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绿色代表自然、清新之意，因此这种色调也被广泛运用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
人们常说“灯红酒绿”，便是指某一城市内部的繁华盛景。
可凡事都有例外，一旦绿色与“帽子”或“乌龟”相联系，它便成了极具侮辱性的贬义词汇。
“绿帽子”谁都不想戴，而“绿毛龟”之头衔尤为甚之，它不仅代表女方出轨，更隐喻着男子怯弱胆小。
同时，“绿”的贬义文化即不是凭空出现，也绝非朝夕而成。
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绿色头巾便有贬义之说，但也只是某个地区的局部文化现象。
直到元代以后，“绿帽”所带有的隐喻才正式形成，并间接影响到了乌龟这原本吉祥的灵兽。
在古人眼中，绿色多寓意为“贱”，与“贵”相对立。
这种文化观念早在上古先民的真情咏唱中早有披露。
《诗经·邶风·绿衣》中便说：“绿衣黄裳，心之忧矣。”
“衣”指上衣，而“裳”则为下衣。
有人身穿绿色上衣、黄色下裳，为何看到的人会感到忧心？
原来在一般情况下，黄色才是上衣，带有贬义色彩的绿色只能为下衣。
现在“上下异位”，便暗示后院失德，夫人失位而贱妾上位。
由此可见，绿色的贬义色彩，自古便有之。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古人对绿色持有偏见态度呢？事实上，这源自于古人对正色、偏色的划分。
孔颖达注《广韵》说：“绿, 苍黄之间色。”这里明确指出，绿色属于一种“间色”。
用现代色彩学来解释，三原色则是“红黄蓝”。
古人对色彩的认识，取决于颜料，因此他们将“黑白红黄蓝”称之为“正色”。
黑白代表庄严肃穆，多用于正式的严肃场合，而红黄蓝则具有吉祥、喜庆以及自然的寓意。
如此一来，由黄蓝色调制而成的绿色，便成了低一级的“间色”。
受此思想影响，一些人裹上绿头巾，也会引得他人鄙夷。
自汉代开始，绿头巾也逐渐成为贱者的“标配”之一。
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董君 (偃) 绿帻传韛，随之前，伏殿下。”
颜师古作注说：“绿帻，贱人之服也。”
东汉名士蔡邕更是指出：“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这几则史料表明，绿色头巾与卑贱之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到了唐代，令人头戴绿巾已经成为羞辱人的一种手段。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李封在延陵（多指江苏一带）做官，当有人触犯法律时，他反而“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
这种手段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以至于“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
经明代学者郎瑛考证，李封行此手段，其实是临时起意。
他之所以想到这个精神羞辱的办法，也是受到春秋时期一个偶然案例的影响。
话说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娼夫行苟且之事被人抓到，而在古人眼中，“男盗女娼”最为低级，于是娼夫被戴上绿色头巾“以别贵贱”。
因此李封沿用了此举以示惩戒，但却无意中使得“绿帽”贬义说深入人心。
即便如此，“绿帽”的贬义文化也尚未普及，更没有被广泛民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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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之前，绿巾也散见在各类史料当中。
如三国时代有一地，名为丹阳郡，而产出于此的丹阳兵在三国时代威名赫赫。
东吴最后一位太守杜莹，手下便有一支裹着青色头巾的丹阳兵，世人唤其为“青巾军”。
在西晋灭吴之战中，青巾军爆发出最后的光彩，杀死数倍于己的敌人，彪悍的战绩使得青巾军之名广为传颂，并得到东吴旧人的由衷赞美。
另外，在唐宋时期的一些志怪小说中，“绿帻青帔”常常是修道者的装扮。
他们“戴青巾、披青氅”的装扮在当时颇为流行。
由此可见，元代之前的青巾，其贬义文化只局限在少数地区，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主流的大众认知。
二、“绿帽”贬义文化起源于元朝纵观历史，想要一种文化现象被普罗大众广泛接受，那必然需要一种力量自上而下去推动。
举个例子，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夏子民皆讲究孝顺父母，这不仅是受宗法制的影响，更是汉代帝王们大力推崇的结果。
汉高帝刘邦取得天下，便以孝道治国。
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独尊儒术”，将儒家奉为正统学说。
而孔子又说：“弟子首孝悌，次谨信”，这就使得孝道成为历代君王皆推崇的文化。
汉代选官以察举制为主，而举孝廉这种途径，又是最为常见的察举方式。
因此不少人能进入仕途做官，便得益于他的孝道之名。
如汉末枭雄袁绍，尽管出身门阀自家，但也要为父母丁忧，“麻衣结庐”整整六年。
正是他的“孝”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而正是这些声望使得他被各路诸侯推举为伐董联军的盟主。
经过若干年发展，孝文化自上而下流传在每一代人的心中，从而不可分割。
同理，“绿帽”被视作极具有羞辱性的词汇，也是受到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影响。
据《元典章·礼部服色》记载:“至元五年，准中书省札，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可见元人通过法律手段，将绿巾与娼妓贱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除娼妓之家以外，戏子名优也被纳到这个羞辱性的范围之内。
据《元史·顺帝纪》记载:“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
在古代社会，娼户、乐户属于“贱籍”，无论在哪一朝代，这类人群都属于下九流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人群中经常会出现私通、出轨的现象，一旦他们之间的奸情被发现就会被要求戴上，以示羞辱。
久而久之，人们便逐渐将这种私通、出轨的行为与客观事物“绿帽”联系起来。
自元代之后，“绿帽”便正式成为羞辱性词汇，及至明清两代，它的羞辱含义也在不断加深。
如谢肇《五杂俎·物部四》便有记载:“帻本贱者之服吗，绿帻又其贱者，近代乐工着绿头巾，亦此意也。”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绿色头巾已经在此时正式与贱者相互关联起来。
最后，这种“绿帽”贬义文化不断发展，甚至蔓延到了灵兽乌龟身上，从而衍生出“绿毛（帽）龟”等羞辱性更强的词汇。
我们在形容一个人胆小怕事之时，大多会将其形容为“缩头乌龟”，而其衍生词汇“绿帽龟”作为攻击他人的语句则更具侮辱性。
那么曾经的灵兽乌龟是如何被贬义化的呢？
据《周礼·大司乐》记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所谓“四灵”，是指远古部落时期的四个主流图腾。
但在“四灵”之中，龟最为特殊。因为其他三个都是人们幻想而来，唯独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自远古时期到唐宋以来，古人对龟的崇拜从未停止。
《尚书·中候》中则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成王观于洛，沉璧礼毕，王退，有玄龟青纯苍光，背甲刻书，上跻于坛，周公写之。”
相传《周礼》之文，便由灵龟背负而来。
而在一些远古神话当中，如女蜗补天、伏羲推演八卦、大禹治水等，灵龟的身影无处不在。
古代君王认为天命神授，而乌龟象征着长寿与财富，它也时常被认为是天界的使者，身上背负有神仙的指示。
所以在古代帝王的大力推行之下，乌龟在当时便象征着美好祥和的内蕴。
只可惜，古人对龟文化的仰慕，到了元代戛然而止。
因为龟图腾起源于农耕文明，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族则以走兽飞禽为图腾。
故而元人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便开始有意贬损龟文化中的美好寓意，以打击农耕文明的精神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认为灵龟是天神使者，因此古代统治者喜欢制造龟钮官印，便寓意着自己下达的命令符合天界的意志。
但自从元代以后，龟钮官印自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直纽官印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官场习俗的转变与元代贬龟文化不无关系。
值得提到的是，倘若乌龟完全是正面形象，元政府对乌龟的贬损手段自然会引起宋朝遗民强烈反对。
但不巧的是，唐宋两代的乌龟形象虽然也一直以正面为主，但也出现了贬义内蕴。
如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在《嘲归仁绍龟诗》中写道：“顽皮死后钻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
皮日休曾打算拜访归仁，但后者避而不见，于是他做下此诗，将归仁比作乌龟，以暗示后者之畏畏缩缩与藏头露尾。
皮日修本人
由此可见，元人入主中原之前，乌龟的形象便已经不再是完全正面的了。
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正是因为龟形象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反转，这才给元人丑化乌龟形象提供了一条捷径。
就这样，乌龟的各种缺点都被一一放大，导致其负面形象也愈发深入人心。
当时民间还谣传：“宋后无人敢名桧，入元龟字有恶名。”前一句是指奸臣秦桧的“桧”字，后人无人敢用。后一句则是说，自元代之后以龟为名便成为了一种忌讳。
元代之前，尚有人以龟为名，如李龟年、陆龟蒙等人。
但到了元代时，社会风气开始转变，龟文化中的崇慕已不存在，反而转为贬损之意。
而乌龟之所以与“绿帽”联系在一起，也是颇为委屈。
受元代贬龟思想影响，有人发现乌龟的头部竟然存在一道看起来很像头巾的环形绿色花纹，就像人在头部裹上一层绿巾。
于是有好事者便以此为据，自作聪明般地将地位卑贱的娼夫、乐户比喻成“绿毛（帽）龟”。
元人本就反感龟文化，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乌龟也逐渐成为侮辱性词汇。
赵翼
清代学者赵翼曾对元代诗歌《废家子孙诗》做出解释：“撑目兔谓望月而孕，以见其不夫而妊也。缩头龟则以喻其夫也。”可见乌龟被比作娼夫的确是从元代开始的。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接着说道：“今人以妻之外淫者, 目其夫为乌龟。”
所以自元明之后，世人将乌龟当成娼夫，便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一种，并在世人心中留下固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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