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到清的历代大一统王朝中,明朝是个很特别的存在。为啥说特别?因为明朝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拧巴”——论开疆拓土、远播华夏之威仪于四夷,那是远远比不上汉唐的,论文化昌盛、诗词文章之登峰造极又能被唐宋甩出几条街,论财政收入、商贸发达以及士民富庶也只能瞠目于两宋之后。不过反过来说,大明朝的赫赫武功又能让两宋掩面而走,对外敌始终如一之强硬能令汉唐自愧不如,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的演义小说能搞得李杜欧苏目瞪口呆。就算比较钱财,虽然大明朝的国库经常能饿死老鼠,但朱家皇帝的“私房钱”却经常能令他们大多数的前代同行们淌一地的哈喇子。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1)

明朝十六帝所能掌控的权力远不是前朝能比的,仅次于“我大清”

大明朝的“拧巴”当然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朱家皇帝们非得要搞君主集权。

有人对此可能难以理解。毕竟从始皇帝创立帝制到朱元璋立国的近1600年间,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但始终是皇帝最大,国势兴衰、亿万子民的生杀予夺均操于一人之手,当然是集天下权柄于一身。怎么到了大明朝这里,君主集权就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答案其实很简单。仅就大一统王朝而言,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朕躬独断”的皇帝,也无非就秦皇汉武等寥寥数人而已。即便是英明神武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虚心纳谏”——莫非李大帝有受虐倾向、非得让魏徵们指着鼻子臭骂一顿才能嗨翻天?

非也,是不得已罢了。自从世间有了皇帝这种生物,就有无数人前赴后继的阻止其大权独揽,先是勋贵,后是士族,等科举制兴起后就轮到士大夫蹦着高的非得跟皇帝“共治天下”。对此皇帝当然不乐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也只能妥协,否则弄不好隋炀帝杨广就是他们的下场。

如果这帮家伙能把自家江山治理得兴旺发达、蒸蒸日上,那么大多数皇帝学李世民捏鼻子也未尝不可。可事实上这帮家伙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而且干起损公肥私之类的勾当时毫无底线可言,典型如两宋——赵家皇帝对待士大夫堪称仁至义尽,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前后两次被那些满脸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士大夫卖给了女真人和蒙古人!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2)

宋恭帝出降蒙古。两宋的士大夫甩卖起自家主子来,堪称熟练工

所以朱元璋才下狠心不再相信任何外人,必须要大权独揽,这自然就引起了士大夫们的不满和对抗。对此,开国二祖应对的办法是杀官如宰鸡,但他们的不肖子孙们就缺乏这股狠劲了,便改为用廷杖打屁股,还不时放出宦官这条皇家豢养的恶犬,跟士大夫们狗咬狗。

所以终明一朝,朝堂中的君臣对抗基本就没消停过,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国力,而且不论谁想干点啥总不乏有人使出吃奶的劲儿拖后腿,这才把大明朝搞得如此拧巴。

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士大夫都被朱家皇帝收拾得哭爹叫妈,只能凭借手中的笔杆子塑造出一大堆的“君子”、“义士”聊以自慰。不过谁过年还不吃把饺子?偶尔他们也能难得的“血性”一回,比如发生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午门血案,就是在大明276年间士大夫们难得的高光时刻。


01

之所以闹出个午门血案,其源头就是一场土木堡之变让大明朝连底裤都输了个精光,倒霉的明英宗朱祁镇都成了瓦剌人的俘虏。至于败得这么惨的理由,天下人则是众口一词——都是大太监王振惹的祸。

身为臭名昭著的明朝四大阉宦之首,王振的一世“英名”其实就栽在了这场令大明朝举国精兵尽丧的惨败上了。不过这又能怨谁?毕竟发兵征讨瓦剌、还让朱祁镇御驾亲征,统统都是这货撺掇出来的。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3)

一场土木之变,让王振成了明朝最坏的太监,排位还在刘瑾、魏忠贤之上

但我们要是不唯结果论,那么王振折腾出来的这场战事,其实也不能说都是错的。

在无法彻底肃清蒙元残余势力的前提下,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就对鞑靼和瓦剌这两个最大的蒙古部族势力采取打一个、拉一个的策略——哪家势力强了、敢于蹦出来嘚瑟了就劈头盖脸的胖揍一顿。要是哪家实力弱了,大明朝就伸手扶一把,给他点跟同族老冤家继续内讧的本钱,以维持塞外草原上的平衡,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国防安全。

所以甭管王振是否曾接受过瓦剌人的贿赂(士大夫写的史书,尽信之不如无书),但他揭穿后者虚报使团规模、冒领赏物的事实都是忠于职守的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为过。而事后瓦剌人恼羞成怒,进而大举犯境,这种行径无论如何都要进行坚决的反击,否则大明朝的国威何在,日后哪还有脸自称夏夷之共主?

所以王振喊打喊杀并不算错,捎带个朱祁镇御驾亲征虽然有点画蛇添足,但也不算过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这么干还是有传统的。至于打不打得赢的问题,在战前简直就是个笑话——大明朝跟那帮草原蛮子打了好几十年的仗,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堵不着、追不上,什么时候打输过?更何况这回出动了(号称)50万“天兵”,还有张辅、朱勇等宿将坐镇,怎么可能打不过区区几万瓦剌野人?

所以王振信心十足、非打这一仗不可,谁劝都不听:

“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至宣府,大风雨,复有谏者,振益虓怒。成国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其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象谏,振终弗从。”(《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王振主战,跟他不共戴天的士大夫自然要反战。相反要是王振主和,士大夫们则一定要喊打喊杀,弄不好还得臭骂王振跟秦桧是一路货色——所以这种争论毫无意义,更没对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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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党争,就是不论事实,只要屁股没坐在自己这边的,都必须反对

毕竟要是没有土木惨败而是土木大捷,那么后来名垂青史的就不是于谦,而是王振了。即便后来还会爆发个午门血案,估计淌的也一定是士大夫的血,弄不好还会有人说他们死得活该。

就算土木堡依旧败了,但要是朱祁镇和王振能逃回来,那么士大夫们估计也没有机会、更没胆量上演那出全武行,结果要么是继续忍着,要么就是继续挨揍。

可现实是皇帝被俘虏了,王振那个权阉更是一命呜呼了!

瓦剌太师也先觉得朱祁镇奇货可居,打算以其为人质捞个大便宜。可也先忘了他想要挟的对象是谁,大明朝啊!那可是就算被揍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得梗着脖子大叫“不服”的主儿,哪怕皇帝被逮了照样不肯就范。于是在孙太后的主持下,郕王朱祁钰先是监国,然后即位称帝,还被傻乎乎的也先当成宝贝的朱祁镇转眼间就成了不值钱的太上皇。

还活着的皇帝都没人搭理了,更何况一个死太监?士大夫们要是想不到以大义之名“拨乱反正”,估计以后也没脸再去争权夺利了。


02

事实证明士大夫们一点都不缺心眼,而且反应很快——8月15日明军在土木堡惨败,18日朱祁钰受命监国,仅又过了5天他们就出手了。

8月23日上午,朱祁钰召集文武重臣开会。毕竟瓦剌人即将破关东出,兵围京师差不多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所以这位监国郕王觉得,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就是应付瓦剌人,这才把大家都叫来集思广益一下。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5)

刚监国的朱祁钰缺乏经验和威信,是午门血案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

不过显然有人跟朱祁钰的想法不同,比如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这位陈御史就觉得瓦剌人不过是癣疥之疾,根本不足为患(反正像大多数籍贯江南的官员都想迁都南京),相反阉宦擅权才是大明朝的病根。要是不趁他病要他命,以后士大夫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所以陈镒坚决要求对王振斩尽杀绝,如果朱祁钰不答应,他就不惜翻脸:

“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景帝登极守御》)

当时的朱祁钰肯定是懵了一下——且不论这事本不在会议议程当中,就算需要清算王振也不必急于一时吧?毕竟王大太监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剩下的几个爪牙也没看出来有要掀起什么风浪的意思,更何况外敌当前,咱们不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吗?

刚监国没几天的朱祁钰缺乏经验、没反应过来,于是这一时的软弱大大鼓舞了在场文官们的士气。一时间又有一大堆人蹦出来群情激愤的宣读王振的罪状,还有不少人来疯涕泪横流、哭天抢地,搞得平常端肃严整的朝堂成了乱哄哄的菜市场。

此时才22岁且一直雌伏于哥哥朱祁镇的羽翼下当个小透明的朱祁钰,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又哪来的权威能震慑住这帮明显已经处于疯狂状态的文官?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中断会议,赶紧先避开这个难堪的场面为妙。

可是他想散会,却没人理睬。朱祁钰心慌之下就打算开溜,却被百官堵住继续跪地大哭,反正他今天要是不给个准话,这帮人就跟他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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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士大夫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闹起来最害怕的就是皇帝

无奈之下朱祁钰只好下令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先去把王振他家给抄了,可是文官们依然不同意,有人大叫着马顺就是王振党羽,让他去抄自己昔日老大的家显然是郕王缺乏诚意,必须换人。

这可就把马顺给惹火了。

话说王振把持朝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党羽早就遍及朝野,当上尚书、侍郎、都御史的都有一大堆,此刻在朝堂中跟着哭闹或是旁观的更是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为啥陈镒们蹦着高的要弄死王振全家,却只字不提处置其党羽?因为惹不起啊——一旦彻底翻了脸,还指不定哪边人多势众呢,弄不好陈镒们就得被人家反杀,他们哪有这个胆子捅这么大的娄子?

而王振的余党们则因为群龙无首,正慌得一批。不过此时正赶上朱祁镇被瓦剌人抓跑了,不出意外的话朱祁钰必将登基为帝,这新旧一交替弄不好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所以在陈镒们大闹时,这帮家伙并未有所动作,毕竟王振又不是他们的亲爹,所谓依附不过是为了权势利益罢了。

可现在被点名了,别人可以继续冷眼旁观,但马顺不能,否则他就得跟王振一个下场。

所以马顺必须站出来有所表示。不过他可不敢也不想替王振这个前任大老板辩护,而是厉声斥责陈镒们违反朝仪、不顾君臣之礼。其实马顺也是色厉内荏兼偷奸耍滑——他这番指斥既回避了关于王振党羽的主要矛盾,又讨好了朱祁钰这个主子,还顺便给了陈镒们一个台阶下。

正常情况下,士大夫普遍都是怂包软蛋,谁闲的没事也不愿意招惹恶名昭彰的厂卫头目,至于玩命的事情更是有多远躲多远。可是凡事总有例外,也不排除偶尔涌现出个大(lèng)猛(tóu)人(qīng),比如素以“豪迈负气节,正色敢言”(《明史·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著称的户科给事中王竑。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7)

要不是王竑“牙口好,胃口就好”,估计文官们迫于马顺的淫威只好再一次怂了

马顺是个武夫,而且有赫赫凶名,他这一站出来立刻吓住了那帮只会拿嘴炮打人的文官。于是朱祁钰趁机撒丫子开溜,眼看着这场闹剧就要草草收场,就见一道人影闪电般的飞出扑到马顺身上,不但连连挥拳殴击,情急之下还一口咬住了马顺脸上的一块肉……

此人便是王竑。

既然有人带了头,而且貌似还暂时稍占上风(估计马顺也是被打懵了),所以有便宜不占岂不成了那啥?于是好几十个文官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的居然把马顺给活活打死了!

虽然马顺的死法有些惨烈,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成了中国自古以来唯一一个在朝堂上被自己的同僚活活打死的官员,而且这个记录被打破的几率几乎为零……

一群连鸡都没宰过的书生手上沾了血以后,估计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心态也有些扭曲,于是就有些意犹未尽,便想要除恶务尽,把王振的余党统统都搞死。

王振的余党有哪些?我扳扳手指头就能数出好几个——兵部尚书徐睎、都御使王文、工部侍郎王佑、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及像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内官陈玙、内使唐童等掌握内宫权柄乃至兵权的大貂珰。也别说大家心里没数,王振柄权近10年,只要眼不瞎耳不聋,谁不知道哪个是他的人?

在一大堆如假包换的王振余党环伺下,从已经杀红了眼的一众文官嘴里却吐出了两个陌生的名字:毛贵、王长随。这俩货是哪位?貌似就是俩名不见经传的小宦官,以前可能没少拍王振的马屁,可能还干过些狐假虎威的破事,至于危害性和破坏力……他们有这个本事吗?起码身份和地位是没法跟马顺、徐睎们相比的。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8)

所谓的午门血案,不过是一群士大夫痛打落水狗,还是挑软柿子打的

所以我的前文描述有误——他们哪里是杀红了眼,他们心里比谁都有数。

恰好这俩倒霉的宦官跟王振的继任者、朱祁钰身边的首席大太监金英有仇,于是便很顺利的被交了出来,然后又被还没过足瘾头的文官们群殴致死。


03

马顺等三人在朝堂之上被活活打死,然后又陈尸东安门,这既离奇又惊悚的一幕,史称午门血案。

事后,被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朱祁钰被既定事实所裹挟,只能下令诛杀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同时诛灭王振全族,并籍没其家产。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9)

大事惜身,小利忘命——这就是士大夫的德性,永远不会长出息

但被吓到的可不止朱祁钰,还有方才勇悍无比的众文官:

“于是众竞喧哗,班行杂乱,无复朝仪。百官既殴杀顺,益汹惧不自安。”(《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景帝登极守御》)

为啥?虽然文官们在一时“激情”打死马顺后,立刻拿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宦官当替死鬼给自己找台阶下,同时向真正的王振余党隐晦的表明了自己妥协退让、不再追究的立场。可问题是,有人信吗?

想当初王振擅权时也没少杀人,可即便骄纵跋扈如王公公,也没说看谁不顺眼就一刀宰了人家。甭管是罗织罪名也好,栽赃构陷也罢,起码王振还是按照朝廷法定程序来定罪量刑的。可现在倒好,一帮成天满嘴仁义道德、礼序纲常的正人君子们,居然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轻而易举的给堂堂的锦衣卫指挥使当场定下死罪,而且还是“立即执行”!虽然现在大明朝暂时还没有皇帝,但毕竟王法还在,可这个王法还能保护在场的每一个人吗?

显然不能。哪怕是即将登基的预备役皇帝朱祁钰都被逼迫、恐吓得“望之不似人君”,更何况本就前程未卜的王振余党?这些人手中有权,有的还有兵,在身家性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拼死一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反过来,刚刚那帮“杀人凶手”们更是慌得一批——同时得罪了未来皇帝和王振余党,遭到报复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既然已经没了退路,还不如把事情做绝,反正手上已经沾了血,也不在乎再多背上几条人命。

这样一来,恐怕用不着瓦剌人来兵围京师,大明朝廷就得在内讧中轰然崩盘。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10)

于少保可不止打赢了京师保卫战,此前还平息了一场朝廷内讧

在这个关键时刻,就能看出英雄人物和平庸之辈的区别来了——后者或许还能发现问题,却无力解决问题,只会被自己的情绪左右“益汹惧不自安”;而前者则是天生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的,比如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

就在朱祁钰打算再度开溜、百官心思各异之际,于谦突然从人群中狂奔出来一把抓住了这位监国郕王的手臂(因为太着急,于谦把自己的袖子都扯破了),要求他必须确认下两件事:第一是马顺等三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第二则是明确今日在场百官都有功无罪,对死鬼王振可以继续追究,但其他人一律不论及罪。

在于谦的提醒下,朱祁钰终于醒悟过来,马上降旨对其建议予以追认,于是满朝皆安,一场更大的风波被消于无形。

于谦的这一举动,收获了了上至朱祁钰、下至满朝百官的感激和信赖:

“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八》)

后来于谦能肩负保卫京师的重任,而且在其过程中受到了朝野广泛的支持而少有掣肘,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午门血案过后,朱祁钰很快登基为帝,瓦剌人也紧赶慢赶的跑来报到,轰轰烈烈的京师保卫战打响,这曾经血腥的一幕似乎成了过眼云烟。不过,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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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后,朱祁镇在智化寺给老伙计重建的石刻像(拓本)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后,立刻想起了老伙计王振,不但下诏为其平反昭雪,还在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既然王公公又成了好人,那么当年在午门血案中的正面人物自然就必须得是坏蛋,于是于谦遭弃市籍家(当然于少保罹难的原因不止于此),王竑被除官并编管江夏,只有陈镒因为早早挂掉了才逃过一劫。


04

午门血案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让左顺门一举成名,成了士大夫心目中的“圣地”,这是为啥?

左顺门,就是今天的故宫协和门,始建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改称会极门,到了清顺治初年才改叫协和门。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12)

今天的故宫协和门,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左顺门

左顺门是沟通紫禁城外朝中路与东路文华殿的要道,又是前朝出入东华门的必经之路,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在朱祁钰监国以及刚登基那阵子,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以及需要及时处理京师保卫战的相关事宜,就一度把午朝搬到了左顺门。

所以午门血案,其实是发生在左顺门。

话说明朝的士大夫虽然一直在矢志不渝的斗皇帝、斗阉宦、斗“奸党”,从立国斗到了亡国(其实明亡之后他们也没消停),但战绩一直欠佳。贬官降职都不算输,砍头挨揍也不过是日常,虽然被虐着虐着也能习惯了,但毕竟是憋气啊?所以好不容易打赢了一回,而且这帮一直被嘲笑只会打嘴炮的弱鸡士大夫,居然一举打死了三个奸贼,这是多么扬眉吐气的事情啊!必须大肆宣扬,必须妇孺皆知,还必须得鸡犬升天。

于是左顺门也跟着沾光——只要朝中又出现了“奸贼”,士大夫们就跑到这里哭天抢地,希望曾在这里英勇战斗过的“先贤”保佑他们能惩恶锄奸。甚至有刑部官员还声称如果在左顺门打死了人,可以循前例不予追究……

这事你信不?反正有人信,比如位列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

嘉靖初年,因为对谁才是皇帝的亲爹这个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明世宗朱厚熜想追赠他亲爹兴献王朱祐杬帝号,但士大夫坚决反对,认为只有明孝宗朱佑樘才是朱厚熜的爹,朱祐杬是冒牌货),爆发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当朝首辅杨廷和因此被罢官,这就引发了杨慎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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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礼议事件,就是士大夫逼着嘉靖皇帝朱厚熜换亲爹的那点破事

不过小胳膊细腿的杨慎奈何不了朱厚熜,就将矛头对准了后者的狗腿子张璁和桂萼。于是他谋划在左顺门埋伏,寻机打死这俩“奸贼”,重演士大夫昔日辉煌的一幕。

结果因为身体素质太差,杨慎跟他好几十个同伙居然没追上桂萼,让这货逃之夭夭。这个结果简直让他难以接受——到底是自己的心意不诚还是先贤溜号了,圣地咋能不显灵呢?

杨慎决定再试一把。于是在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他又召集了200多个文官跑到左顺门“憾门”,就是打算凭借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吓唬朱厚熜,迫使其重认“真·亲爹”。不过我倒觉得,小杨之所以闹这么大排场、搞这么大声浪,也不乏有惊醒“先贤”、催促他们赶紧显灵的意思。

于是为了更加振聋发聩,杨慎又发表了一通让后世士大夫热血沸腾的演讲: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

不愧是写出“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大名士啊,果然法力无边——小杨话音未落,76年前午门血案那血肉横飞的一幕便再度上演,从左顺门中蜂拥而出了无数军士、宦官,按倒这帮还在泪眼婆娑的士大夫就是一顿胖揍。结果有134人屁股被打开花,还有17个不抗揍的干脆一命呜呼了。

明朝四大奇案中的南京大案(午门血案明朝士大夫难得的血性了一回)(14)

午门血案的“先贤”不开眼,结果让他们的孝子贤孙在左顺门集体屁股开花

嗯,这回先贤倒是没溜号,就是老眼昏花拿错了剧本。但不管怎么说,圣地就是圣地,在左顺门又打死了人,果然还是没人追究……

不过这在士大夫看来却是圣地蒙尘,从此心灰意冷。于是打那以后左顺门就门庭冷落,再也没人来烧香祭拜、追思先贤,午门血案也终于落下了最后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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