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葆元
牛一入纸墨便成为文化的符号。检索了一下有关文字，古人对牛充满了怜悯。唐人陆龟蒙有一首《牧牛歌》唱道：“耸肩抵尾乍依偎，横去斜奔忽分散。荒坡断堑无端入，背上时时孤岛立。”诗人的观察是细致的，当牛奔跑的时候确实是斜着身子向前冲的。牛与农人相依为命，牛的命运就是农人的命运。这首诗颇有力道，看到了牛的今生和来世，然而目光冷漠，少了一些人文关切。
宋人孔平仲的《禾熟》就比陆龟蒙的诗多了些关怀：“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他写一头老牛，用一生劳作还了“耕耘债”，那么剩下的命运是什么呢？谁都明白它卧在夕阳里的时日无多。全诗充满悲悯，然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垦耕牛的精神。
在传统典籍中第一个弘扬牛任劳任怨又充满乐天豁达精神的是唐朝人韩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五牛图》。画中，五头犍牛姿态各异，神态安恬，仔细看牛的眼睛，目光炯炯，没有对劳作苦难的惧怕，更没有对自身命运的哀叹。五头牛健硕沉稳，甚至有些顽皮和欢愉，这是牛的画意与诗情。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的农耕文化维持了五千个春秋。韩滉画牛，画的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还有不屈不挠的垦耕精神，那是五头人格化了的牛。《五牛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高峰。韩滉不是一位职业画家，他首先是唐代的一位经济专家，镇守四方，平叛叛乱，德宗时拜相，为人清廉勤勉。他把这样的操守融入画作，他笔下牛的形象才深入人心。
赋予牛不屈精神的是鲁迅先生。他在《自嘲》诗中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炎凉世态中他借牛喻人，宣示了正直的立场。牛是有犄角的，它的犄角不是装饰品，而是战斗的武器。在长期的温顺中让我们忽略了它内心的尊严，以致忘了它具有的挑战精神，其实它不会永远像韩滉笔下的牛那样安祥，它也有愤怒，暴怒起来会冲撞，突破重围奔向它的安恬。只有对耕作的职责和一同耕作的人，它才俯首帖耳。
鲁迅似乎比韩滉更理解牛的精神，要独立的性格却不屑于华盖，要安恬却不屑于安逸，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一生。
我爱牛，爱它的忠厚，爱它的默默不张扬。学生时代每学期都有劳动课，须打起背包到农村去参加田间劳动，那里就有牛。出于好奇，我曾走近它，想抚摸一下它的脑袋，在我的感觉里它是迟钝的，没想到当手一接近它，它就灵巧地躲开了，眼神里充满警惕。
我想了一个办法，到河边拔了许多青草，捧着来到它面前，把青草送到它嘴边，这回它没有拒绝，伸出舌头只一卷就把一把青草卷到嘴里。我趁机拍了拍牛头，这回它没有拒绝，任我抚摸。我把一捧草都喂给它，在咀嚼中它和我成了朋友，伸出的舌头不再卷草，而是舔向我的手，那舌头向我传递了温和。
这时我和它有了彼此的对视，它眼睑温顺，不存在感激和答谢，一如既往地平视，并没有对施舍报以乞怜，也没有过分的热情。这就是牛。
我的一个同学对它却不友好，总在它身上寻找恶作剧的快乐，看到它立在田头，就拿一根小树枝抽打它。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容忍，不论打它几下，它都默默地挺立着，不吼叫不抗争，大有逆来顺受的架势。我呵斥那个同学：你闲得无聊，上田里使劲去，欺负一头牛干什么？
事情不久就发生了反转。第三天，我们干完一趟活，站在田埂上喝水，谁都没有看见那头牛什么时候过来的，它绕到那个抽打它的同学身后，一抬后腿，准确地把那家伙蹬了个大马趴，实实在在地趴到了田地里。我们哄然大笑，谁说牛不记仇，它怎么不踢我们，专踢残害它的家伙？
牛还是可爱的，它也有爱恨情仇。就凭着这种情商，它走进了我们的文化。民俗中的“打春”不是抽打春天，而是抽打耕牛。北宋时，开封府年年立春时节都要在衙门前用泥塑一头耕牛，叫“春牛”，开封市民折下柳枝轻轻抽打，这是在提醒人们：春天来了，睡了一冬的牛应该和春天一起苏醒了！经济生产永远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此时，汴梁城到处都有卖小耕牛的，人们买一头，预示来年丰盛，也是当时的一种民俗。
文化选择了牛，文化是不断发扬光大的。我们的生肖属性源自图腾崇拜，大约从原始社会就有了生肖的寄托，到先秦，把生肖意识用图画和文字固定下来，就这么传递了五千年。很多人喜欢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卜算自己的运程，什么财富运势、情感运势，甚至连跳槽都要测一测所谓的运势，我却说，牛不会见风使舵，牛也不会投机取巧，牛年的运势就是埋头于路，勤恳于耕，把握住自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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