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大明王朝有一条祖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被无数“明粉”视为骄傲，虽然这句话很霸气，但这可不是出自明朝祖训，而是出自明代明陈继儒所辑《宝颜堂秘笈》第十八册收录敖英所著笔记小说《东谷赘言·卷上》所云：
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千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其朝鲜、安南、琉球、曰本、占城、暹罗、满剌加诸国......奉法尤谨，朝廷待之，恩礼亦有加焉。呜呼，盛哉！
因此，这段话只是他的个人言论，不能代表明朝中央政府与皇帝的意志，更不是什么大明祖训，后来经过清朝人的总结就有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说法，而这也不是夸明朝，而是为了吸取明朝的教训。
比如说，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里，就批评了“天子守国门”的弊端——
“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其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哉？”
“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而险先失也。”
就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明朝曾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河北北部、辽西等地，还有一系列的都司和卫所，安置了很多塞王，比如辽王、宁王等等，也包括后来靖难夺权的燕王朱棣。他们节制大将，在北方边疆手握重兵，对付蒙古等北方敌人，成为国家屏藩。
但是大致从建文朝开始到正统年间，因靖难之役、削藩、边地环境恶劣难以从事移民和开发等原因。这些塞王和他们塞外控制的卫所，陆续被裁撤、塞王的藩国也改为安置到内地省份，明朝放弃了这些”外边“。
这才导致从永乐朝开始，出现“天子守国门”的现象，带来的却是国防战略上的严重被动局面。
已经成为国门的首都京师
至于“君主死社稷”则更是可笑，在著名明史专家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这样评价崇祯的“君主死社稷”:
在势如破竹的农民军包围北京，要求崇祯皇帝看清情势，及早投降，逊位的时候，崇祯自知已成瓮中之鳖，除了接受起义农民军领袖的要求外，只有死路一条。这时，他处于贪生之念与搏个“国君死社稷”的“美名”之间的矛盾中。
长期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极端的爱面子，阻碍了他接受杜勋转达的要求。朱由检的拖延不觉，超过了起义农民的忍耐限度，大顺军开始攻城，而此时勤王军队已无指望，而且京营兵更是不堪一击，于是，朱由检欲战不能，欲和不愿，只有坐等灭亡了。朱由检感到火烧眉毛了，他“徘徊殿庭，有所计无所出。”内官张殷忽然上前说道：“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连忙问何策？答道：“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朱由检大怒，一剑把张殷砍死。
直到此时，他还妄图突围逃命。他先要皇亲国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召集家丁护驾，得到的答复却是人心已散，无法可想。他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枪带着一批内官像没头苍蝇似的向齐化（朝阳），安定登门乱窜，但却碰壁而回。最后在煤山的一颗老歪脖子树上自缢，其尸体后来被大顺军移出宫禁，停在东华门外示众。
崇祯哪怕在北京城破时前一刻还想着逃跑，只是好面子不敢承担放弃祖宗基业的骂名，只能一拖再拖，而当他想要逃跑时，已经众叛亲离，无路可逃，只能选择一死了之。而就算是如此也没有得到起义军的谅解，尸体也被拖出示众。
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反而是明朝耻辱的印记，所以有人这样评价道“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
天子守国门，只因丧地万里，兵临城下，都门即成国门。君王死社稷，只因万民皆反，丧师百万，天下已无社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