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时代，有儒家、墨家等显学，同样也有杂家、小说家等末流，而其中有一个学派，他们提出的主张实在太让人感觉诧异，他们的名声是建立在后人的嘲笑之上的。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很多人都忘记了他们所主张的理想，同时也忽视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重要贡献。
这就是名家，诸子百家中一个以“诡辩”著称的另类。
这一学派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经常和庄子抬杠的惠子；另一个是以精妙逻辑论证了“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子。
值得注意的是，“诡辩”不是“狡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真正的“诡辩”是一种精妙的话术，有着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奇，其本质是对思维的锤炼，彰显的是思维的魅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诡辩”，需要先分清楚“狡辩”和“诡辩”的差异所在。
分清“诡辩”和“狡辩”：从两个故事开始说起“狡辩”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可以被轻易攻破。
一位顾客，在奶茶店点了一杯红茶，然后又用这杯红茶换取了一杯绿茶。最终拿起绿茶，并没有付费，并且进行了一次狡辩。
顾客：“这杯绿茶是我用红茶换的，凭什么要我付钱？”
店家：“红茶的钱您也没付啊。”
顾客：“红茶不是在你们手里吗？我又没有拿到，为什么要付钱？”
从这一次事件当中，最根本的逻辑错误就是，顾客并没有红茶的拥有权。他只是用店家的红茶换了店家的绿茶，这种交换是不成立的。
但是，“诡辩”在逻辑上是找不到错误的，利用的就是“悖论”的出现。比如“诡辩”中著名的“半费之讼”。
欧提勒士向古希腊著名的辩者普罗达哥拉斯学习法律，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欧提勒士在毕业的时候支付一半的学费，另一半学费要在其第一份官司胜利之后再支付。然而，欧提勒士在毕业之后却并没有履行律师的义务，迟迟不打官司。
于是，普罗达哥拉斯将他告上法庭，以此就出现了这一场著名的“诡辩”。
普罗达哥拉斯认为：
- 第一，如果这场官司我胜诉，那么按照法官判决，欧提勒士需要向我支付另一半学费。
- 第二，如果这场官司我败诉，那欧提勒士胜诉之后，按照合同规定，也必须向我支付另一半学费。
然而，欧提勒士也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
- 第一，如果这场官司我败诉，按照合同约定，我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学费。
- 第二，如果这场官司我胜诉，按照法官判决，我也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学费。
这就是“诡辩”，从双方的逻辑上考虑，都找不出任何错误。而所谓的“破斥”，纠结于“合同”的有效性，其实是法律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
《公孙龙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录，本应有十四篇，但因为散轶，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篇，其中能确定是公孙龙本人思想的只有五篇。而在这五篇当中，公孙龙提出了两个一直被中国社会所讨论的话题，即“白马非马”和“离坚白”，公孙龙子也成为了名家中“离坚白”一派的代表人物，与惠子的“合同异”派并列。
在“白马非马”这一论题下，主要就是公孙龙用逻辑关系来论证了“白马”不是“马”这一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白马”和“马”已经不仅仅是具体物象的概念了，而是成为了抽象思维的代表。
当下很多人用“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来对这一观点进行“破斥”，认为“白马”只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种表现，以此来说明“白马是马”。但其实这种“破斥”是不成立的。
白马是马，这是生活常识，“矛盾特殊性”理论的应用，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证实了这一常识，而不是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进行破斥。也就是说，“矛盾特殊性”理论即使论证了“白马是马”，也不能用来反驳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那公孙龙在论证这一话题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诡辩”呢？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他将“白”和“马”这两种概念进行了拆分，这是“离坚白”派经常使用的论证方式。他认为，白是颜色，而马是形态，颜色和形态的组合肯定不能用单一的形态来表示。
在此之后更是进一步举例。如果是寻求形态的“马”，那么黄马、黑马都符合要求，但是如果是寻求白马，那么黄马、黑马就都不符合要求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么两次所求一致，怎么会出现结果的不同呢？
面对诘难者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提出“所有有颜色的马都不是马”的反问，公孙龙的解释就又回到了“白”与“马”是“命形”和“命色”的观点上来，形成了逻辑上的死循环。
而针对诘难方将“白”和“马”视为同一事物不同属性的观点，公孙龙的论证更为巧妙。
公孙龙利用上一回合对方的论点来驳斥这一观点，既然对方根据公孙龙的观点提出“黄马”也不是马，那么就是认同颜色和形态是两种事物。既然将“黄马”和“马”区分开来，那么又将“白马”和“马”统一看待，这不是逻辑上的矛盾混乱吗？
而公孙龙最终的观点其实只有一句话：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也就是说，增设了限定条件的概念和没有限定条件的概念是不同的。
可以看到，通过两个回合的激辩，其实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白马”不是“马”，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区分概念的内涵，将代表抽象概念的“能指”与代表具体物象的“所指”区分开来。
这种研究语言的方法，西方索绪尔等人从17世纪后才开始进行系统地研究，而中国在公元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一问题了，只不过因为“实用性”的原因并没有进行下去。
《坚白论》：名家“离坚白”派用以阐述政见的思维逻辑和“白马非马”并称的逻辑命题，公孙龙提出的“离坚白”同样十分著名。
这一争论是通过一块坚硬的白石引起的，公孙龙认为，同一块石头中，“坚”和“白”是分离的，这显然又是一个违反常识的观点。
公孙龙在这一篇作品中，先是通过“白”是视觉、“坚”是触觉的分别，来说明“坚”与“白”是不可同时被感知的，这就是所谓的“离”，其针对的是诘难者所认为的“坚白”两种特性共存于一石之中不可分离的观点。
而在诘难者举出“坚”是石之坚，“白”是石之白，所以两者是共存于“石”中的观点后，公孙龙认为，“坚”与“白”不是石头固有的属性，而是特征。不会因为没有石头就不存在“坚”和“白”两种属性。所以，“坚”与“白”的分离，才是形成了事物共性和个性的差异。
并且，公孙龙借这一观点提出，感觉是不可信的，只有思维的论证才是真理。一块“坚白石”，拿在手中的感觉不如经过思考之后的逻辑更为真实。
名家“诡辩术”，其目的和作用都有现实意义公孙龙这等名家人士，其实是想用“诡辩”的方式来制止刀兵。
诸子百家之中，所有的主张其实都是为了现实服务，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来终结乱世。像道家用“无为”，法家用“刑律”，儒家用“礼义”，而名家所用的就是“诡辩”式的思维方式。
公孙龙和惠子一样，都主张“偃兵”。他们认为导致乱世的出现，是因为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征伐是没有必要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用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来，国家间的战乱其实就变成了双方的一次辩论，谁能占据道理，就看哪方的辩士更为优秀。其所依靠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看重的“名分”，希望以此来使得“攻伐”一方变成“无名之师”，进而消弭战争。
这就和孔子所说的理论有相通之处：
《论语 ·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种想法自然是失败了，但是其逻辑思维的精彩论证却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并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程。
后世很多大儒都对《公孙龙子》进行评价，比如儒家的荀子就曾评价名家：
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类似的评价历来多有，但有趣的是，各朝代学者都是否定公孙龙“诡辩”的行径，却没有人能在逻辑上找到他的漏洞。所以有人感叹，如果最初所学不是儒道墨法，而是名家“诡辩”，那么同样会认为儒墨等学说是错误的。
本来是一种阐述政见的思维方式，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成功地将思维的锤炼推向了极致，形成了一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离奇现象。
这种“诡辩”式的辩论方式，后来被诸子百家所吸收，成为了自身阐释道理的一种手段。而进入近现代社会中，辩论活动的举行、律师等职业的工作方式也深受名家“逻辑论证”的思维所影响，至今仍然能看到这一学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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