病人子女的耳中，还是觉得如同晴天霹雳，难以承受。要不要做手术就成了两难。张爱玲说：“人到中年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性命悠关之际，既无兄弟也无姐妹的张洁无法作出选择，最后，一筹莫展的她将选择是否手术的权利交给了病中的母亲。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样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我说：“您签字不管事。”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妈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而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这一次，我听了她的，或许又错了。
1946年6月，张洁（前中）和母亲（后中）及母亲的友人在陕西宝鸡
其实妈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一旦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术后看似好，是否潜藏着什么？
没有经历过亲人手术的人，或者说没有亲自侍候过亲人手术的人，想必临阵之时，都会觉得手忙脚乱、忐忑不安。在推着车送母亲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张洁表面上在微笑着对母亲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可是，在她心里却觉得，这微笑下面掩盖着的，就像是在骗母亲去送死。
1950年，张洁母亲（左二）和陕西蔡家坡扶小的同事们
那一刻，谁能确信这位八十岁的老人上了手术台还下不下得来？可是，母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手术。她不要活着成了失明之人，那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怕到时候连累女儿。
一个可敬的老人，果断地为自己作出了决断，打消了女儿的疑虑。
手术后没几天，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了……而且一停止了输液，马上就想吃东西，喝上了张洁朋友送来的稀粥，看起来吃着很香的样子。
张洁五岁，在柳州。
那一刻，病人和家属似乎都觉得苦尽甘来的时间到了。张洁说自己曾经志得意满地说：“妈，我真高兴我（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事后证明，那时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
手术后醒来，如何面对病人的折腾？
术后的那天当晚，睡梦中的母亲总是用手在身上抓和挠。张洁担心母亲抓和挠会抓掉手上的输液管，就用绳子将她的手绑在了床边的护栏上。那种抓和挠，一定是术后的难受导致的，将她的手一捆，看似安全了，不会再抓和挠了，可是，妈一定更难受了，迷蒙之中，这种难受却又说不出来，这种陷入沉疴人的憋闷、烦躁，如同坐监狱一样。事后回想起来，简直是残忍。
她太想病人快点好了，想着只要母亲和自己一起努力，就会很快回到健康时的状态。所以，一切在常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自理小事，都会逼着母亲尽快去适应，忘了这是一位年过八十刚刚经历过脑手术的病人。
张洁九岁
术后导尿管拔掉之后，为了刺激病人小便，也为了防止老是挪来挪去的不便，张洁尝试着将便盆放在母亲身下。可是，母亲却总是努力要将之挪开。张洁说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的疲累？母亲不说话，或许她想说，你可知道我这样的难受？否则为什么要那么费劲地挪开？可是，母亲啥都没有说。
甚至，妈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我都觉得她过于随心所欲，不为疲劳至极的我考虑。所以，我在扶她起来的时候，难免气哼哼地将她往前一推。她总是恨恨地发出“哎呀”一声，那就是对我如此待她最严厉的批评了。
有人说，病人会折腾人，哪个病人真心要折腾人？折腾人说到底只是表象，那背后一定是他们自己在困顿中的无奈和无助。想要求助却又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的痛，就像溺水之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却胡乱地抓来抓去总也抓不到。
她的不回应，都在抵触什么？
可是，张洁还是很快地发现了问题：术后，母亲似乎是不会站了。从那以后，直到母亲生命的最后，她一直在为能让母亲的站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努力，且备受打击和煎熬。
张洁送女儿出嫁
术手第一次下地，妈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两条腿软得像煮烂的面条，无论如何都挺不起来。
“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可是，这样的动员对母亲来说根本就没有用。
母亲不肯自己站起来，张洁就逼着她自己想办法站起来，她自己不上前搭把手，甚至也不让家里的小阿姨搭把手。她鼓励母亲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以前的样子，可是，母亲既显得力不从心，又看上去极不愿意配合。甚至，她上厕所，没人拉也不“肯”站起来。为了让母亲能够站起来，张洁故意在母亲上厕所的时候将厕所门开着，母亲气急，家里还有张洁的老公在。
张洁母亲79岁生日
逼到这份上，仍旧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越鼓励越不行。
偶尔被发现能够自己站起来，对于张洁来说，简直是绝顶的鼓舞。下次再碰到她不肯站起来的时候，就更不肯拉她了。那时总觉得母亲的不肯站，是思想问题，不是身体问题。
可是，有一次，妈不但没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下，如鱼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来。她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已进入无意识状态，有一种大撒手的解脱和魂游已远的渺然。
这简直就是往深渊里坠。我绝不允许！妈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时，我要她活下去的愿望，可能胜过她自己。我没有扶妈，反而冷酷地说：“好吧，就当这是床，就此练练怎么从床上坐起来。”
妈在地上爬来爬去，翻来翻去，连从地上坐起来都不会了。爬到长茶几前就用两条胳膊撑着茶几，两条腿软软地斜蹬在地上，一点劲也不使。仅仅靠着胳膊上的力气，把上半身撑了起来。这怎么能站起来呢？要想站起来必须两条腿使劲才行。不一会儿妈的劲就使光了，浑身累得发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驾不动辕的老马，不论驾车的车夫怎么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来了。
这是这本书里最打动我的文字，看着看着泪水模糊了视线。八十岁母亲的挣扎和五十四岁女儿的绝望，在无声地流淌……
张洁母亲和女儿摄于美国
生活中，每天有多少这样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绝望在上演？每天又有多少这样绝望的女儿在挣扎？
所以，张洁说：“其实，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
然后，所有努力和挣扎，终究没有换回老人的生命，即便是勇敢地顶住了手术，却最终在术后一个月离去。
就医的困境，如今都改善了么？
书中真实的记录，是在三十年前。做手术一床难求，找大夫层层托人，看病贵超过承受能力。至今应该也没有任何改变吧，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0年，张洁和母亲在长城
因为母亲年迈，术后需要陪护，要找个单人病房。除了等空位，就是找人疏通关系。张洁性格直率，她在书中毫不避讳地写出了所托关系的层级。当然，也源于她人缘好，她所在的单位虽然没啥钱，关系还是有的，也有人愿意帮忙。
手术前张洁的母亲对家中的小保姆说：“你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哪，把你张阿姨累坏了。”张洁的母亲真是个明白人。
是的，同问：“没地位的人怎么办？”好医院就那么几所，名大夫又那么少，普通人两眼一抹黑，想找名医手术，根本不可能。
张洁和母亲1990年去美国探望张洁女儿，摄 于旧金山。
另外，张洁虽然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忙和累，但相比于别人，她的职业还是自由的，她的时间完全可以自己安排，比如说母亲决定动手术，她就做好了半年不写稿的准备，这对她显然也没太大的影响。现实中，如果是一位既要工作养家，不能请假却又要照顾病人的人，又将如何面对？
1991年，张洁在日历上记录下母亲最后的日子。
至于钱，那个年代大家收入普遍偏低，家中也没啥积蓄。母亲手术，张洁所在的作协借给她一万块先用上，最后，母亲住了一个多月院，手术连住院一共花费了5千出头，退回了4900块。我算了一下，91年我的月薪大概是200多块，5千多在如今看来钱不算多，在当时却相当于两年的工资了。不过，张洁她母亲住的是单人高干病房，比普通病房会高出许多。
1990年，张洁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手术室的大夫恰好是文学爱好者，是张洁的粉丝，给张洁和前来陪伴她的朋友提供了休息室。她当时的丈夫位居高职，出入有专车，在安排专家会诊和带病人出行方面也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些都是普通人所没有的。一句话，换作是普通人，生这样的病，一定是难上加难了。
这部读后感我自去年张洁离世后重读她的书开始写，断断续续写了好些时间，看看写写，写写停停，却总觉得还有很多未能说尽的东西。正像张洁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那样：“我始终不能定稿，每读一遍，就有不能尽善尽美的缺憾。忽然一日悟出，就是我再写上一年，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如就此停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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