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岔的自然环境可以简述为深山老林长流水。在插队的那几年，我们南岔一队的工分价值在晁峪公社中算是比较高的。这不仅源于我们知青和社员的辛勤劳作，也得益于南岔的山川树林提供的副业资源。像打核桃、打栗子、熏扫把、烧木炭、伐木料和拉锯扯板等副业活我队知青基本都干过。在我干过的副业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独自点窑烧木炭的全过程。
记得那好像是1971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周启寿队长带我去上沟阳坡上的炭窑场地装窑。路上，周队长吩咐我要干的活是劈柴棒，并帮他装窑、点窑、封窑等等，还说，到了黎明就可以出窑了。
我俩来到了窑场上，我就按窑膛的高度来劈柴棒，周队长开始装窑，将劈好的柴棒送入窑膛竖立着摆放好。这时因有社员要借领粮食，周队长给我交代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我仍旧继续将木材‘碎身数段’，并独自试着装窑。装完窑后，我一人躺在草袋上，感到无事可做，太阳也偏西了，兴致一高，继而就收拾了窑口，并‘试活着’点窑。而这一点窑就如同出弓之箭，不可能在中途停下了。因周队长还未回来，我只好机械‘试活着’进行引窑火、封窑口等操作步骤。在整个过程中人也做到了‘烟熏火燎何所惧’。当窑点着冒烟后，自以为学习了张思德，就沾沾自喜地等待周队长的到来。
傍晚，周队长回来了，说他老远就看见窑上边的出火扣‘烟囱冒烟了’。随即他看了看窑口的观火孔，既惊讶又高兴，夸奖了一番。我俩乘田还未完全黑，匆匆赶回张马沟口吃晚饭，高高兴兴等待着第二天黎明好出窑。
咳嗽，那天晚上的后半夜就着了‘坡火’。再扑火时，周队长一直心疼地唠叨着‘那窑场上已装好袋的炭呀’，他估计是全部烧掉了。尽管卖炭不让卖劈柴合算（好像十斤柴烧一斤炭，记得当时柴一分钱一斤，炭则八九分钱一斤），但是要完成公社的任务，做到‘只留温暖在人间’。而更实际的是那一窑炭就是队里的人民币，社员、知青还等着它换回来钱买盐买煤油呢。
当坡火基本扑灭后，周队长带领我们冲到窑场一看，没想到一切都好着呢，完全‘没麻达’。于是大伙就急匆匆出窑，盖土、装袋、运磨坊、装架子车等等。经现场勘察判断：这坡火可能是在封了窑口厚，未用土完全覆盖住点火的火种，夜里经山风一吹，点着了旁白树林里的落地浮叶而引起的。
此事至今想起有些后怕。由于当时我队有私自离开红军回家探亲的‘大叛徒’张金川，有抗战时去俄罗斯养伤的‘国军’军官巨德顺，还有参加国抗日战争中常德、长沙等战役的‘国军’士兵（壮丁）周启寿、付业光等，一级曾经发生国金兰珠被杀事件的复杂背景，还有知青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种子情况，所以庆幸当时此事未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就避免了一次‘百分之几’的人受难。真心感谢知青学长和社员们迅速有效地扑火，使得这次失火仅是一面坡火而已；也感谢当时善于处理‘突发事件’的基层干部，他们没有试图通过胡乱追查去获得所谓的‘无处不有处处有’之类的战果。南岔的生活经历对于涉世不深的我也是难忘的教育。因此，对于我曾打扰过的南岔人（包括知青和社员），我想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当年的过失。
那年，这坡上的林子还是照常生长，只是稀疏了些，因那坡火只是浮火，仅烧掉了灌木藤条枯叶而已。第二年，尽管我们已离开了南岔，始终放心不下的我，还是回队专门看了看火的山坡。只见那面坡上的树林叶子绿得发黑，更加茂密了。不过，打那年一号，似乎我妈队再也没烧那炭窑了。据自己了解，现在市面供应的多是采用由纯木屑制造的机制合成木炭，既节省木材，又减少烟气污染。
我真诚希望南岔的山林能更加茂密，让人们既能享受天然氧吧（山川森林小溪流水）的静谧，又能品尝野果（五味子、苦李子、羊奶子、野草莓、野山桃、山瓜驴皮……）的美味。
当年，由于形势和生活所迫以及自己的无知，我曾打扰了南岔的山林。而今要科学、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实行了封山育林，欲还南岔一个自然山林的原貌。到那时，我还会去再打扰它吗？我还能再去打扰它吗？我想我会去看看的，看看我曾经打扰过的南岔山林，轻轻地说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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