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一为作者）
高 中 岁 月
初业生
1971年冬天，我从于家庄联中毕业。虽然我在学校门门功课都是全校第一，但由于我家是下中农成分，所以大队推荐上高中的名单中没有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伤心地哭了，好几天都不想吃饭。后来，我大队有一位同学因家里缺劳力决定不去上高中，我作为替补名额被推荐上了高中。
报到的那天，我背着一床被子和一包袱烙煎饼来到鹿皋中学。学校座落在牛角山前的山坡上，是刚从彭家庄搬迁上来的。当时只有一排教室，第二排教室正在盖。学校四面开放，没有一道院墙。
我们报到的学生分成了两个班，一个班是三级一班，一个班是三级二班，我被分到了三级二班。我们三级二班的班主任是牟振邦老师，他是从临朐一中调到鹿皋中学的，他要教我们三级两个班的数学。
等学生到齐了，牟老师给我们排桌编组，并公布了班委成员。班长是聂文录，学习委员是蒋玉春，劳动委员是张恕荣，体育委员是曾宪庆，生活卫生委员是刘双勤。
牟老师安排好我们班后，已到了午饭时间。值日生从伙房挑来两铁桶热水，同学们用缸子舀上水，喝着白开水吃自己带的煎饼。偶尔也有同学吃着凉面饼或白馍，这些人算是学生中的土豪了。大部分同学都有一个咸菜瓶子，里边装了切好的咸菜条。稍高档一点的，就是用油炒的一瓶咸菜条。我一直不用咸菜瓶子，因为我吃的烙煎饼里已有油和盐。
吃过午饭，牟老师就给我们发书，并安排学习任务。牟老师要求我们先复习初中学的知识，过几天学校要进行摸底考试。牟老师最后说：“今天晚上就不上自习了，同学们吃了晚饭就背着行李去彭家庄睡觉。因为新校区宿舍不够，所以我们三级男生的宿舍安排在老校区。”
晚饭后，同学们都背着行李步行三里地，来到彭家庄老校区。我们三级二班的宿舍在老校院内南面第一排最西边的三间北屋里。宿舍里全是上下铺的双人木床，南北各一排，中间是走道。
我们背着行李走进宿舍，互相随便搭配上下铺。我和孙德喜同学睡在了宿舍东南角靠墙的那张双人床上，我睡上铺，孙德喜睡下铺。
我只盖着一床很窄的棉被，身子底下就是光木板，凉得像块冰。我将被子两边怎么往里掖，也隔不住凉床板。折腾了好长时间，还是冻得缩成一团，怎么睡也睡不着。
还是孙德喜同学最知道我为什么折腾。当我冻得睡不着的时候，下铺的孙德喜说：“初业生，你在上面盖得少，太冷了，你把被子抱下来咱俩伙铺吧！”
听了孙德喜的话，我就抱着被子到了下铺。孙德喜有被子和褥子，我再把被子盖上，我俩在一个被窝里通腿，那就暖和多了。孙德喜的热被窝，不仅暖和了我的身，还温暖了我的心。在以后的高中岁月里，只要天冷了我就和孙德喜睡一个被窝，再也没有当过“团长”。
开学后不几天，学校进行了三级同学摸底考试。这次考试没发试卷，也没公布分数。过了几天，我和同学们已把考试的事忘了。
有一天课外活动，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从明天开始，你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
听了牟老师的话，我感到很突然，说：“班里有学习委员蒋玉春，我还当什么学习委员。”
牟老师说：“学习委员就得学习好的同学担任，你在这次数学摸底考试中，分数最高。你不用再说了，蒋玉春同学我已和他谈了，我明天就在班上宣布。”
第二天一上课，牟老师在班上宣布了我当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的决定。就这样，我上学以来第一次当起了班干部，第一次当起了数学课代表。
我当了学习委员以后，心里总觉得对不住蒋玉春同学，好像我抢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其实我做梦也没有当学习委员的想法，是牟老师把学习委员的职务安在了我身上。
我觉得，自己既然当上了学习委员，那就更应该学习好。并且对每一门课程，都要学好。我要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为同学们做学习的表率。
我对数学、物理，有浓厚的学习兴趣。特别是数学，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所以我对它特别用心。
我对数学学习的方法是，先自己看懂课本上的例题，然后把课后练习全部准确地做完。等老师上数学课时，我就听看老师怎样讲课。有时老师一疏忽讲错一个问题，我就大胆的站起来纠正。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考满分。
对化学学习，我一开始感到不轻松。因为在初中时没有化学老师，我们的化学一点没学。所以学习高中化学很吃力，一开始我连氢元素符号H都不认识。我还曾对氢氧化钠分子式倒着读感到奇怪过。
有时在化学课上，吕传滨老师说：“你们于家庄联中来的同学，化学基础怎么这样差？”我说：“在初中时没有化学老师，我们连个氢元素符号都没学。”吕老师听了我的话，说：“噢！我说呢。”
为了学好化学，我就得多下点功夫。我先从化学元素符号学起，一个一个的强记，记它的原子量、化合价，在元素周期表的排序。我专门用一张纸抄了一份元素周期表装在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背几个。有时睡觉睡不着了，也拿出来看几个。
幸好高中有机化学和初中化学联系不太密切，我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就能跟上其他同学了。又过了几个月，我的化学成绩在班里就能名列前茅。
我的语文学习成绩不是很突出，但对作文课还是很喜欢，写出的作文还算通顺。我写的作文《禅堂脚下大寨花》，曾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读给同学们听。
但我也写过一篇很差劲的文章，那就是在全校学习雷锋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稿。
记得开经验交流会前，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学校要召开学习雷锋经验交流大会，你学习成绩很好，学校决定让你在交流会上发言，题目是《用‘钉子’精神，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听了牟老师的话，我说：“文化课还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牟老师说：“你别乱想了，就这么定了，你赶紧回去准备吧！”
回来后，我为写演讲稿犯了愁。要说学习雷锋，做点好人好事并不难。但要硬说学习成绩好与学习雷锋有关系，那就太牵强了。说真心话，我刻苦学习，是对数理化等课程很感兴趣。
没有办法，即便非要让写，那只能胡乱写点应付应付了。关于怎样学习的事，几句话就写完了，剩下的内容只能胡编乱造。最容易瞎编的内容就是写怎样想的，这个谁也不好说什么。结果，演讲稿写得空洞无物，假话连篇。所以，我在学习雷锋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让同学们听了觉得索然无味，那更不用说有什么教育效果了。
但那时候同学们还是以雷锋为榜样，积极争当先进青年。有的同学在初中时就积极上进，已在本大队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我也向他们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开学几个月后，我就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学校团总支经过几个月的培养考察，确定了一批发展对象。经上报公社团委批准，有一大批同学加入了团组织。而我这个学习标兵，优秀班干部却未列其中。
我一度很消沉，觉得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有时课外活动，是团员的都去参加全校团员生活会。我在教室里如坐针毡，什么东西也学不进去。我总在想是什么原因，没批准我入团？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某同学那里得知，我没被批准入团是因为我写的入团申请书和外调材料不一致。我父亲在国民党将领秦启荣驻防本地区时，给他干了两个月的勤杂工。后来大队出具的证明材料称，我父亲跟秦启荣干了两个月的勤务兵，此历史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申请书上写了我父亲历史清白，这相当于向组织隐瞒了历史问题。
知道了没被批准入团的原因，我更加悲观。认为两个月国民党兵的儿子，入团是没有希望了。但我还是感到很委屈，心里想：“给秦启荣干两个月杂活就是国民党士兵了？是士兵总得是在编人员穿军装的吧！再说，父辈的事与子女有何关系？”
就在我消沉、灰心、悲观的时候，校团总支书记王立田老师找我谈话。他教育我，入团条件重看本人政治表现，鼓励我放下包袱，积极表现。
王老师和我的谈话，就像甘露滋润了我的心田。我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表现，奋发向上。经过努力，我终于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光荣加入了共青团。
在学习上，我持之以恒地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在每次考试中，总分都是保持年级第一。只要班里评选“三好学生”，我总能把“三好学生”奖状拿回家。
我虽然学习成绩很优秀，但音乐和体育课很差。我五音不全，不识高低音，也不会发音。在音乐课上，同学们大声唱，我只滥竽充数，只张嘴不敢发音。要是老师让我站起来单独唱，那我就没辙了，只能胡乱唱几声，调跑出八千里，惹得同学们忍俊不禁。
在体育课上，全班就数我最笨。学习广播体操，老师教一遍两遍，同学们都会了。而我的动作还别别扭扭，有时动作和同学们相反，惹得同学们一阵大笑。有些跑、跳等体能测试，我会排在全班比较靠后。
像我这样的体育弱者，却曾是校排球队的队员，这让人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这个排球队员缘自班主任牟老师的爱屋及乌。
牟老师身材高、体格棒，他很爱好体育，尤其喜欢篮排球，排球水平很高。听说牟老师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校排球队的队员。
鹿皋中学刚组建排球队的时候，由牟老师当教练。牟老师可能认为，初业生同学学习好，排球也能打好。就这样，我被牟老师吸收进了校排球队，每天课外活动都到操场上练排球。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的发球、垫球、扣球水平还是不错的。但与比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一般比赛都不让我上场。正式比赛或上县里参加比赛，那就更不需要我参加了。
时间久了，我这个排球队员就慢慢被淘汰了。但我对排球的爱好不减，并养成了爱看排球比赛的习惯，尤其爱看中国女排的比赛。
我天生体质瘦弱，所以劳动课是我的弱项，特别是对轮流给伙房挑水的劳动，我更是打怵。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没有自来水，吃水靠学生轮流用水桶到弥河里去挑。
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才15岁，身体还没发育成熟。当两大铁桶水重重地压在肩上时，每走一步都摇摇晃晃。一担水挑到伙房，中间要休息好几次。
后来，随着身体的发育，挑水技能也有了提高。我能从弥河里挑一担水到学校伙房，中间一次都不休息。但后来我发育成了嶙身肩（轻微驼背），这可能是因为学习姿势不正或与挑水有关系。
在和同学们亲如兄弟姐妹的相处中，一晃两年快要过去了。本来我们1973年年底就要高中毕业了，但国家将学生冬季毕业改为了夏季毕业。这样，我们就得到1974年夏季才能毕业。
放寒假前，牟振邦老师给我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班会。在班会上，牟老师总结了全班一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表扬了一部分表现好的同学。最后，牟老师向获得“三好学生”荣誉的同学颁发了奖状。我也荣幸得到了“三好学生”奖状。
我回到家，把“”三好学生”奖状贴在墙皮黧黑的南屋正墙上，使破旧的房舍里有了一点新的彩色。我那时有点虚荣心，贴上奖状是为了显摆。自己也为能评上“三好学生”而感到自豪。
家里人对这张奖状根本不感兴趣，因为那时家里一贫如洗，吃的粮食还经常断顿。全家人希望年终生产队决算能分点钱，过年能买几斤肉吃。
结果，生产队年终决算我家分得的钱是负数。因为平时已多次向生产队借钱买粮食，借钱总数早已超过应分的钱数。我家没有钱过年，人人都不舒心，都不盼望春节的来临。
1973年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农历小年，也是我父亲的生日。没有钱买肉，我娘将我家唯一的一只公鸡杀了，加上面炸了，一半为父亲生日做菜，一半留着过春节。
这天晚上，我大爷、四叔、二大娘家大哥（二大爷已早年去世），都带着酒菜来为父亲过生日。酒席桌上的菜虽然很简单，但温暖的气氛还是其乐融融。
这时我坐在一个墙角黑乎影子里，心里闷闷不乐。过了年再上学要交三块五毛钱学费，我父亲说已交不起这个学费，决定年后不让我继续上学了。想到这里，我感到很悲凄，很难过。
生日的筵席快要结束了，我走出了屋门口。我坐在天井的磨盘上开始哭，并且哭声越来越大。我大爷和四叔听到哭声，便从屋里走出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哭着说：“过了年要交三块五毛钱的学费，我爷说交不起就不让我上学了。”说完，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大爷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哭了，这个学我们一定要上。”大爷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五块钱塞到我手里。“这五块钱你拿着，交了学费，剩下的钱买几个本子。”我从大爷手里接过那五块钱，紧紧攥在手里。
春节后，我又能按时上学了。这次差点失学的经历，让我更珍惜上学的时光。我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更加刻苦。
1974年5月，我们高中毕业了。因为当时实行的还是推荐的招生制度，所以我们只能回村参加农业劳动。
离校那天，我背起行囊，怀着对学习的无限眷恋，走出了鹿皋中学校园。我一步一回头，一步一落泪。我在心里深情地呼唤：别了，亲爱的老师！别了，亲爱的同学们！别了，我的高中岁月！
作者简介:初业生，男，1957年生，山东临朐人，退休干部，现在做初中数学辅导。退休后爱上文学，喜欢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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