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疆域图
官府手工业的衰落-和私手工业的发展：东汉时期由于大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大庄园的发展，加强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都不如以前那样发达。同时，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他们比过去经营着更多的手工业作坊。国家控制的小农、手工业及商业范围的逐步缩小和私手工业、商业的逐渐发展，使中央集权的力量相对地削弱。
制盐业
东汉初年，官府手工业作坊还有相当大的规模，盐铁业仍然为国家所掌握，到和帝之时，由于豪强地主在手工业经营方面与官府手工业的斗争取得胜利，迫使政府下令盐铁开禁，只设官收税。从此很多盐铁业落入豪强地主手中。崔趸在《政论》一书中说，有些边郡的官造兵器是“刀牟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说明那里的豪强地主甚至连政府控制很严的兵器制造业也把持起来了。
东汉马踏飞燕
东汉前期的铜器，还多见官府作坊制造的产品，到后期巳明显减少，而上面较多的出现“某氏制”的铭文，如传世延熹三年(公元160年)的神兽镜中铭文记“汉西蜀刘氏作镜”，讲明了铜镜制造的地点和制作者姓氏。私手工业铜器的制作以四川等地较为突出，特别是铜洗铭文上往往记载了制造的地点和姓氏。这种现象，标志了官府手工业的衰落和私手工业的发展。
水利鼓风炉
水力鼓风炉的发明-和冶铁术的进步：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在东汉初年，南阳地区就已使用水力鼓风设备，比欧洲要早一千三百年。水力鼓风炉的发明，可大大提高炉温,这对冶铁术的提高，无疑具有很大意义。但一般尚使用皮囊鼓风。滕县宏道院画象石上的冶铁作坊图刻在地主居室画面的下方，这无疑是墓主入生前所经营的，是盐铁开禁之后的作品。这幅图中的左边是一个皮囊形物，推侧即是鼓风设备;右边是锻铁制器的图象。在滕县画象石中还见到另一幅锻铁器及农耕的图象。在徐州铜山洪楼发现的画象石，有纺织图，这种手工制造业的图象，都可以说明墓主人是这种手工业作坊的主人。水力鼓风炉的使用，究竟推广到什么程度，现在还难以判明，但这时期釜、小炭炉、灯等铸铁器皿，远比西汉为普遍，一些西汉时冶铁业尚未发展起来或很不发达的地区，如南京、绍兴等地的东汉墓中，也经常发现釜、谯斗等铸铁容器，说明那里的冶铁业也已发达起来。
全铁农具
全铁制的农具和工具，远比过去发达。铁器有了更多的发现，出现了铁火钳、铁镜等物。它并深入到生活的细小部分，如四川成都站东卿东汉墓中就曾发现过铁顶针。洛阳烧沟的东汉晚期墓中发现过高73厘米的十二枝灯，还有二把铁斧是用铁心木壳作把手，这说明人们对用铁已经不吝惜了。在武器方面，铁刀成为最主要的东西。铁刀主要供砍伐之用，如果不是锻钢技术的进步，它是不会代替铁剑的。广汉郡工官制造的一种金马书刀，是在铁质书刀上用金丝错马形，它在汉代是一种很讲究的物品。在成都天回山崖墓M3中发现的一件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广汉郡所制金马书刀，在靠刀柄的一面有错金凤形，它在东汉末年已经改变了错金的图象。这种书刀，说明在当时曾用铁来制作贵重的物品，这都可表明冶铁术的提高。
汉代铜手工业
铜器手工业及铜镜的演变：东汉时期的官府铜器手工业最主要的是设在洛阳的由尚方和考工管辖的作坊。此外，蜀郡工官也制造铜器，传世建武廿一年(公元45年)蜀郡工官制造的鎏金铜酒尊，有三足圆盘承托，其三个熊足上镶嵌了松绿石和水晶石，是迄今所知最讲究的东汉铜器。河东铜官则以制造弩机等武器为主。在云南的朱提(音是)、堂狼的官府铜器作坊，以制造双鱼洗著称，它最迟起于东汉前期的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1年)，最晚的制品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纪年铭文。此外，在汝南、河内也设有铜官。同冶铁业一样，东汉后期官府铜器手工业逐渐被私手工业所排挤。传世铜洗中常见带“蜀郡董是(即氏)作”、“蜀郡严氏作”等铭文，这种带某氏作铭文的铜器是私手工业作坊的制品，而带这类“某氏作”铭文的铜器在东汉后期是越来越多。
汉代铜镜
在铜器制造业中，铜镜的生产仍然是一个重要部分。东汉的铜器，器面大多成微凸的弧面，凸面镜以相同的面积可收入更多的景像，这是制镜技术上的新发展。
汉铜镜
东汉铜镜的纹饰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期。
汉铜镜
东汉早期:除沿用了昭明、四乳四螭以及规矩四神镜外，新出现了由昭明镜演变而来的云雷纹镜，并迅速流行起来。
汉铜镜
东汉中期:镜钮开始变得更加厚大结实耐用。西汉晚期镜钮旁出现的柿蒂纹，这时发展为花纹的主题，并逐渐变为蝙蝠形柿蒂纹镜。新出现了浮雕式花纹。主要是一种方格环状乳神兽镜。此外，还出现了夔凤镜。
汉铜镜
东汉晚期:骗蝠形柿蒂纹镜逐步复杂化，成为一种兽首镜。夔凤镜演变为直行铭文的龙凤镜。方格环状乳神兽镜大量流行。在汉末建安时，又出现重列式神兽镜。
东汉漆器
漆器工艺的演变：东汉漆器的制造在整个手工业中仍然占较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制地仍然是广汉、蜀郡。东汉安帝以前，广汉、蜀郡的漆器作坊仍属工官管理，此后则同盐铁一样，转而被豪强大族控制，一些带“某氏牢”漆印戳记的漆器，大约亦为广汉、蜀郡所制。东汉前期的漆器纹饰，同王莽前后的出入不大。而稍后则多人物彩画。彩画内容多半是西王母和孝子故事等。如朝鲜王盱墓出土一件永元十二年(公元101年)的漆盘，盘内边缘画有两个龙虎及旁侍卫女的西王母的图案，背面是有朱漆铭文“永元十二年，蜀郡西工，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另一个墓中所出的竹编彩箧，则绘制了“丁兰”等孝子故事，“三纲五常”的反动思想，这时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东汉陶器工艺
陶瓷工艺的发展：中原地区的铅釉陶器更为普遍，它在西至甘肃，北至长城地带，南至湖南等地都广泛流行起来。南方青釉硬陶在东汉有了很大发展。在硬陶上往往通体施上一层青黄色釉。在广东、湖南及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常常发现一种薄釉硬陶罐，有些器物遍体施以比较匀称的釉，同瓷器极为接近。长沙东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高足碗，外面也挂满了月白色的薄釉，可说是较为成熟的早期瓷器。到东汉末，挂青黄色或月白色釉的一种四系罐，不仅在湖北等南方地区发现较多，在洛阳等中原地区也有所发现，它当是从长江流域输入的。
东汉五铢钱
商品货币关系的逐渐衰落及五铢钱的演变：东汉时期，由于自然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不如西汉那么活跃。东汉初年，虽然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但是，以实物为计的交换关系却又逐渐频繁起来。如一段东汉前期明帝时期褒斜道上的石刻说:永平六年至九年(公元63-66年)修治褒斜栈道的工程，“凡用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金石碎编》卷五)它说明了国家的耗费有时也用实物来计算。
东汉五铢钱
东汉初年，刘秀统治集团的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动荡不定，货币的使用仍然十分紊乱，这时墓内发现的货币常常见半两钱、西汉五铢、王莽钱混杂在一起。到建武十六年(公元41年)，国家下令统一货币，重铸五铢钱。现在有传世建武五铢铜范是鉴定东汉初年货币的标准。东汉初的五铢铸造较精緻，但重量巳略减轻，一般重3克。东汉前期的五铢钱，其“五”字交股两笔上下端向外撇，“铢”字金字头加大作成整齐的三角形，“朱”字头的转折成圆折。
汉朝马蹄金
到东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东汉政府的财政日趋紊乱，货币制造也越铸越粗糙。由于货币贬值，统治阶级进一步减轻货币重量，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一枚五铢钱往往只有2-2.4克。到东汉末年，极为轻薄的剪边五铢和一种诞环钱大量流通，传世有一种剪轮五铢铜范，说明有不少剪轮钱是铸出来就是这样的。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虽然曾铸过一种重为3.6克的四出五铢(背面有四道线纹)，但在黄巾起义以后的时候，东汉王朝实际已经崩溃，所以不可能长期铸行，它在剪轮钱的大海中是很难发现的。灵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在长安又铸造过无文小钱，这当是更加轻薄的铜钱，汉末墓中经常发现的直径只有1.6-1.8厘米，重量只有0。8克左右的剪轮小钱，充分表明了东汉王朝经济崩溃已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腐朽，在这上面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汉铜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