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走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蔡建强门诊室的患者，脚步都轻而急切，尤其初诊患者，往往人还没到，手中拎着的或厚或薄的CT片、病历资料已迫不及待先递过去，甚至手有些发抖，说话也有点乱，心中的紧张、惶恐、希望交织在一起，怎么也掩饰不住。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始建于1958年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家标志性肿瘤专科医院，目前日均门诊量4000人，十分之一属于肝胆肿瘤。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把这里作为生命最后一丝希望。
蔡建强深知这一点，他总是先关照他们坐好，边轻声询问，边抽出CT片对着灯箱一张一张细细查看，不多言语间，病情大概知晓，患者情绪也稳定下来。他再对下一步检查、治疗如实给出初步意见。
他不拒绝任何一位患者，要求自己和团队竭尽全力留住他们，在提高生存质量前提下，延长患者生存期。“竭尽全力”在蔡建强的词典里不是程度副词，而是动词。
当住院医时，他每天守在病人身边18个小时，从清晨到深夜，积累丰富临床处置经验；在日本作访问学者一年间，他观摩600多台手术，最终破例以访问学者身份成为主刀医生；他守床22天抢救一名结肠癌手术后罕见过敏症患者成功，曾震惊世界同行。
这名被全世界专家判“死刑”的患者，至今健康地生活；他创建消化道肿瘤多学科会诊（MDT）体系，历时13年打造出一支让患者信赖的国家队，不仅帮助患者对抗疾病，而且让他们始终保有生命的尊严。
身为副院长，蔡建强在几任医院领导努力基础上，和现任班子一起想办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完善肿瘤登记制度，力争让更多人对肿瘤防治加深了解。
作为主任医师，蔡建强出门诊、做手术、搞科研、带团队、教学生、抓培训……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即便已经担任院领导，蔡建强每周还出半天门诊，主刀至少三台腹部肿瘤复杂手术，进行一次大查房。
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每周雷打不动地运动，也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只要对患者有益的事，蔡建强都去争取。他说：“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品格、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和追求，是永恒的”。
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和追求永恒
有一组数据概括我国肝胆恶性肿瘤发病状况：2015年，我国肝癌发病率为28.71/10万人，位居我国肿瘤发病率第四位，死亡率则排第二。患病人数占全世界肝癌发病总人数47%。此前，这个数字是55%。
蔡建强说，随着近年来我国肝癌发病人数整体下降，这个占比有望进一步下降，到2030年发病率降至40%左右，而五年生存率将提升12至15个百分点，“五年生存率是肝癌治疗一个重要指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要下很大功夫”。
蔡建强已经为此奋斗35年。1985年自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蔡建强被分配到北京，同属协和系统三家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整形外科医院和肿瘤医院，他选择最后者。
“越来越多人患有肿瘤，而且肿瘤更难医治，我相信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更多人。”彼时，位于北京龙潭湖畔的肿瘤医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蔡建强再次选择后者，因为腹部脏器比较多，能做的事更多。
工作后，蔡建强师从我国著名腹部肿瘤外科专家、肿瘤医院腹部外科主任医师余宏迢教授。
余宏迢从事肿瘤外科工作4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丰富，擅长诊治腹部及乳腺肿瘤，肝、胆、胰腺癌手术水平高。“当时肿瘤医院技术力量就很雄厚，余宏迢教授那一辈创建了一整套外科治疗肿瘤的基础”，至今，“余派”手术要领仍为蔡建强腹部肿瘤手术技术基础。
在临床中，青年医生蔡建强发现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提升。那时，中国医疗也逐步和国际接轨。
在这一背景下，蔡建强1994年赴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血管外科中心参观学习。当时他已有10年临床经验，但按照海涅大学规定，他在学习期间不能接触病人，更不能动手做手术，只能观摩。
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心脏移植手术，“各种复杂管道系统井然有序地呈现在面前，整个过程就像看天书一样”。蔡建强被惊到，“真是天壤之别”。每次观摩，他都拿着本子努力把自己看到的都记下来、弄明白，每一笔都带着使命感。
回国后，蔡建强在科室前辈支持下，与同事提升确保手术安全技能，使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肿瘤治疗更专业化，技术逐渐成熟，手术死亡率降低，手术治疗腹部肿瘤技术逐渐成熟。蔡建强也逐渐确立自己对肝脏和消化道肿瘤方面的研究方向。
五年后，蔡建强又赴日本，在以医学和药学立足的熊本大学医学部作一年访问学者，与平冈武久教授等几位日本著名外科专家交流共事。
“日本是胃癌与肝癌高发国家，病人比较多，医生手术技术也比较成熟，在亚洲治疗消化道和肝脏肿瘤方面比较领先。”
那时，国内腹腔镜手术刚起步，日本则很普遍。蔡建强珍惜近距离观看手术的机会，“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医院里”，一年时间完整观摩600多台手术。9个月后，蔡建强破例以访问学者身份主刀手术。
访学归来，蔡建强立刻带领团队在肿瘤医院开展系统性肝切除研究等工作。
2003年，蔡建强团队提出的“应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治疗肝脏肿瘤”，通过卫生部成果鉴定。
他们对2001年9月至2003年12月收治的53例肝脏肿瘤患者采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术后无1例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并将原来40%左右的并发症发生率降到7.54%。后来，这一手术方法被多家医院采用。
通过分层解剖和去浆膜外组织行消化道吻合方式，大大降低胃肠手术后发生吻合口漏的情况，从而对消化道肿瘤手术建立起安全体系。
以往，全胃切除是死亡率很高的手术，截至2007年科室功能细化前，蔡建强团队所做的全胃切除有300例左右，无一例死亡。结直肠手术死亡率也是0。以追赶者的状态，蔡建强和同事们努力着，“现在差距已经不大了”。
2016年，12岁的小佳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癌（后经肿瘤医院诊断为巨大肝脏腺瘤）。父母带她辗转省内多家医院求医，结论都让人绝望。几经辗转，小佳来到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蔡建强记得第一次在门诊见到小姑娘的情形，“很憔悴，脸色蜡黄，是典型黄疸表现，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轻”。
CT片显示，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15厘米大小，几乎占据整个肝叶。由于肿瘤过大，压迫肝内胆道，已引起较重黄疸。蔡建强立即让小佳住院，进行保肝、营养等对症治疗的同时，决定是否进行手术切除。
腹部CT、核磁检查……一沓沓检查化验资料摆在面前，蔡建强表情凝重，丝毫不敢疏忽。“手术意味着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围的正常肝组织，这对病人肝功能是一种巨大打击。许多巨大肿瘤的患者，尤其是儿童，很有可能因为术后肝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因此术前评估对于肝脏肿瘤治疗至关重要。”
多年临床外科经历，他深知，这么小的患者进行如此大的手术，充满风险和挑战。而且小佳的肿瘤贴近重要血管，“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致命出血，这也可能是之前医院认为难以手术的原因”。但，手术是患儿小佳唯一的生存机会。蔡建强下定决心：“做！”
入院第四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规则切除术。按照当时医疗条件，手术中有一丝一毫差池，鲜活的小生命就会骤然逝去，蔡建强说：“打着12分精神做手术。”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整整六个小时，蔡建强用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采用解剖性分离方式，切除肝脏肿瘤病灶及病灶周围2厘米正常组织，最大限度保护肝脏，并将术中出血降为平常的1/10，暂时留住了孩子。
“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需要术者非常熟悉肝脏解剖，对肿瘤病灶有精确评估，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切除。又因为小佳是个孩子，每个动作、每次暴露病灶都更加精确和小心，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整个手术失败，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怕。”蔡建强的学生、肿瘤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毕新宇当时任助手，对那次手术记忆犹新。
手术成功，包扎时，连小佳背后的腹带，蔡建强也逐一轻轻抚得平平整整。在腹部外科医护人员精心呵护下，小佳闯过肝脏肿瘤手术后正常的肝功能异常关，顺利康复。
14年过去，如今小佳健康美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同龄女孩一样喜欢追剧。她时常问候蔡建强，还有那些守护过她的医护人员。
在一封信中，她曾写道：“蔡主任，请允许我亲切地叫您一声‘爸爸’，是您用精湛的医术、慈爱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赫捷院长上任近10年来，我们医院医疗质量、水平，医护人员培养都不断提升，在第三方评价中，我们连续十年排名第一，一直在引领肿瘤治疗方向。”
201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成立，引导全国肿瘤早诊早治、做好全国肿瘤登记工作的职责越发明确。三年后，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布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及各地区发病数字，空白逐渐被填补。
蔡建强亲历变化：“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到了最好时期，国际上也得到认可，肿瘤登记、城市肿瘤防治等方面文章，陆续在久负盛名的同行评审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和全球影响因子最高杂志《临床肿瘤杂志》上发表，这在以前没有过。”
从医35年来，蔡建强记得自己收治的所有患者
为晚期腹部肿瘤治疗打开新路径
在人类与恶性肿瘤斗争史上，多学科会诊（Multi-DisciplinaryTreatment，简称MDT）诊疗模式建立是一个里程碑。“MDT就是医院多学科骨干医生在固定时间、地点，对个体病例进行讨论，团队协作为患者设计最佳诊疗方案，并定期进行反馈评估，从而使患者获得最佳疗效。”
2007年，在前辈倡导多学科合作治疗基础上，蔡建强创建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MDT。这一年，据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健康报告，全球每年有62万人死于肝癌。这一年，肝癌靶向药物问世，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向前迈进一大步。但肝癌发现时中晚期比例还很高，能够接受手术的肝癌患者只有15%-20%，蔡建强和团队于是先将MDT救治重心放在中晚期肝癌上。同时，结直肠癌肝转移比例高，也是治疗失败主要原因，患者和家属往往容易失去信心。
为了让更多患者得到治疗机会，MDT团队向医院申请增设结直肠癌肝转移专病门诊。经过13年发展，复杂消化道肿瘤患者病历几乎都打破科室界限，纳入MDT系统，“打开电脑，一目了然，无法隐瞒”。
肿瘤医院素有使用综合手段进行肿瘤治疗、尤其恶性肿瘤治疗的传统。“老院长吴桓兴一直倡导，但此前会诊只有外科、化疗科、放疗科，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看，判断先做什么治疗，不同科的医生有时对治疗方式说法不一，容易引起医患矛盾。并且，手术是过去治疗第一选择，如果外科会诊认为已经无法手术，也就没有其他更多办法”，蔡建强打破范式，把诊断科、病理科纳入进来，由五大学科组成MDT核心力量。
在蔡建强看来，MDT是一种理念。介入治疗科副主任医师韩玥说，蔡建强经常提醒大家，“肿瘤治疗不是单打独斗，手术只在肿瘤治疗某个阶段是主要方式，肿瘤治疗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
起步不易。蔡建强联合其他科六七位志同道合的医生，从联合查房开始，默默开启MDT模式。目标从开始就定得很高——每个人都一定要为打造一支值得患者信赖的、多学科诊治的国家队而不懈努力。蔡建强说，这是对MDT团队每个成员的要求。
庆幸的是，MDT从一开始就得到内科肿瘤学专家孙燕院士、腹部肿瘤放疗首席专家余子豪教授、胸部肿瘤放疗首席专家殷蔚伯教授等多位老专家支持，“孙燕院士当时70多岁了，还来参加我们MDT会诊”，前辈支持，蔡建强念念不忘。
在肿瘤医院，MDT治疗要求是规范化、微创化、个体化。蔡建强认为，规范就是“多学科长时间高层次积累的经验”，并无太多创新可言，更多是经验运用。面对中晚期恶性肿瘤，医生和患者往往面临同样艰难抉择。
两条甚至更多的方案摆在首诊病人面前，但没有一条路可回头，判断失误、治疗不规范……一旦走错也许就是深渊。多学科支持下，晚期消化道肿瘤治疗另一条路径逐渐清晰。
“微创”是如今肿瘤治疗高频词之一。
当下，腹腔镜、介入、消融等微创手术在肝癌治疗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过去什么都是开刀手术，现在有些病例用微创技术完全可以达到开刀手术效果，而且损伤小得多”。
蔡建强说。他有些担忧业内外对“微创”的误读，微创并不是单指微创技术，也不是看手术伤口大小。微创治疗有很严格适应症，只适合一部分患者，而不是全部。“微创是一种理念，贯穿治疗全过程，病人从疾病诊疗开始到结束，所有治疗手段都要达到最优，以最小损伤换取最佳治疗。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片药、多花一分钱，都不是微创，都是重创”。
MDT团队第一条理念是以病人为中心。2005年，某高校退休教师胡老师被诊断为直肠癌，几年间三次出现肝转移，总共住院21次，经历三次手术。
之前她去过很多医院，找很多专家咨询，意见差别很大。在肿瘤医院，胡老师成为纳入MDT系统的患者。她很快接受肝脏转移瘤切除手术，随后在MDT团队大密度随访中，踏上康复之路。
放疗科主任医师金晶说，肿瘤标记物升高会提示肿瘤复发的可能。根据不同情况，门诊会给胡老师开B超、CT或者核磁检查，确保检出病变可能性。
治疗前，诊断科通过读片判断转移瘤的部位、数目、大小，为团队专家治疗提供建议。经过系统治疗后，治疗效果也需要通过诊断科读片结果来进行判断。影像诊断科主任医师蒋力明说。
病理诊断是诊断肿瘤金标准，通过切片可以准确判断肿瘤性质，为后续治疗提供指南。这部分工作由病理科主任医师应建明完成。
内科主任医师周爱萍告诉记者，肝脏转移瘤如果过多或过大，可以用内科手段来减少或缩小，以达到外科手术要求。“胡老师的转移瘤是单发的，而且不是太大，所以她比较幸运，能直接通过手术切除。”毕新宇说。
病房门外，更多“治疗”同步进行着。胡老师这位一辈子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性格倔强，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自己患病的状态，跟家人、亲友、同事关系也颇为紧张，蔡建强反反复复给她做思想工作，“包括如何处理与家人、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跟她一起想办法。花了很多功夫。
后来她心态越来越好，理解亲人苦心，慢慢懂得感恩，感受到他人关爱，反过来还能开导别人。这在治疗初期都不可能，但这对她身体恢复太重要了”。
蔡建强说，个体化对MDT团队而言，强调针对病人因人施治，把病人想尽办法稳定在能够提升他免疫机能的范围内，达到MDT团队设定的治疗效果。“治疗手段、方案、技术，以及病人心理要达到一定平衡，治疗结果才会好。”
15年过去，胡老师如今已恢复正常生活，“我和团队医生建立了深厚情谊。之前我没想到，蔡院长他们几十人一起讨论我的病，他们不仅对我有再生之恩，还是我心灵的老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年过七旬的胡老师几乎每月都到肿瘤医院作一次抗癌志愿者，以自己作为案例，劝导其他患者正视疾病、树立信心、乐观平和地生活。
2018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对MDT协作组描述为：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将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多学科诊疗团队。
蔡建强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工作群，毕新宇很快回复3个大拇指标识，“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MDT，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MDT模式对团队整体水平要求很高，要求各科彼此尊重、能够合作。从现实层面上，在一些医院推行也面临困境。蔡建强无需面对这些困扰。
“肿瘤医院科室没有经济指标考量，赫捷院长对绩效要求一共四条：第一，科室核心竞争力，在国内业内所处位置；第二，团队建设，拥有怎样的师资力量，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成果；第三，为医院作多大贡献，看科室获奖率、医护人员学术造诣、学术文章影响等；第四，跟去年同期比，经济效益是否下滑，如果下滑太快，那一定治病效果不好。”蔡建强说，这些都非一日之功，治疗水平高不高、患者多不多，平时就一目了然。
蔡建强说，MDT运行前10年，“为了挽救更多患者，没有收过钱，甚至其他医院500元会诊费都没有，会诊都免费。”而病人一旦进入MDT体系，就会被终身随诊，得到持续而最优的诊疗方案。“13年了，病例库里还有十几例MDT成立之初的病人，在不断随诊。”
13年间，MDT逐渐形成数十位多学科骨干协同作战的医疗团队，积累越来越多宝贵临床经验，年轻医生在实战中飞快成长，团队现已拥有15个国家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称号、20余个副主任委员称号。
“当年支持我们的前辈们，现在都年过九旬，有的已经不在。我们这些当时还年轻的教授、副教授，科室主任、副主任，十几年间迅速成长起来。MDT专家团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但理念从没改变过。”
每周四，肿瘤医院病理科、影像科、内科、放疗科和外科医生都有一次会诊，通过讨论为患者决定最为适合的治疗方案。
大家经常会诊前就在微信群里开始讨论，由于工作原因实在不能到场的会请假，认认真真说明原因。
“怎么做才能让患者得到最佳治疗效果、最低损伤和最小刺激？”“如何在最好的集体免疫机能下进行治疗？”“这一结论来自哪里？”“国际最新文献显示，这样的治疗会大大提高患者生存期。”“样本量是多少？病情是否和讨论中的病人一样？是否要考虑个体差异和肿瘤生物学行为？”类似对话，几乎每次讨论都会发生。
蔡建强说，“MDT团队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每个人都平等讨论，由秘书汇总意见后，大家总结、分工。秘书由团队成员轮流担任，平等得很。”
MDT刚建立时，参加会诊的人很少。现在，消化道肿瘤MDT讨论不仅吸引许多本院医生自发参加，不少外院医生也习惯每周四下午到肿瘤医院旁听。
记得收治的所有患者，理解那些痛
少年时，蔡建强曾是一名求医者。
1962年生于吉林，蔡建强儿时随下放的父母在长白山农村生活。“这里距离家乡吉林市并不算遥远，城乡生活却有天壤之别。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能意识到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且因为政治上的因素，我们一家人生活比较困难。”
没有随性玩耍的童年，甚至没有睡过一个懒觉，6岁的蔡建强学着擀饺子皮、劈柴，播种、收割、烧饭也慢慢不在话下。劳作在他胳膊上、手上留下道道伤疤，至今可见。
生活艰苦，农活繁重，蔡建强母亲又体弱，不久患上关节炎、肾炎和严重的偏头痛。“以当时处境，我妈妈找大夫看病很不容易。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一个决心：将来要做一名大夫，治好妈妈的病。”
偏头痛犯起来，整个人都受不了，家里辗转找到一位会针灸的女大夫帮着治疗，可往来交通不便，蔡建强母亲又很要强，不愿意总麻烦人。
蔡建强又想自己学针灸，给母亲治病。15岁的少年一边学，一边在自己身上试验，大概一个多月后开始给母亲针灸。“没想到效果还挺好，大约半年左右，她的偏头疼居然完全好了。”
作为患者的痛苦和无助、逆境中父母的坚强隐忍、医者技艺和仁心对患者的帮助与抚慰……都成为蔡建强日后行医处世的厚重底色。他理解那些痛。
从医35年来，蔡建强做过5000多例腹部肿瘤手术，医院统计显示，没出现一例严重术后并发症。查房时，为了查体不让病人受凉，他习惯性地将双手放在两侧腋下保持温度。他记得自己收治的所有患者。
2004年，浙江温州肝癌患者叶女士在肿瘤医院接受手术，蔡建强主刀。现在叶女士已年过七旬，身体很好。今年，叶女士的爱人柯先生又在体检中查到肝脏肿瘤，儿子毫不犹豫带他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挂上了蔡建强的门诊号，见到蔡建强一边报喜一边报忧。看过患者CT片和之前医院写的病历，蔡建强对老先生说：“这两天再做个核磁检查，全面评估一下身体状况，如果符合条件就做消融手术，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您和您爱人当年情况不一样，她必须开刀。”
患者儿子忍不住惊叫：“16年了，您还记得我妈妈的病情！”
很多疑难患者是报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蔡建强的，他也总是不遗余力。当他成为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尤其担任肿瘤医院副院长，逐渐成为业界知名专家时，曾有人劝他“为自己的声誉留一条退路”，但蔡建强从不，“我行医原则就是只要对患者有益的事，我都会做也愿意做”。
不仅如此，有些病人想要放弃时，他还要尽量鼓励他们坚持一下，“生命宝贵，人总有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在肿瘤医院工作35年间，除了医术精益求精、不断创新，蔡建强更强调医德传承。
1986年，进入肿瘤医院第二年的蔡建强，到同属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北京协和医院轮转一年，每天骑着自行车从东南二环龙潭湖跑到长安街北的协和医院。
在协和，他上过病理生理学家陆士新院士的课，跟着分子肿瘤学专家吴旻院士、我国医学放射物理学术带头人胡逸民查房，与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等名家会诊讨论……耳濡目染中，蔡建强感受到医者的荣誉感、责任感，还有治病救人的幸福感。
“病人治疗成功、做一台完美的手术，幸福感自然而然由心而生。这些年来我在临床中不断用这样的思路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培养自己的工作作风。”
学术之外，老一辈协和人对待患者的温厚诚恳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烙印。“患者在医院里问路，医护人员不但停下来认真倾听指路，有时还会直接护送到目的地，一路上耐心安抚，劝慰患者不要着急。”在急匆匆的当下，这样的画面已不多见。
蔡建强任住院医时，导师余宏迢要求他每天守床18个小时。早上不到7点进病房，夜里十一二点回去，一边在患者旁边观察术后反应，写病历，一边等处理急诊的机会。
“余教授说，处理急诊能力是对自己快速反应、判断推理能力的最好锻炼，处理急诊节奏之快，没时间让你出问题。”急诊并非时时都有，患者病情也不会分分钟起变化，大多数时间守床显得枯燥漫长，但蔡建强不这么想，“我整理病历和资料，写了很多手术记录，画了很多图，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以后做准备”。
做了三十多年临床医生，蔡建强至今特别看重那张病床。“临床”还是“离床”，是他判断一名临床医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临床，不在患者病床边你怎么知道情况？如何增加跟病人之间的温度？”
他经常把学生或科里年轻医生从电脑旁边叫起来，按到病人床前“守着”。曾有一位病人手术后，蔡建强要求一名医生守床9个昼夜，每隔一小时发短信汇报一次病情。
“对病人关怀，不单纯是人文层面，还有很多技术参数、医疗指标，当然还有医疗道德”。有些来自长期临床实践的绝活，蔡建强的学生们叹为观止。
结直肠肿瘤患者手术后，会出现肠粘连，有时肠管转弯处折得太紧，肠内容物在肠道中不能顺利通过和运行，就会发生粘连性肠梗阻，严重者要进行二次手术。
一次，一位患者术后肠梗阻，大家都解决不了，面临二次手术。蔡建强赶来，用听诊器听了肠鸣音后，让患者平躺在床上，用双手给患者揉肚子，揉一会儿，再用听诊器听听，换个手法继续揉，再听，再揉……如此反复，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患者肠梗阻完全缓解，蔡建强满头大汗。
“一般医生都没蔡院长的手法和耐心”，毕新宇坦言，“有时医生揉十几分钟觉得枯燥，就把方法教给患者家属让他们继续，但蔡院长一定亲自揉，而且一边揉一边思考，不断变换手法和位置，最终患者免于二次开刀受苦。这样的病例在科里可不少”。
有一名学生，因为患者病情需要而加班守床。几天后，这个学生到医院教育处咨询加班补助事宜。蔡建强得知后大发雷霆，把学生叫过来只问两句话：“书还要不要继续读？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医德去哪了？”把利益作为医者出发点，这是蔡建强绝不能容忍的，“作为医生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书还读得有什么意义”？蔡建强眉头紧锁，不停地摇头。
他要求学生重温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对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精神概括的16字——“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写出对其中每一个词的思想认识，作出书面检查。
从1999年读研究生算起，毕新宇已经跟蔡建强21年。纵然现在自己也已成为特需门诊专家，逢蔡建强每周大查房时，毕新宇还是紧张不已。“他对治疗总是精益求精，在临床工作中总能发现我们没发现的细节，而这个出其不意的细节，又总击中要害。
比如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一位术后病人发烧，其实是腹腔有一处感染，我们也做了检查，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后来蔡院长来查房，一下看到，说‘腹膜有问题，需要做个穿刺’。穿刺后果然解决了问题。”
讲起蔡院长查房，毕新宇就忍不住紧张，手不停推眼镜。“蔡院长每次查房，都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是真紧张。”
平日，蔡建强对同事、学生好得全心全意，大家有事都先想到他。逢年过节，他会感谢每位医生家属对医院工作的支持。可如果有人在工作中出一点点对患者不利的问题，他就忍不住发怒。
毕新宇经历过，只因为一个对整台手术并无影响的不规范操作，他被蔡建强训斥：“你有没有想过这对患者有多大损害？！这不允许！”毕新宇回忆，那是发自内心的愤怒。
“不该逝去的生命就必须留住”
北京顺义结肠癌患者刘平夫妇，十几年间每隔一个多月就特意坐车进城，到肿瘤医院蔡建强办公室坐坐。直到几年前，老两口都年过七旬，蔡建强劝他们不论如何不要再辛苦奔波，这才勉强作罢。
2005年结肠癌手术以来，刘平的生命源于蔡建强22个昼夜的不间断抢救。
当时，罹患结肠癌的刘平，在肿瘤医院经多学科会诊确定没有其他部位转移后，由外科先行手术。手术很顺利，但术后第7天病人仍未排气排便，这不正常。再次会诊后，蔡建强为患者紧急实施造瘘手术。
术中，发现肠管牢牢黏在一起。历时8小时的造瘘手术依然没有让肠梗阻缓解，又经过一次手术，这才发现元凶竟是患者肠管对手术手套上的滑石粉过敏。“这样的病例很罕见，全国只发现6例，死亡率很高。”蔡建强说。
患者刘平有亲友在国外，影像学资料通过网络发过去，得到的回复是一片惋惜声。滑石粉过敏导致肠粘连，当时国际上也不超过10例，没有救治成功的记录。
蔡建强不信，带着几位医生守在病人旁边。抢救室的灯24小时亮着，生命体征监测仪不间断地滴滴响着，不管白天黑夜，蔡建强每隔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进行一次操作，不断刺激肠道，灌肠、贴剂、穴位按摩……其间进行三次手术，用尽办法避免肠道麻痹，消化道功能衰竭。
第22天，刘平生命体征平稳。
随后放化疗取得预期效果。之后，外科又领衔完成两次手术，经多学科协作，刘平终于从死亡线上逃脱。
诗人约翰·多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蔡建强有一个死命令：病人情况是否已经彻底无解？如果不是，那就绝对不能放弃。不管用什么方法、手段，一定要抢救。
医护人员要全面深入认知疾病，加强会诊、不懂就问、汇集多方意见，在统一思想指导下，把握各个环节，全面付出。
“类似情况很多，有的不是我处理的，但我们科只要遇到这个问题，都拼到底。很多病人真是我们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蔡建强极为看重医学人文精神，又反对空谈医者仁心。“过去总说人文是我们自己能接受的善良，但我认为，所谓医者仁心，是涵盖整个医疗过程中的医疗准则，是一种实践；是要把医者该做的事做好，把责任、技术和温度结合在一起。在医疗执行过程中准确执行医疗思想，想尽办法帮助患者提升战胜疾病的能力和心态。”
毕新宇牢牢记着蔡建强的一句话：“都说医生是天使，你要记得天使是长着一对翅膀的，一只代表医德，一只代表医术，少一个都不是天使。”
患者小健是19岁的大一新生。2015年，他患有母系传播的乙肝病毒导致的肝癌，且病情已到晚期，右肝巨大肿物13厘米。
当小健的病例出现在MDT系统里时，蔡建强知道，“会诊室内外的人，从他身上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讨论的是当下和未来，是如何留住生命；屋外亲人想到的是过往，是孩子叫出第一声爸妈，他掉下第一颗乳牙……”所有美好的回忆因为当下的痛苦而倍加沉重，也让拼命挽留这份美好的努力格外值得期待。
讨论后，MDT团队医生决定先为小健实施右半肝切除术。但他们也担心，毕竟是晚期，即使手术顺利，病人也会因可能的肿瘤复发转移到多脏器而生机渺茫。
历时4个多小时手术后，大家松一口气。毕新宇还记得，“虽然有转移风险，但完整切除了肿瘤，同时清扫了区域淋巴结，加上预防转移复发的治疗手段，相信他会有较长时间的生存”。
然而，小健术后三个月，他母亲也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对术后巨大的后续治疗费用缺口，一家陷入经济深渊。
治疗组减免了他们一些费用，仍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MDT全体成员发出“为年轻的生命募捐”倡议，不到一周募捐7万多元。
最后一次复查，小健给团队医生带来一张自己在校园拍的照片，白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那么蓬勃。蔡建强记得，小健说他已无遗憾，只是无法回报。
与病人一起度过艰难时刻，甚至最后时刻，医生难免动情。但不论怎样，总有些事情医生、患者及家属必须直面。蔡建强从不回避病程，不论多沉重，他都会如实告知患者或家属。
蔡建强所在的肝胆外科，患者百分之七八十从外地来，他理解患者和家属的不容易。“我们看到这些病人也很沉重，但再沉重，也要把病情程度讲清楚，绝不诱导，也不过度。
治疗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放缓的，有时是放弃的……医疗尽头，我们要经常给缓和医疗患者指导和安抚，尽可能在提高生存质量前提下，让患者病情发展再慢一些，痛苦再小一些，精神状况再强一些，对生活感受再深一些，给生命以最后尊严。”
安静时，蔡建强时常想起他送走的患者。他们有的平静离开，有的经过激烈抢救；有的走时安详，有的则带着诸多遗憾……奋力拉回他们的经过和他们最后时刻的样子，都一一清晰地印刻在他心里。
蔡建强把死亡分为三种——自然死亡、科学死亡和医疗死亡。自然死亡是生老病死，科学死亡是用尽医学技术和治疗手段仍旧无力回天。医疗死亡则往往出于医生认知或医术局限而导致，这是蔡建强无法接受的，也是极力要求医护人员提高技艺去避免的。
他不讲客观理由，只要求不该逝去的生命就必须留住，这总是督促着他奋力前行。“每个外科医生心中一定有一座墓园，这座墓园是需要时常祭扫的，这样才能源源不断有加强责任心、精进医术、提升治疗水平的动力。”（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4期）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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