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财政部门有两个，一个是户部，一个是内务府。户部是负责国家钱粮收支的，内务府是掌管宫中财政的，为皇室提供服务。严格意义上来讲，户部为公，内务府为私。
清代有定制：“国家定制，既设户部筹备军国之度支，复设内务府办理内廷之供应，原以示内府外库各有职掌，不相牵混之意。”照这样看，皇帝就不能私自挪用户部的钱款。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
内务府有自己的收入来源的，主要是皇庄、当铺以及各税关等等。但在法律层面上又规定，每年户部做预算的时候，都要拨给内务府一笔款项。只不过户部拨给内务府款项的数额在清前、后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前期虽属不定期的，但数量总体不大，具体多少，尚无史料说明。乾隆年间开始确定数额，定期支付“乾隆中，上亲为裁定，岁支用六十余万两”。就是说，乾隆中期，户部每年要给内务府拨款六十余万两。
乾隆朝是清代国库最充实的时期，期间内务府其他方面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户部拨款数目，所以内库“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如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乾隆下旨令内务府广储司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银库。
在内库充盈的情况下，乾隆尚定每年户部拨款60余万两作为内库的常年经费，说明内库取之部库的款项在此之前可能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道光以后，国势日衰，尤其是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部分主权的丧失，内务府的收入来源也受到冲击，而皇室的支出费用却有增无减。内库取之于户部的款项也越来越多。
从道光十年起每年除了上述的60余万两外，又增加了30万两的固定经费。尽管这样，内务府仍是入不敷出，常常以“借拨”为名，挪用户部款项。所以，光绪十九年，光绪皇帝又以内务府屡借户部款项难还为由，下旨户部每年于各省、税关中另筹五十万两，以供内务府应用。
这样算来，到了光绪十九年以后，户部每年拨给内务府的费用总计达到了140万两。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银两虽是户部拨出，但并不从户部银库支出，而是由户部将其摊派到各纳税单位，由各纳税单位按摊派数额直接上缴内务府，之后户部备案即可。
内务府来自户部的款额从乾隆年间的60万两到光绪年间的140万两这一历史事实，一方面说明随着清朝统治的没落，统治集团的生活也更加奢侈腐化；另一方面也证实，到了清末内库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靠户部拨款。
内务府以一个国家行政部门的资格从户部得到应有的财政拨款或补贴，这本来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清朝统治者过分强调“内库钱粮，俱在正供之外”，并以此证明皇室的巨大消耗来源于内务府的“自筹资金”，上面的户部拨款的事实说明这只是统治者自欺欺人而已。
可以看出，清代内务府每年从户部接受常年经费是有定数的，这些银两的支出名目和所办的差务也是有规定的。但是皇帝的需求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内务府每年都要接到一些皇帝临时传办的差务。
可是办事就要花钱，而这些花销又在“常例”之外，内务府又拿不出来，自然就要奏请户部拨款。户部碍于皇帝的天威，又不能不办，于是类似的事件，每年户部也会有大量的款项流入内务府。
内务府花钱如流水，收入来源又不够，总是要求户部拨款。所以，有清一代，户部和内务府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尤其是清末，户部银根紧缩，用钱的地方太多。比如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期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多次以军备为由请求拨款被拒。
很多人认为这是翁同龢故意和李鸿章过不去，实际上翁同龢这个家不好当，由于慈禧太后生活奢靡，整天想着修园子，翁同龢肯定要先紧着慈禧的用度，剩下的才能给李鸿章。而此时的大清朝，哪有剩余的银子呢？
户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户部大臣作为皇帝的臣子，又怎么能违背皇帝的意愿呢。这就是内务府能请拨专款和“请拨不已”，户部只能申诉苦处而仍要满足内务府要求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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