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因为它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把这部经典视为圣贤书。《诗经》的经典性质是后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相比的。历代文人对《诗经》的学习，不只是在文学技巧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精神层面。《诗经》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所开创的传统首先体现在思想观念上。第一，《诗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关注社会、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的写实传统。《诗经》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感、道德感和政治使命感，构成了一种“风雅”精神强有力地引导后代诗人的创作。
“风雅”精神成为后世文学革新的思想武器，如唐代陈子昂，针对齐梁间“风雅不作”的弊端而提出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李白也对“大雅久不作”的现象发出感叹。《诗经》所开创的对不公正社会现实的讥刺与批判精神哺育了后世无数对民生疾苦具有同情心的诗人。唐代杜甫所倡导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写作态度，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就是继承《诗经》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很有代表性的诗论。第二，《诗经》确立了中国古代诗歌表达个人生活的抒情传统。如果把《诗经》里的诗歌分为以叙事为主和以抒情为主的两类作品，那么，“周颂”和“大雅”基本上属于前一类，而“国风”和“小雅”则属于后一类。
就整体上的艺术成就而言，《诗经》中的叙事诗不能和荷马史诗相比。《诗经》真正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它的抒情性，在于表达个人情感生活的丰富性。如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小雅·采薇》，写征人在还乡路上的哀苦之情，凄婉动人：惜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它不愧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典范性作品。“杨柳依依”四字可谓写尽杨柳姿态，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评价的：“写杨柳性态，无过《诗经》此四字者。”“国风”中反映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诗歌，有不少作品写得真挚感人，已经形成某种深刻影响后人的抒情范式，如《卫风·伯兮》写思妇对征夫的怀念感情深厚，其诗意常为汉魏以后的思妇诗所模仿。
《卫风·氓》写无辜妇女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被抛弃的悲惨遭遇，控诉男女在情爱生活中的不平等，其表达模式也为后世弃妇诗所仿效。《诗经》中的征戍诗，无论是表现保卫祖国的爱国情杯，还是抒发期待团聚的非战情绪，都成为诗史上游子从军诗、思妇闺怨诗借鉴的文学资源。第三，《诗经》创立了中国古代诗歌以赋、比、兴手法为主的艺术表达传统。《诗经》所开创的写作技巧是多方面的，在赋、比、兴三种手法中，尤以比兴手法颇具民族文化特色。比兴成为诗歌创作思维特征的一个专有概念，为后代诗人所广泛运用。比兴拓展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想像和艺术联想的空间，启发了中国古代诗人对兴象、寄托、意境、情景交融等诗艺的追求。
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建安诗歌、南北朝民歌等，都直接受惠于《诗经》所开创的比兴传统。比兴经过历代诗人的不断发展也逐步完善和提高。另外，在诗歌体裁、结构、格式、题材、语言艺术等方面，《诗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魏晋人擅长的四言诗以及后代流行的箴、铭、赞等四言文体，都是对《诗经》四言句式的继承和发展。后代诗歌的蝉联格源于《大雅·文王》，对答体始于《齐风·鸡鸣》，禽言诗则滥筋于《蹦风·鸱鸭》。总之，《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为诗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不朽的艺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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