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看，商人在上甲微时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历经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五世，至汤，国力日益强大，成长为足以与夏桀抗衡的力量。汤采取了政治和军事手段相结合，争取诸侯支持、翦除夏桀羽翼的策略，逐步推进扩大战果，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最终达到伐灭夏桀，建立了商王朝。
夏是一个统治了四百多年的中原王朝，“有民不亿之众，四岳三涂之险，京山终南之固”，虽然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已经走向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相当的威慑力。商作为一个新兴的小国，采取的是一步步靠近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奉桀众以克有夏”的策略。
汤在使用军事手段集中打击桀党的同时，在政治方面实行布德施惠的策略，争取民心、争取同盟者，进一步壮大自己，为此还致力于网罗人才。即《史记·夏本纪》所说“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
相传“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能搏虎，多求美女以充后宫，为琼室瑶台”，“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髙诱注“颤，惊也、患忧也”，“纷纷，殽乱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难得知也”。“干辛，桀之谀臣也”。针对夏桀时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社会矛盾激化的种种弊政，成汤勤劳政事、任用贤良，采取以德治民的方针。
《史记·夏本纪》记载，因为害怕成汤势力的壮大，夏桀曾将他囚于夏台，《楚辞·天问》更有“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之句。重泉，地名。前人多释为即夏台所在之地。说汤无罪被囚，更激发灭夏的决心，被释放后，更加紧了军事准备。但在决战前还做了三件事，这就是在景亳举行盟会；将政治中心西迁，逼近夏王朝腹心地区；停止贡纳，观察动向，为军事进攻奠定基础。
《帝王世纪》也有汤“盟诸侯于景亳”。钧台之享、盟津之誓分别与夏、周王朝建立有密切联系，景亳之命必为商王朝建立前夕的一次重要盟会，但其内容不详。有研究者论《墨子·非攻下》所谓“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亳，荐章天命通于四方”与《左传》“景亳之命”为一事，薄即亳，盟会内容当为申明自己是受天命而伐桀，以取得各“诸侯”的支持和拥护。
商人伐夏取而代之，在军事方面则有严密的计划。在汤以前先商文化已开始从漳河中游南下发展到今豫北新乡地区，逼近夏桀之居。与此同时，还和鲁西南东夷之地有了较多的交往和互相影响。商汤迁于亳，邻近东夷之地，当与经营东方，以打破夷夏联盟有关。伐葛是试探性用兵，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再北上伐韦，除掉夏桀在豫北的党羽，为西进伐顾扫清道路，也是消除肘腋之患。再伐顾，目的是占据原武，逼近通往伊洛平原的交通要道。进而伐昆吾，占据今新郑一带，守住了通向夏人发祥地的门户。在夺取这两处战略要地的同时，还除掉顾、昆吾两个夏桀统治的重要支柱，断其左右二臂，这就大大改变了夏、商的力量对比。
在出征夏桀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为了清楚地掌握敌人动态，商汤派伊尹潜入夏王朝内部，这就是“伊尹间夏”。文献记载有：
《国语·晋语一》：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孙子·用间》：昔殷之兴也，伊尹在夏。
缀合这些记忆碎片，可知汤曾派伊尹间夏，为了免除夏桀怀疑，曾亲射伊尹，驱逐之。伊尹奔夏三年，带回夏王朝内部矛盾尖锐化报告，说社会上产生“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即夏后氏气数已尽的舆论，汤遂与伊尹盟誓，同心灭夏。要求伊尹“若告我旷夏尽如诗”，即当旷夏的情况尽如四方歌谣所言的时候，要及时报告，以便抓住战机。伊尹二次赴夏，设法接近“桀妃”妹嬉。妹嬉为桀伐有施获得的女子，桀再伐岷山，又得琬、琰，皆有宠。妹嬉既得宠，又不专宠，为伊尹与之“比而亡夏”提供机会。伊尹终于从妹嬉处探听到夏桀两日相斗之梦，立即将情报传递给汤。由于夏桀曾自比于日，说“日亡吾乃亡”，夏民则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说，所以“两日相与斗”，成为发兵的绝好战机。汤不避旱灾，决然出征，终于一举灭夏。
结语
总之，成汤灭夏的战争是“伐谋”、“伐交”、“伐兵”、“用间”全面应用的一个最早战例。在夏王朝统治下，商只是一个很小的附属国，能“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是由于汤重视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从伐葛、伐韦、顾、昆吾，不断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在伐桀的军事行动中，通过伊尹间夏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战略方针，而且善于创造和把握战机，无论是夏郊之战，还是鸣条之战，都是以有备之师突袭敌方，以速战速决的作战行动赢得胜利。此外商人以利用畜力闻名于史，所以在军队迂回行动中，可能也利用了牛、马和车辆，提高了军队远距离运动能力。夏桀的暴虐腐败、丧失民心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自恃“有才”“自贤”，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轻敌麻痹，则为商汤顺利进军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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